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到了开元末年至天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旧的事物已被破坏，新的尚在产生之中。如均田制已经破坏，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赋税制度仍沿袭租庸调制，使得农民不堪重负，激化了阶级矛盾。府兵制也破坏殆尽，募兵制代兴。沿边设置节度使，屯驻重兵，形成“内轻外重”的军事布局，加上连年的开边战争，激化了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大肆挥霍浪费，军事开支浩大，加深了财政危机。唐玄宗和执政的宰相们不能够正视这种社会现状，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得社会危机愈加严重。
一、均田制的破坏与阶级矛盾的加剧
均田制的破坏是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初的均田令虽然规定永业田、口分田不准买卖，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准许贴卖，如当时规定：身死家贫，无法承担埋葬费用者，允许卖永业田；自愿迁往宽乡（地多人少地区）者，允许卖口分田；如果已卖掉住宅、邸店、碾硝者，虽然并不迁往宽乡，也可卖口分田。诸田在主人服远役或外任，无人守业的情况下，也允许抵当或典卖。由于法令中有一些可以允许买卖土地的条文存在，就为地主、官僚大肆兼并土地开了口子，他们可以寻找种种借口，合法或非法地兼并农民土地。
从武则天、唐中宗以来，土地兼并渐趋盛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对土地的贪欲也越来越凶，他们凭借势力，侵占民田。到唐玄宗统治时期，占田之风更盛，所谓“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①。如工部尚书卢从愿“占良田数百顷”，人称“多田翁”②。礼部尚书李橙和吏部侍郎李彭年因为广占土地，被人称为有“地癣”③。贵族、官僚还用“借荒”的名义，侵占“熟田”；或者借口设置牧场，侵占大片山谷，或者以“典帖”的名义把土地买下。由于大量土地被占，大批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在天宝十一载（752年）下诏，禁止在两京（长安、洛阳）500里内设置牧场，再次重申“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声称要对“浮逃人”计口授田④。然而，在王公、贵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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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二《食货典二》。
②《新唐书》卷一二九《卢从愿传》。
③《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橙传》。
④《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
僚兼并土地成风的时期，法令也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挽救均田制崩溃的趋势。
在农民大量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国家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改变，仍然要求每丁每年缴纳租粟2石、调绢2丈、庸绢6丈，其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此外，农民还要负担繁重的差科和兵役。国家规定民夫每年要轮番去衙门公廨充任“防闷”、“执衣”、“白直”等差役，如果不去应役，要出代役钱，每丁每月208文。差科通常是传送文书，护送往来官吏，充作驿夫和纤夫，护送马匹，修筑城戍，运送粮食、物资等。如果损失运送物品，护送人要赔偿，有延误则要受处罚。繁重的差科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
在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好流亡异地他乡，“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①。当地地主对待这些客户非常苛刻，或“薄酬其佣”，或视若“家僮”，极尽压迫奴役之事。当时，农民逃亡较多地方的官吏是要受到处分的，故“州县惧罪”，“耻言减耗”；不把逃亡者的户口从户籍簿上注销，其租庸“令近亲邻保代输”②。这些近亲邻保不堪重负，只好也随着逃亡。破产农民除了以逃亡为手段来反抗官府剥削外，化为“流贼”，武装反抗的也不少。只是因为当时统治阶级控制尚严密，还没有汇成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对付农民逃亡，唐朝廷曾多次派遣官吏到全国各州“括户”，仅开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年），就检括出逃户80多万户，．未检出的尚不知多少。可见当时逃户问题多么严重。不管唐朝廷采取什么措施，农民逃亡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敕令也不得不承认：“俾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贪窭日蹙，逋逃岁增。”③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相当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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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
②《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听逃亡归首敕》。
二、政治腐败与奸佞专权
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本人已完全失去了前期励精图治的锐气，一心想做太平天子，在思想上由原来的不信神仙祥瑞转为深信、迷信。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年），玄宗迎“自言有神仙术”的张果入宫后，“上由是颇信神仙”。胡三省说：“明皇改集仙为集贤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住刚深信矣。”①唐玄宗还在宫中造“真仙之像”，每夜焚香顶礼。又令道士采药饵，炼仙丹，崇尚长生轻举之术。在生活上他日益腐化，终日沉溺于歌舞声色、盛宴美酒之中。开元二十三年，他在东都洛曰“御五凤楼酺宴，……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帅所部音乐集于楼下，各较胜负”②。喜爱音乐甚至到了上朝听政时，有时怀揣乐器上下抚弄。致使朝廷百官也竟投其好，“皆喜言音律”③。把军国政务全都委托奸相李林甫等，使他们长期独揽朝纲。
唐玄宗早年宠爱能歌善舞的赵丽妃。因此立其子李瑛为太子。开元中赵丽妃人老色衰失宠，他又宠爱武惠妃；武惠妃病死后，又迷恋杨贵妃。杨贵妃名玉环，本是玄宗十八子李瑁的妃子，玄宗见她美丽，先把她转为道士，号太真，后迎入宫中，天宝四载（745年）立为贵妃。由于杨贵妃的关系，杨贵妃的3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从兄杨铦、杨锜，皆封高官。“四方赂遗，其门如市”。有的人因为善献殷勤，“致擢居显位”④。杨贵妃另一从兄杨国忠，就任宰相，身兼40余职，铨选官吏，于私第“暗定”，“贿赂公行”⑤；为讨贵妃欢心，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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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
