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最后虽然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朝廷集权遭到削弱，地方势力迅速膨胀，唐王朝从此急剧走向衰落。在战争指导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下面主要从战略方面探讨唐王朝战争指导上的得失。
一、平叛获胜的原因及其意义
（一）唐军获胜的根本原因
安史起兵反唐，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武装叛乱，是地方割据势力反对唐朝廷而进行的战争，其目的是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因此，安史方面不可能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纲领和口号；相反，安史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生产，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和痛苦，其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叛乱战争一起，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击安史军队，筑垒保家，袭扰安史军队的后方交通线，主动协助唐军守卫城池。如张巡、许远坚守睢阳，颜杲卿在河北组织义兵等，都是广大人民支持唐廷，反对安史叛乱的有力证明。人心所向是唐王朝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唐王朝取得战争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潜力大大优于安史方面。唐廷拥有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包括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淮地区，这些地区为支持唐廷的战争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物资和钱财，使唐廷在经济上能持续地得到补充。而安史方面虽有范阳为反唐基地，然地域相对狭小，物产不甚丰富，经济潜力要比唐王朝弱得多。随着战争时日的推移，双方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唐军由劣势变为优势，安史军则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以至最后被消灭。
唐廷获胜的另一原因，是军事力量从总体上强于安史叛军。天宝时期，全国军队57.4万多人，沿边10个节度使、经略使，共有军队49万多，马8万匹，其中安禄山所领3镇拥有军队18万，马1.6万匹，军队数量占边兵的三分之一强，马占五分之一。从数量看，唐朝占优势。由于安禄山突然发动叛乱，唐廷思想松懈麻痹，缺乏防范，使对方兵力一时占据优势。当战争呈对峙态势时，唐廷得以抽调周边地区的军队对付安史军队，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占优势。唐廷还在战争期间于中原地区设置了众多的节度使，授予他们招募军队的权力，新组建了不少军队。这些军队初期战斗力较弱，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遂成为较精锐的部队。唐廷在收复两京、邺城之战等重大作战中，投入的兵力达数十万，均大大超过安史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安史之乱平定后，全国军队达76.8万之多。另外，回纥兵的参战，对改变双方军力对比，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战争最后阶段，唐代宗吸取了以往经验教训，采取了集中主要兵力，迂回包围，前后夹击的战法，在洛阳北郊击败敌军主力，再次收复洛阳。以后，又利用史朝义内部分裂，士卒疲惫，后方不稳的弱点，对史军迅速组织远距离战略追击，不给其喘息的机会，采取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办法，仅两个多月时间，就彻底消灭了史朝义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争指导比较正确，是唐军后期反攻取胜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平定安史之乱的意义
安禄山、史思明都是以唐朝边将的身份反唐的，其行为是地方势力反对朝廷的反叛行为。唐廷对安史的讨伐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割据的行动，尽管唐廷与安史叛乱者之间的矛盾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但由于唐廷的讨伐战争具有上述性质，所以其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当然想推翻唐朝统治，由他们掌握最高统治权，同时也做好一旦目的不能达到，便退而割据一方的准备。安史占据两京以后，源源不断地将珍宝、财物从长安、洛阳运回范阳的行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虽仍由安史旧部占据，但他们再没有另外建立政权，在政治上仍承认朝廷的领导地位，这些地区的节度使在名义上仍由朝廷任命，国家在政治上没有分裂。平定安史之乱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意义。
安禄山和史思明领导的这个武装集团具有较多的野蛮性，他们所到之处肆行杀戮，破坏生产，使得田园荒芜，人口锐减。比如洛阳地区，“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沁阳），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可见其破坏性之大。假如他们的目的得逞，将会使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倒退。因此，唐廷平定安史之乱，制止了其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保卫了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具有维护社会进步的意义。
二、作战指导上的经验教训
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在战略方面有不少值得检讨的教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宝末年“内轻外重”的军事布局，对应付内地的突发战争极为不利。安史叛乱爆发前，内地兵力空虚，朝廷直接控制的军队只有数万人，各地州县武备松懈，缺乏对安史军队的抗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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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力。加之唐玄宗思想麻痹，对安禄山宠信不疑，致使唐军在突然袭击面前惊慌失措，陷入混乱被动局面。
