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破坏、经济停滞
经过安史之乱的摧残，广大北方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三月条载：“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刺，如
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关中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踊贵，广德二年（764年），斗米千钱，“百姓接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河东地区的生产长期得不到恢复。永泰元年（765年）四月，河东租庸使裴谓入京奏事，曾向代宗反映说：“臣自河东来，所过见菽粟未种，农夫愁怨”。②“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③。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④。。’河北地区为藩镇所割据，他们“所得之地，各为已有”，“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⑤。使人民不能安心生产，生活非常痛苦。如魏博镇田承嗣，在境内大肆征兵，使“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⑥。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西北地区，虽未经安史之乱战火的直接破坏，但由于吐蕃、回纥的不断进扰，破坏也很严重，如灵武一带，“百姓凋弊，戎落未安”⑦。泾、陇、邻等州，“贼之所至，俘掠殆尽”⑧。由此可见，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涉及到整个北方广大地区。北方本是唐朝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经过长期战火的摧残，加上此后藩镇混战，边患频繁，社会生产恢复时断时续，社会经济遂逐渐落后于南方。
战争还使唐朝户口数急剧下降。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朝廷户籍上的户数为891.4209万；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户数为293.3125万，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其中虽有一部分是逃亡隐漏户口，但相当多的还是死于战乱。户口的减少，标志着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劳动力的多寡，直接影Ⅱ向到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同时，户口的减少，还标志着纳税人的减少，导致朝廷赋税收入的锐减，加剧了唐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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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二年四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四月。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四月。
④《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
⑥《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⑦《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永泰元年闰十月。
⑧《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朝廷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广德二年（7 64年），下令：“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①大历元年(766年)，又下令：“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②想通过授予土地的办法，吸引逃户归业，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然而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极度膨胀的情况下，收效甚微。
安史之乱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土地兼并情况更加严重。唐朝廷也承认，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③。如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在京城以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④。官府和皇室也到处设置田庄，加入到兼并土地者的行列中去，官庄、皇庄遍及许多州县。管理官庄的官员称庄宅使，隶属司农寺；管理皇庄的则称内庄宅使，隶内廷。大历十四年（779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⑤。可见皇庄规模之大。土地的大量兼并，使大批的自耕农变成地主的佃户、寄庄户、客户、逃户或隐户，这些人户在户口总数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使课税户不断减少。唐朝廷欲想增加赋税收入，就必须改变赋税制度。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以两税制代替旧的租庸调制，乃势所必然。
二、剥削加重、民不聊生
安史之乱以来，北方州县残破，河北诸镇跋扈骄横，“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⑥。故唐王朝的财政主要依靠江淮地区来支撑，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⑦。这一时期唐朝廷对江淮人民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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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④《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
⑤《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七月。
⑦《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
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如宝应元年（762年），租庸使元载在江淮按户籍追征天宝末年至当时八年以来的租调，甚至“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①。人民为了反抗这种强暴行为，不得不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均田制破坏后，按户籍征收租庸调已越来越困难。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唐朝的军队数量急剧增加，其后仍有增无减，大历末至建中初年，总计已达76.8万余人。而这一时期在籍户口是：广德二年（764年），293.3125万户；建中元年（780年），308. 5076万户。以建中元年之数计，平均四户养活一士兵。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年），户数为891.4209万，军队约为57万多人，平均15.6户养一士兵。可知人民的负担相当于安史之乱前的四倍。加之政府除了应付军费开支以外，还要养活皇室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于是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名目之多，凡有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②。地主们有的享有免除课役的特权，有的“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③，以逃避课役。这样，就把赋役的负担都压在农民身上，更何况“权臣猾吏，因缘为奸，公话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使得农民“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④，甚至背井离乡，沦为客户、浮人。
