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军是皇帝的亲军，负责保卫京师和宿卫宫廷。唐初，军事制度基本沿袭西魏、隋以来的府兵旧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整顿和发展，这时的禁军即统辖于南衙十六卫的在京番上府兵。府兵制破坏后，南衙诸军仅存空名，禁军则指北衙诸军，主要是神策军。它实际上是一支由宦官统领的朝廷军队，唐代宦官集团之所以能够专擅朝政，控制皇权，根本原因就在于控制了禁军兵权。
一、禁军的性质及其沿革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云：“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由此观之，唐朝禁军由两个系统组成，即南衙十六卫的番上府兵，他们是唐前期宿卫京师的主要武装力量；北衙禁军是专职保卫天子的禁军，在唐后期他们不仅负有宿卫京师的责任，而且还肩负着征伐野战的任务。广义的禁军包括南、北衙，狭义的或者说更严格意义的禁军则指北衙禁军。
在唐高祖、太宗以及高宗前期，宫廷、京师宿卫主要由南衙卫兵充任。龙朔二年(662年)，改左右屯营为羽林军，标志着北衙的出现，此后北衙作用渐重。府兵制崩溃后，一度由彍骑宿卫京师，开元十六年（728年）把彍骑弩手抽出来并入羽林军飞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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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彍骑进一步削弱，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天宝八载（749年），“彍骑之法又稍变废”①，彍骑之名，也罕见于史册了。南衙诸卫渐成空设，尽管直至唐末十六卫名称仍然保留，然徒具空名而已。北衙禁军成了唐中央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唐朝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军事支柱。
唐高祖武德初年统一关陇后，把渭水北岸白渠灌溉的绝户肥沃良田，分配给跟随他从太原起兵的军士。这批兵士原有6万人，其中3万因不愿留居关中而被遣散回乡，其余3万称“元从禁军”，给予土地，留居关中，任务是宿卫宫禁。元从禁军年老后，由其子弟替补，因此也称为“父子军”。又由于他们主要守卫玄武门（即北门）一带，故称北门屯兵。北衙禁军就是从北门屯兵发展而来的。
唐太宗贞观初年，从北门屯兵中挑选出精于骑射者百人，一年分两番，每番6个月，在北门（玄武门）长上宿卫，称之为“百骑”。每当皇帝出猎时，百骑皆“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是皇帝的贴身警卫。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为了加强宫廷宿卫，又把员额扩充到千人，并以“户奴”来补充，称为“千骑”，分隶于左右羽林营。唐中宗景龙元年(207年)，中宗又扩充千骑为万骑，分为左右营，各置使以统率之。虽然左右万骑营已初具成军规模，但在组织上仍属于羽林军。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把万骑营从左右羽林军分出来，独立自成一军，称为左右龙武军。其建制以羽林军为标准，“官员阶品、人数、职掌，如羽林军也”②。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北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其兵士称“飞骑”，这一调整使北门屯兵的力量有所加强。左右屯营由诸卫大将军、将军统领。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置大将军备一员，将军备两员，以下置长史、参军、兵曹等官员，人数、品秩皆如诸卫。左右羽林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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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
左右龙武军合称为北门四军，它的出现，标志着唐朝北衙禁军的发展臻于完整。这是唐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的重大措施，也是唐王朝健全中央宿卫体制的实际需要。北门四军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武则天末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羽林军举行政变，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使中宗复辟。唐玄宗也曾利用万骑的力量翦灭韦后”拥立睿宗，从而使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在这些事件中，北门四军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唐代警卫天子和京师的南北衙军队，是直接取法于汉朝的南北军形式。元代学者胡三省指出：“南军，十六卫军；北军，羽林及万骑也”①。南衙十六卫归宰相管辖，唐朝统治者在南衙诸卫之外另建北衙系统，目的是通过南北军的互相牵制，加强朝廷对军事力量的控制，确保封建政权的巩固。因此，北衙禁军最初统辖于天子，此后则由天子家奴宦官来统率，这种体制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的。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这支部队主要由跟随肃宗到灵武的兵士和回长安的官吏与禁军子弟组成，也称“神武天骑”。其官员的人数、品秩同于北门四军，与北门四军合称为北衙六军。肃宗还设置了殿前射生左右厢，选择善骑射者千人充之，又称供奉射生官。不久，殿前射生左右厢扩充为左右英武军，代宗时又号称为宝应军，德宗时改称为殿前射生左右军，寻又称为左右神威军。加上代宗时设置的左右神策军，总称为北衙十军。肃、代之际所置禁军还有长兴、宁国、威武、威远、骁骑等。由于当时局势动荡，禁军废置不一，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除个别的外，其余不可稽考。
唐后期北衙禁军除神策军外，其他皆名不副实，论其兵力、地位，和唐前期都有显著的区别。元和二年(807年)，罢去左右神威军，合为一军，号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并入左右神策军。广德二年（764年）敕，“左右神武等军，各一千五百人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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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胡注。
额，左右羽林军，各以二千人为定额”①。连同左右龙武军，估计约万人左右。而天宝时仅左右羽林军就有1.5万人。可见北衙六军已严重衰落，兵力所剩不多了。唐德宗贞元（785～805年）以后，宿卫主要依赖神策军，北衙六军虽然仍列营禁苑之中，由于兵力寡弱，其主要职能已不再是宿卫，而是以天子六军的名号装装门面，充任仪仗而已。德宗时，令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军各置统军一人，秩从二品，阶品虽高而无职事，成为军将迁转升任或“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②的阶梯而已。
