唐前期一些非军事著作中，也有谈兵的内容。如《北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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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③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长短经》等书中，都有辑录、阐发兵学思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的编撰者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先秦至唐以来形成的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这种概括和归纳尽管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准确、完善，但毕竟这是兵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是一件对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都很有益的事情，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宋明时期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的出现，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弘文馆学士虞世南抄录。其中卷一百十三至卷一百二十六《武功部》为军事内容。该书将兵学理论体系分为论兵（军事基本理论）、讲武（军事训练）、征伐（战争观）、将帅（将帅修养）、谋策（用兵谋略）、号令（令行禁止之法）、阵（阵法）、骑（骑兵）、军容（军队威仪）、兵势（军队威势）、攻战（攻守谋略）、克捷（战胜后处置方法）、守备（战备）、御边（边防）、降伏（降顺要求）、功勋（庆功封勋）等16个方面。另外，还有关于旗帜、兵器、通讯工具等武器装备方面的内容。每一项中辑录前人有关言论、故事等。如，《谋策》中辑有：“谋谟为剑戟，策略为旌旗”，“上略伐智，下略伐势”，“武之善经，军之善谋”，“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不动犹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往如岳立”，“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每句话后面介绍语句出典及相关论述或事例，使之互相印证，以加深人们对这些军事原则的理解，便于读者分类掌握兵法谋略精要。另外，此书抄录大量古兵书之言，对于校勘兵书原文、整理兵书佚文等，有参考价值。
《艺文类聚》也是一部分类摘引古文献资料的图书。弘文馆学士欧阳询领修。其中卷五十九“武部”为言兵内容，内分“将帅”和“战伐”两类。“将帅”谈将帅的重要、将帅修养、将帅任用等内容；“战伐”讲战争的目的、方略等。两类中，分别摘前代经、史、子、诗、赞、表、论等之言以说明之。卷六十为“军器部”，分别介绍牙、剑、刀、匕首、铗、弓、箭、弩、弹、稍等兵器的有关知识。这种分类方法，旨在“摘其菁华，采其指要”①，反映了作者对兵学理论主体内容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兵学理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浸润。
《群书治要》是一部辑录经史百家中有关国家兴衰存亡重要言论的政书口魏徵主编。它不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那样分类辑录前人精言粹语，而是基本按照原著作名称排列，只是摘取作者认为其中之“精要”者。书内摘有《司马法》、《孙子》（在第三十三卷）、《吴子》（在第三十六卷）、《尉缭子》（在第三十七卷）、《三略》（在第四十卷）等兵书内容，另外还有一些非兵书的言兵内容。从摘录内容看，反映了作者偃武修文、重正轻奇等观点，如在《孙子兵法》题下摘录其文近千字，无篇题，一以贯之，并带曹注。选录的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爱卒、唯民是保、知彼知己等。作战指挥方面的内容所摘甚少；“兵者诡道”之类一无所取。
《长短经》和以上之书有所不同。它不仅辑录经典言论，而且有作者自己的阐发，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关于军事问题的观点。此书又名《长短要术》，唐赵蕤撰。据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赵蕤，梓州盐亭(今属四川)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具有隐操，不应辟召。《新唐书·艺文志》亦载，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时，召之不赴。《长短经》是一本谈论王霸经权达变之要的著作，内容与体例仿佛《淮南子》而又有某些发展。书成于开元四年（71 6年）。《长短经》作者自言此书共10卷。《四库全书》存9卷，缺第10卷《阴谋》。书中多论及军事谋略，卷九题为“兵权”，乃专门论兵之作。作者认为，“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举体要而作《兵权》云。”
此卷将古兵学理论视为一个整体，分门别类地列举其精要，以便读者阅读和掌握。卷内分24节，体现了作者对古代军事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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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阳询《艺文类聚序》。
系框架的认识。其内容依次为：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其中《出军》讲对战争的看法；《练士》谈军队指挥机关的组成和对士卒因材编组；《结营》言安营置阵；《道德》论将帅“恩养素蓄，策谋和同”；《禁令》说令行禁止之法；《教战》谈军事训练问题；《天时》讲对天气风候的利用；《地形》论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水火》谈水攻火攻问题；《五间》讲用间之道；《将体》论将帅条件和对将帅的考察使用；《料敌》谈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势略》言对兵势的认识与运用；《攻心》谈政治瓦解之术；《伐交》论通过外交斗争结友分敌；《格形》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略；《蛇势》谈因势制敌和内部团结之法；《先胜》论先胜后战原则；《围师》讲包围战术；《变通》谈根据形势灵活用兵；《利害》论利害转化问题；《奇兵》讲奇正之变；《掩发》谈突袭谋略；《还师》言战后“全功保首”。在作者看来，这24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兵学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分法虽嫌烦细，未能深刻揭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大致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主要方面都讲到了。
作者通过以上各节论述的主要观点是：1、用兵的目的是“诛暴讨乱”，“以义而诛不义”。2、在治军上，主张以“勇智仁信必”的标准选拔将领，任命后，君“不可从中御”，臣“不可怀二心”。而后，“简炼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备取所长”，组成军队的指挥机关。将对下既要蓄恩不倦，又须禁令严明，对士卒要严格教战，用其所长。3、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重天时、地形，以水火助攻；善于用间，明于料敌，长于任势，攻心为上，注重伐交，先胜后战；批亢捣虚，以形格势禁解杂乱纠纷；善陷士卒于“同舟”，以使军队成“率然之势”；围师故阙，以瓦解敌人困兽之志；机动灵活，善于“变通”，以奇兵制胜。另外，该书还主张，人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要注意“全功保首”，人主则要以高位显功赎买他们手中的军权而不丧其身等。这些思想在其以前的兵书中大都论及，《长短经》博采其要，进行分类综合，便于人们系统掌握兵家要义。但创新思想较少。
总之，冷兵器时代的兵学研究至唐代向总结性、阐发性、可操作性方向发展。《卫公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一些非兵书言兵内容基本体现了这些特征而各有侧重。如《卫公兵法》将《孙子兵法》等古兵书中提出的许多军事原则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发，提出了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和规章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侧重于对《孙子兵法》某些军事原则的理论阐发，特别是对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范畴论述较详，有些有独到的见解，以理论性见长。《长短经·兵权》等则偏重于对军事理论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以使之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便于人们分门别类地掌握古兵法之精要。总之，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既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又有较强的适用性，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