地主阶级对佃农、雇农的剥削也是很沉重的。官庄的租额大抵每亩“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⑤。私庄的剥削量一般在每亩五斗至一石之间⑥。这样的剥削量，按当时的产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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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建寅月。
②④《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③《通典》卷七《食货典七·丁中》。
⑤《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八《同州奏均田》。
⑥《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占收获量的五成至八成以上。此外，农民还要向庄主提供一定的无偿劳役。如果农民借了庄主的种子或粮食，赁了庄主的房屋和生产工具，整年辛劳，不得休息，全部收入用来还债还不够①。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三、国力衰弱、边备松弛
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从顶峰迅速地落入低谷。以唐朝廷财赋数为例：天宝(742～756年)中，户税年收入为222.5万贯，地税1246万石；租税粟1260万石，布520万端，庸调绢740万匹，绵1 85万屯，布1035万端。总计钱222.5万贯，粟2506万石，绢布2345万端（匹），绵185万屯②。代宗大历末年(779年)年收入钱为1200万贯，税米（麦）大历中数量不详，姑且以建中初年（780年）数计，为1600万石③。可以看出此时的收入已大大低于天宝中的收入，而财政开支却增加很多。
造成唐朝廷财政困难的原因，除了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以外，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藩镇林立，他们“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④，也是造成政府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这些地区原来是唐政府主要财赋来源地之一，也是唐朝的统治中心地区，对唐王朝具有特殊意义。以人口而论，天宝元年（742年），全国户口数为852. 5763万户，其中河北占148. 7503万户，河南占183.6561万户，两河地区共计为332.4064万户，占全国户数的39%。从国家贮备谷物看，天宝八载（749年），全国各地贮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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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②③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84页，乙表1，《唐天宝中户税、地税及租庸调估计收入数》；第286页乙表3，《唐建中年间税户、籍兵数及钱谷收支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物9616. 2220万石，其中河北贮备2102. 9924万石，河南贮备2246.7641万石，两道合计4349.7565万石，占全国贮备谷物的45%。天宝十四载(755年)以前，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是唐朝征收绢帛的主要区域，三地共占全国征收绢帛数的三分之二，而且绢是当时的主要交换手段，在唐朝财政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长期为藩镇所割据，唐朝廷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二分之一的谷物，三分之二的绢帛，使得财源枯竭，国力衰弱，不得不依赖江淮地区财赋的供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历六朝、隋朝虽然发展很快，但毕竟是半壁河山，要承担一个全国性政权的财政开支，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藩镇动乱，对抗朝廷，削弱了中央集权，导致政令不通，激化了社会矛盾，是中唐以来社会动乱的直接导因。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①。他们“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磐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他们却“完城缮甲，略无宁日”②，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各藩镇之间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往往对邻遭采取兼并行动。如“大历中，薛嵩死，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共攻其地，得者为己邑。（李）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③。节度使的更替，也多有不由朝廷任命的现象。如大历十四年（779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其侄田悦继任，代宗为息事宁人，予以认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为其部将李希烈所驱逐，李希烈取而代之，代宗又一次姑息，同样予以认可。由于唐朝廷的姑息之政，更加助长了藩镇们跋扈专横的气焰，使藩镇之祸愈演愈烈，从而加深了社会危机。所谓“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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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七月。
②《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
③《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
生，寇生由乎政缺”①，形成恶性循环。
安史之乱还使唐朝的边备松弛，国土内缩，不断遭到外族的骚扰。在东北方面，唐朝主要依靠平卢、范阳两道来维持统治，其中以平卢节度使为控制东北的最前线军事机构，范阳节度使为直接支援机构。由于平卢、范阳两镇为安史叛军的地盘，故对唐朝在东北的政策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上元二年(761年)，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归顺朝廷，率军南下至青州（今属山东），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唐朝廷便废掉了辽西的平卢镇，使得唐朝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在西北方面，唐朝原来设置有安西、北庭、河西、朔方、陇右等道节度使，各屯驻有重兵，不仅有效地守御住边境，还有余力向外扩张。安史之乱时，西北边兵大量内调，使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内侵，占据了陇右、河西数十州，并进而威胁唐朝的统治腹心关中地区。安史之乱后，在西北方面，除了朔方镇一度还有力量外，其他诸镇多一蹶不振，唐政府便不得不把神策大军布防于京西北地区，以护卫京师安全。同时调关东兵到西北防秋，即防御吐蕃。中唐以来，唐朝的军事布局和安史之乱前正好相反，近80万大军半数以上分布在内地诸镇，尤其是唐宪宗以来，吐蕃衰落，西北边兵有所减少，内地兵力进一步加强，军事布局呈外轻内重的态势。这是因为中唐以来，朝廷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藩镇之乱，对于外患只能采取被动防御政策，无力同时兼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