二、神策军的兴立及作用
神策军原为西北的一支戍边军队。唐玄宗时哥舒翰击败吐蕃，在天宝十三载（754年）置神策军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磨环川，以成如璆为军使，统兵戍边，防遏吐蕃。安史之乱起，成如璆派卫伯玉率千余人赴中原参战。乾元二年（759年），九节度兵败邺城后，神策军退驻陕州，防备安史。不久，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和继任者郭英义先后调离，神策军权遂为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所控制。在这期间，鱼朝恩把陕州节度使所辖军队并入神策军，使其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大军。由于神策军故地已为吐蕃所攻占，于是便长期驻扎陕州。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入长安，禁军溃败，代宗仓皇奔陕，“朝恩率神策军以迎，兼护车驾，幸其营焉。京师克平，朝恩以所统军归于禁中”③。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军队再次进攻关中，“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寝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④。至此，神策军正式成为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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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
②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
④《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据《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载，兴元元年（784年），神策军分为左右厢。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同时还设置大将军各一人，正二品；将军各四人，从三品。十四年，又设置统军各二人，正三品。据《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四上》载，神策军的重要官员还有“护军中尉各一人，中护军各一人，判官各三人，都句判官二人，句覆官各一人i表奏官各一人，支计官各一人，孔目官各二人，驱使官各二人。自长史以下，员数如龙武军”。最高统帅为护军中尉，神策将吏皆受其节制。由于神策军分屯在京师、畿内与关中要塞之地，所以在两护军中尉之下设左右神策行营，分统京畿和所在地区军队。这样，神策军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唐后期，由于朝廷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的局势使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握的、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加强神策军势在必行。根据史籍记载，神策军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扩编。一次在代塞大历(766～779年)初年，主要收编了平卢镇邢君牙部、阳惠元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镇郝廷玉部、侯仲庄部等。这些军队都是久经沙场，极有战斗力的藩镇部队，使得神策军势力大增。另一次在德宗贞元(785～805年)年间。主要收编镇国镇骆元光部，朔方镇李朝采部，河东镇符磷部等。又以“神策行营”的名义，强行把京畿和关内的诸军兼并，如凤翔镇、银夏镇的军队等。另外，还招募了部分新兵，如神策军使白志贞从京师曾一次招募3000人；宰相李泌把因陇右失陷而留居京师的西域朝贡酋长，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孙4000人，尽数召入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①。此后，还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小的扩编，使神策军的兵力达到15万人。到唐穆宗初年，“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人”②，为神策军的全盛时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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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七。《王锷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
③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神策军主要成分为原藩镇军队或边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新招募兵员人数较小，不是神策军的主力。
神策军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禁军，也是一支朝廷直属的野战部队。
神策军布防不同于以前主朝禁军，早期主要驻扎在京畿道一带。在唐代宗时期，神策军驻地可以考知的，除京城长安外，还有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属陕西）、好畴（今陕西乾县东）、麟游（今属陕西）、普润（今陕西麟游西北）、兴平（今属陕西）、天兴（今陕西凤翔）、鄂县（今陕西户县）、陕州等地。《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载：“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把神策军的驻防说得比较清楚。德宗时神策军驻防之地有所扩大，至唐宪宗时期，除京畿地区外，扩大到关内道。根据胡三省注来看，左神策军驻扎在京西北8镇，即普润镇、崇信城、定平镇（今陕西长武东北）、归化城、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南）、永安城、郃阳县（今陕西舍阳县）；右神策军驻扎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今甘肃崇信东南）、庆州镇（今甘肃庆阳）、怀远城（今宁夏银川）等5镇①。此后，虽有变化，但不出京畿、关内一带。