③《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
④《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⑤《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有限极”①。仅3位国夫人的脂粉钱，每年要各赐钱百万。杨氏兄妹的府第，皆仿富室建造，每建一堂，费逾千万。其他珍奇或贡献，皆多赐于杨氏兄妹，使者前后竟不绝于路。《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说：“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还多次带领贵妃及杨氏兄妹临幸华清官，铺张排场之大，世所罕见。此外，玄宗还对其他宠臣大肆赏赐，如把全国一年的农业财政收入全部赏给李林甫。为安禄山营造府第，不限财力，只求壮丽，“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②。为了满足玄宗的侈糜需要和赏赐无节，主管财政的官员更加肆意刻剥，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源源不断运入长安，因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后人评论说：“明皇暴敛而横费之，其不爱惜如此，安得无祸乎！”③
李林甫出身于唐宗室，史称“林甫面柔而有狡计”④，是一个精明阴脸而又极富野心的阴谋家。他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入相以来，连结武惠妃，欲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五月，太子李瑛被废，不久赐死。同年十二月，武惠妃病死，寿王瑁失去靠山，不能立为太子。玄宗另立第三子李玙（后改名亨）为太子，即后来的唐肃宗。李林甫与宦官相勾结，宫中动静必先告知林甫，林甫有意先奏，深合玄宗心意，以此更得玄宗恩宠。他采取种种手段，排挤打击朝中正直官员或异己者，杜绝他们入相之路。又怕边帅出将入相，劝说玄宗重用蕃将，充任边帅。蕃将极少精通汉文字，自然没有入相的可能，就不会破坏自己专权的局面。李林甫还重用酷吏吉温，屡兴大狱，杀害了户部尚书裴敦复、刑部尚书韦坚、户部侍郎杨矜慎、陇右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等。尤其是他迫害著名将领王忠嗣，使其遭到贬逐，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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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正月。
③《唐鉴》卷五。
④《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死亡，对唐朝廷后来平定安史之乱造成极不利的影响。李林甫前后把持相位19年，在朝中结党营私、贪赃受贿、阻塞贤路、逢迎天子，又极力拉拢扶持安禄山，使得当时政治更加黑暗，社会矛盾激化。后人评论说：“荡覆天下，林甫为之也”①。认为他迷君误国，是造成天宝之乱的祸首。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专权，使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唐朝的危机加深了。
三、战争频繁与财政日蹙
早在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即位不久，就不听朝中诸臣的劝告，拜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长史兼和戎（今山西大同）、大武（今山西代县北）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为相，率军6万进攻契丹，结果唐军大败，死者十之八九。这已经暴露了玄宗“轻于用武”的心理。到了开元末年，国力有所增强，玄宗的黩武思想再度膨胀，所谓“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②。天宝元年(742年)沿边设置的10个节度使、经略使，共拥有军队49万多、马8万匹。自天宝以来，“师旅数起”，边将或邀功贪赏，无端寻衅，或凌辱少数族人引起反抗，或为扩张领土挑起战端，牺牲了大批军士的性命，耗费了巨额资财。如为了夺取战略意义不大的吐蕃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杨国忠贪图边功策动的对南诏战争，前后死亡20多万人，“只轮不还”。其他如安禄山之败于契丹，高仙芝受挫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的江布尔城），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玄宗还改变了建唐以来边帅不久任的制度，常常10余年不易其人。这样，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将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结党营私，扩充力，组织叛乱。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唐代天宝之乱，原因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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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贽：《藏书》卷五十九《贼臣传·李林甫》。
②《唐鉴》卷五。
边兵之重，要为其大者。”①确有一定道理。~
由于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大肆挥霍浪费，加之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使得唐廷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如开元初年，边防开支每年没有超过200万贯。到天宝时代，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彍骑、健儿的军需家粮等等一切都由官家供给，就是团结兵也要支付津贴，导致边防军费大大增加。开元末军费为1000万贯，天宝末已达1400～1500万贯，较之开元初年增长7倍多。天宝时代，运送诸道节度的军粮达1000万石，仅河东、幽州、剑南3道的军粮就达190万石。另外，西北沿边数十州，多屯驻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②。为了和籴粟米，官府以绢布支付，每年支出绢布360余万匹。边防军士的衣服用绢布，每年共需530万匹，还有其他军需项目开支210万匹，总计每年边防军费仅绢布一项开支，就达1100多万匹之巨。
天宝以来，边镇将帅为了笼络军士，凡有微功，即授官爵，久而久之，致使行伍间“无白身者”。河北、陇右、朔方等道诸郡，官仓积贮粟粮，多者百万石，少者不下50万石，由于支付官禄，到天宝末年已告罄矣。同时，唐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也需数目浩大的费用支出。以关中为例，仅稻米一项数目增长就非常之快。唐初每年漕运租米入关中不过20万石，开元中已达250万石，增长了10多倍。如此巨大的开支，造成了唐政府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也使广大劳动人民苦难日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