2、在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战略反攻。战争开始不久，唐王朝凭借广大的后方和潜在的人力、物力资源，迅速调整部署，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迟滞和阻截安军前进。同时，河北、河南广大地区军民，自动组织起来反抗安军的残暴行动，牵制和消耗了大量安军兵力，使唐军得以稳定战局并逐渐改变被动状态。但唐军第一线兵力较弱，安军强大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郭子仪、哥舒翰等人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极力主张固守潼关以消耗安军，郭、李率军攻击安军在河北的交通线，进而袭占范阳，使安军首尾不能相顾，为反攻创造条件。由于唐玄宗急于求成，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急于收复洛阳，在反攻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行命令哥舒翰率军出潼关决战，结果导致灵宝一战20万大军溃败，潼关不守，长安失陷，唐王朝几乎崩溃。这是唐玄宗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使唐军再次陷于被动局面。
3、以收复两京为急务，不以歼灭安史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肃宗以灵武为反攻基地是正确的，这是关系到唐王朝统治能否继续下去的重要战略措施。如果唐廷偏安于西蜀，不在灵武建立抗击安军的指挥中心，则各地唐军人心涣散，将会进一步溃败，平定叛乱将成为泡影。经过充分准备后，到至德二载（757年）二月，唐军力量得到加强，反攻条件已经粗备。反攻的主要方向选在何地？主要次要方向如何密切配合？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当时，李泌提出分兵进攻范阳，夺取安军的后方基地，动摇其军心；再南下切断两京安军的归路，配合唐军主力，东西两面夹击，围歼两京安军主力。这是积极稳妥具有远见的战略计划，如果能够付诸实施，将会削弱安军实力，改变被动的局面，最终给安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①。但是，肃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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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五》。
“先收平贼之功”，“以弹压天下”①，拒绝接受这个计划，急于收复两京。因而造成了如李泌所说“贼必再强，我必又困”②的后果。唐军在反攻作战中又把全部兵力集中长安和洛阳方向，没有南北配合，即使打胜了，也只能打跑或击溃敌军，不能歼其有生力量。这样，就给了对方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机会。这是肃宗战略指导上的一大失误。
在战术指导方面，唐朝也有一些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缺乏有效配合的协同作战。在战争中，唐军各部不能统一协调作战，有的甚至拥兵不救，致使友军被安史军队围歼。如颜杲卿在常山被围攻时，太原王承业坐视不救，导致常山失守，颜杲卿被俘。张巡在睢阳与安军大战10个月之久，兵粮皆竭，危急万分，向驻守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救，遭拒绝。谯郡太守闾丘晓距睢阳最近，也抗命拒不发兵救援，造成睢阳的失守。九节度围攻邺城时”诸军各自为战，互不配合，缺乏统一指挥，进退无序，数十万大军围攻一孤城而不下，最终导致了空前的大溃败。如果各部唐军能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战争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2、不能抓住战机，穷追猛打，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唐军与安军在长安城西决战中，击败安军，当时仆固怀恩估计敌军会当夜弃城逃走，建议派精锐骑兵追击，被李俶拒绝。如果唐军能抓住战机，连夜进击，将会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最后胜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但唐军却失去了这一机会。唐军第一次收复洛阳时，安军或降或逃，呈土崩瓦解之势，如唐军能乘势迅速进兵，安庆绪不难很快灭亡。可是，唐政府却忙于大封功臣，整修宫殿，一年后才组织军队发动攻势，使安庆绪得以喘息，重整旗鼓，和唐军对抗。
安史军方面也存在战略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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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五》。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二月。
1、缺乏远大的战略谋划。安禄山反叛虽然是为了夺取唐朝的最高统治权，但由于安史等人皆为“粗猛无远略”①之辈，以为夺取两京，就算取得了天下。因此，安禄山拒绝了一些部下的正确建议，坚持直接攻占洛阳、长安。《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载：“何千年亦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治今陕西定边）、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鄢（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团弩士万五千入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这个计划颇具远见，安禄山如能采纳，安史之乱将不易平定。由于否定了这个计划，所以他在攻占洛阳后急于称帝；占领长安后，不再追击南逃的唐玄宗，本人滞留于洛阳，“无复西出之意”②，沉醉于歌舞声色的帝王生活。
2、战线长，兵力分散，侧翼空虚，后方不稳。安军的兵力分散在范阳、洛阳、长安这样一条数千里战线的各要点上，难以集中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侧翼也完全暴露在唐军的威胁之下。而唐军在河南、河北、河东等地一直拥有相当的力量，可以据险扼守，牵制安军，也可以东出或南下，截断安史军联系。尤其是朔方军曾多次切断安史军交通线，威胁安史军的后方，加之广大河北人民奋起抗击安史军，使其始终无法摆脱后顾之忧。
3、内部不稳，矛盾重重。安禄山、史思明集团，由勇悍凶蛮的胡人和心怀异志的汉人构成，他们可以因一时利益相同而暂时结合在一起，一旦局势有所变化，其内部矛盾便激化起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安禄山与史思明之间，安史与诸将之间，诸将相互之间，都存在许多矛盾和权力之争③，所谓“虽腹心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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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五月。
③李协民：《论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微妙关系》，《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皆为仇敌”④。在这些父子相残、上下相杀的内争中，安史集团四分五裂，不仅不能一致抗击唐军，而且严重削弱自身力量，故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说：“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⑤。从某种意义上看，此话有相当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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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⑤《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