神策军主要军事任务除保卫京师外，还有以下三项：第一，随时奉命征讨。在唐中央讨伐叛乱藩镇的战争中，神策军多次奉命出征，如对魏博镇田承嗣、淮西镇李希烈、成德镇王承宗、西川镇刘辟等的讨伐。德宗时朱泚之乱，也主要是靠神策军平定的。故《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说：“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第二，与防秋诸军相互策应防御吐蕃。从上面所述的神策军驻扎地看，多分布于京师西北，其军事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关于神策军与吐蕃的作战，后有专文论述。第三，监临关内诸军。由于京西北地区是唐王朝的重点防御区，是抗击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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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四月胡注。原文残缺，少一镇。
蕃的前线，这里又靠近京师长安，所以唐统治者对这一区域非常重视，驻扎有重兵。在这些军事驻扎地区犬牙交错地布置神策军，除了互相策应对吐蕃作战外，同时也起到了监临诸军的作用。自唐德宗贞元（785～805年）以来，京畿和关内地区保持长期稳定局面，消弭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动荡形势，这和神策军的监临作用是分不开的。
由于唐廷拥有神策军这样一支庞大军队，所以，一般藩镇对之不敢过分睥睨，同时也阻遏了吐蕃的侵扰，保障了京师的安全。神策军是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得以继续维持100多年统治的重要保证。唐文宗时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说：“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唯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宝。”①这个评论是符合史实的。
唐穆宗以后，神策军渐渐腐化，战斗力下降。神策军的腐化孕育于其极盛之时。由于其拥有许多特殊权利，故促成了其自身的腐化。神策军至少在三个方面享有特权：第一是给养三倍于其他军队，还经常得到一些额外赏赐。从代宗以来，每次大赦都要厚赐神策军。每个新皇帝即位，也要犒赏神策军，如穆宗即位，“赐左右神策军士人钱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②。由于神策军待遇优厚，对其他军队颇具吸引力，乐意隶属神策军麾下，称之为“神策行营”。第二是在其将吏迁转升任方面有优先权。据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③当然，他们的这种优先权利也得益于护军中尉的偏爱和关照。第三是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权。唐制，京师各机构、各部门，每季派御史巡按监察。后来由于禁军地位特殊，御史皆不敢去巡察。贞元十九年(803年)，监察御史崔远不了解这种变化，进入了右神策军驻地，结果被杖四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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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五年正月。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九月。
放外州。说明皇帝已承认神策军在法律上的这种特权地位。这些特权不仅促使神策军日益腐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某些藩镇发动叛乱的借口。唐朝末年，藩镇势力屡次进犯京师，常以翦除宦官为口号，而这时的神策军将吏大都卷入宦官集团中去。由于穆宗以后，神策军很少外出征战，驻扎京师日久，军士多习杂戏、角觚或游乐射猎，建造宫阙，军纪日益败坏。其普通军士也非当年善战的边兵，多以工商富家子弟充任，不堪一战。封建统治者给予神策军特权，目的是让这支军队为维护封建统治发挥更大的作用，却适得其反，促使其走向腐化，丧失战斗力，这是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
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入关，僖宗仓皇南逃入蜀，左右神策军或溃败，或为藩镇招谕收容。后宦官田令孜另招神策新军54都，每都千人，以都将分领。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攻长安，昭宗“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谨，乃引去”①。天复二年（902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进入关中，次年击败李茂贞，逼昭宗杀死大宦官韩全诲等20余人，把残余的神策左右军的兵士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六军，“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②。至于所谓六军，实际也是“名存而已”。
三、宦官操纵禁军
（一）唐朝前期禁军控制权转移之回顾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以前，北衙尚未成军，禁军统帅权皆在十六卫大将军之手。龙朔二年之后，北衙的左右羽林军已经建立，其统帅权逐渐发生转移。武则天执政时，有意削弱十六卫大将军的地位，以种种借口诛杀了卫大将军十余人。她又紧紧抓住左右羽林军，依靠其力量废中宗，大杀诸王。武则天、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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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唐中宗皇后）执政时期，还多用本家或皇亲充任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唐睿宗是依靠唐玄宗李隆基和诸王的力量上台的，当时是岐、薛二王分掌左右羽林军，对此他极不放心，即位后就下诏规定：今后诸王、驸马不得典禁军，现任者改任他官。剥夺了诸王的禁军统帅权。唐玄宗是依靠禁军和诸王的支持而取得政权的，但是他对诸王并不放心，表面上对诸兄弟亲密无间，然实际上戒备甚严，绝不任以任何职务，更不用说允其染指禁军。这样，军将、外戚、诸王、驸马等都在不可信任之列，禁军兵权已非宦官莫属。
唐初，元勋宿将为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皇帝利用他们掌握兵权，尚不疑惑。武、韦时期，以女主君临天下，对军将的信任度下降，则多用本家、亲信掌握禁军。睿宗、玄宗时期尤忌诸王，因为宗室靠血缘关系有争夺皇位的可能，而外戚靠姻亲关系也有篡位夺权的可能，军将依靠武力也可能夺位，这种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为君者不会不引起警惕。宦官为皇帝近侮、‘‘家奴”，又是“刑余之人”，在皇帝看来，自然无篡位之嫌，把禁军兵权交给他们，则皇帝放心。唐德宗设立护军中尉后，曾对窦文场说：“朕今用尔，不谓无私。”①公然承认自己授受禁军兵权是出于私心和偏爱。皇帝为什么独独偏爱宦官呢？根本原因在于他既是自己亲信又不可能篡位，用宦官典禁军就如同亲自统帅一样。
（二）宦官掌典禁军制度的形成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开始以宦官任诸卫将军，如任大宦官高力士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并把一些亲信宦官升为三品将军。但北衙禁军之权尚未轻授宦官。肃宗、代宗时，惩藩镇专兵之患，对军将更加不信任，宦官李辅国因拥戴肃宗之功，开始掌管禁军兵权。李辅国之后又有宦官程元振掌管禁军。但他们都是以“判元帅行军司马”的职务而典军的，这种职务属暂时管摄，故宦官还不能常主北衙兵柄。神策军成为北衙禁军后，代宗即以大宦官、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知神策军兵马使”，又以宦官骆奉先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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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十-》，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
策军容使，直接统率神策军。兵马使为武职军将，由宦官充任，这是不多见的。鱼朝恩死后，由其爱将刘希暹、王驾鹤先后掌管神策军。唐德宗即位后，起用军将白志贞掌管，宦官一度失去了北衙兵权。泾原兵变发生后，德宗以“禁军仓促不及征集”①为由，罢去白志贞北衙兵权，将其流放，禁军兵权重新落入宦官之手。唐后期禁军以神策军为主，其他军队只存名号而已，故所谓对禁军的控制，实际上只是指对神策军的控制。
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为征讨叛镇途经长安，因朝廷赏赐太薄而发生兵乱，奉闲居长安的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帅，禁军逃散，无人御敌，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当时，文臣武将或逃亡、或投敌，侍从宦官却无一人叛变，忠心耿耿，随驾扈从。德宗由此深信，只有宦官最可靠，于是把神策军交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率。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军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之职，由窦、霍分任，“以宠中官”②。十二年，“以监勾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勾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③。从此以后，以宦官典禁军便制度化了。“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④。
窦、霍之后，宦官杨志廉、第五守亮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至唐末，禁军统帅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宦官集团手中，神策军将吏多由忠于宦官者充任。顺宗时，以王叔文、王侄为首的革新集团试图夺取神策军权，“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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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
②③《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
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①。范希朝、韩泰的任命，当然是顺宗批准的，但当宦官们意识到这实际是一次兵权转移行动时，竞置皇帝之命于不顾，致使革新集团这次行动失败。
（三）宦官掌典禁军的影响与危害
第一，使宦官集团长期控制皇权。唐朝自穆宗以后，天子多受制于宦官。穆宗以后共有九帝，其中，除敬宗、哀帝外，其余均为宦官所立。敬宗虽不是宦官拥立，但却死于宦官之手。宦官集团之所以能掌握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神策军兵权，以神策军为工具控制皇权。皇帝让宦官代表自己掌握禁军的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然而，当宦官一旦兵权在握，地位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成为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却是始作俑者所未能料到的。
第二，操纵朝政，使政治更加黑暗量由于宦官是所谓“刑余之人”，身份低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文化，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才干，他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和地位，必然要不择手段地残酷打击政敌，贪婪地攫取财富。宦官集团利用禁军控制皇权，又利用皇权操纵朝政，权势很大。他们多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恶不作。凡触犯他们利益的人则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如文宗时，宦官仇士良以“甘露之变”为借口，出动神策军，大杀朝官，死者六七百人，朝中几乎为之一空。皇族贵戚的命运也操在其手，仅仇士良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②。其他宦官无不如此。宦官专权的结果，使唐朝政治更加腐朽、黑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
第三，使封建割据局面更加严重。宦官专权以后，地方藩镇的节度使任命多操纵在其手中。史载：“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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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三五一《王叔文传》。
②《新唐书》卷一〇七《仇士良传》。
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①。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二是造成了藩镇对朝廷更加离心离德。襄阳节度使来琪因拒绝宦官的某些要求，后被借故诛杀，致使“天下方镇皆解体”②。宦官的贪财受贿还激起藩镇的反叛。如“李宝臣方奉命讨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马承倩劳之，宝臣赠绢少，承倩呵而掷于途，宝臣顾左右有惭色，．‘于是转与承嗣连衡拒命矣”③。唐末不少藩镇都曾以诛宦官为名，举兵进攻朝廷，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宦官集团的倒行逆施不仅激化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唐王朝在两种矛盾交织发展中趋于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