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设置山南东道、江南东道、西道、黔中、淮南等节度使，企图稳住半壁江山。肃宗即位后，又在关中设置同华、京畿、凤翔、邠宁等节度使，在与叛军争夺激烈的河南设置宣武、郑陈、豫许、东畿等节度使。永王李璘企图割据时，肃宗又设置淮西等道节度使。整个战乱期间，
唐朝先后设置数十个节度使，对加强各地管理，变和平体制为战时体制，对安史叛军进行的有效抵抗，都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在河北共设置4个节度使，即昭义薛嵩、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卢龙李怀仙。昭义镇薛嵩死后，其地即被肢解，剩下三镇节度使皆为安史旧将，是日后藩镇动乱的最主要策源地。河北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当时平叛统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①；另一方面是“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③。在唐廷看来，只要诸叛将名义上承认朝廷，就可两相无事。
代宗、德宗时期，唐朝还陆续设置一批方镇，如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在关中增置泾原节度使。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为加强漕路的防务能力，置徐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同年，成德镇将张孝忠归顺朝廷，又从其镇分出3州，设易、定、沧3州节度使，即义武节度使。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分卢龙的棣州（治今山东惠民东南），淄青的德州（治今山东陵县），置德、棣2州都团练守捉使，即横海镇。
唐代藩镇的设置到德宗时止，已达40多个，以后还陆续设置大批藩镇。有的学者根据唐代藩镇对朝廷的态度和其所为，分为4种类型，是很有道理的③。这4种类型分别是：
1、河朔割据型。包括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等镇。这些藩镇皆招兵买马，私置官署，赋税不入朝廷，皇帝无法控制。不少节度使还豢养着一批牙兵，选军中骁勇士卒组成，待遇优厚，平时宿卫节帅，战时则冲锋陷阵，战斗力很强。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为了换得地方支持，尽快平定叛乱，允许各地节帅自择幕僚和管内州县长吏，署后奏闻即可，使节帅掌握了本地人事权。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敕令节帅再不得署摄支郡刺史。这道敕令对河朔型藩镇并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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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代宗广德元年闰正月。
③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生约束力，他们对所属州县长吏的任用，仍以旧例委亲信充任，并广置镇将统领各地驻军，严密控制地方事务。此外，这些节帅的继任，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取舍于兵将，形成将专兵骄的局面，与唐廷分庭抗礼。在唐代的藩镇叛乱事件中，以河朔诸镇为最多，且长期割据与朝廷对峙。通常所说的藩镇割据，主要指这一类型的藩镇。 ．
2、中原防遏型。包括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河东、陕虢、河中、金商、山南东道等镇。这类藩镇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战略地位。它们是唐廷防御河朔叛镇的主要力量，战时多受调遣征讨叛镇，平时具有保护东南通往关中的漕运干线的作用。史称“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①，指的就是这类藩镇。这种客观状况势必要求中原诸镇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一些藩镇兵力耗散有所削弱时，唐廷也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充实。有的地方一度罢镇，后为了加强该地区的威慑力量，又重新设置，如徐州在贞元初罢镇后，在李泌的建议下又予以恢复，“繇是徐复为雄镇”②。另外，中原诸镇由于节度使多系武人，这里又是用武之地，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批骄悍的节帅。他们利用讨伐叛镇的战争，发展自己军事实力，又利用朝廷凭借他们抗御叛镇的需要而拥兵自重，如宣武、河东等镇。尽管如此，它们仍不失为朝廷遏制河朔诸镇的武力屏障，其动乱行为也比较短暂，总的来说是忠于朝廷的。
3、边疆防御型。包括凤翔、邠宁、鄜坊、泾原、振武、银夏、灵武等西北边疆诸镇；山南西道，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安南、岭南等西南边疆诸镇。安史之乱期间，吐蕃、党项乘西北边兵内调平叛之机，步步进逼，不断侵扰唐朝边境。后来唐廷也在关内地区大量设置藩镇，又征调关东之兵防秋，使这一地区兵力达数十万之多，西北地区遂成为唐朝军事斗争的重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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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一》。
②《新唐书》卷一五八《张建封传》。
为了加强对西北诸镇的控制，唐朝把神策军大量地布防于这一地区，与诸镇犬牙交错。加之西北诸镇在财力上主要依赖于度支供给，使他们对朝廷的依赖性大大加强，故西北诸镇很少发生对抗朝廷的叛乱事件。同时，由于西北乃贫瘠之地，人口稀少，军队众多，开支浩大，一旦供馈不足，衣粮欠缺，便容易激烈事变。西北诸镇发生的动乱大部分都属于这类性质的兵变。西南诸镇主要是为了防御吐蕃、南诏及周边民族而置，虽也免不了出现一些动乱，但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忠于朝廷而又比较稳定的地区。
4、东南财源型。包括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镇。东南地区原是唐朝重要财赋之地，安史之乱后，军国资用，取于江淮，更成了唐朝赖于生存的经济命脉所在。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评论说：“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①。唐中后期虽然屡经大难，而国家始终不倾颓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东南地区财力上的支持。东南地区对唐廷来说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控制这一地区的藩镇，便成了唐廷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限制东南诸镇兵力，始终是其控制这一地区的一个基本方针。即便在与安史叛军艰苦作战之时，这里的兵力仍受到限制，永王李璘之乱与袁晁、方清起义，都是靠从中原抽调兵力才得以平定。此外，东南诸镇的节帅极少用武夫，通常多由文人充任，并且频繁换易，防止其在当地培植势力。这些措施使唐廷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故东南诸镇动乱极少，较大的反叛行动仅李锜一起，人称“天下方镇，东南最宁”②。
从以上对中唐时期藩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型方面，其他藩镇虽然也有动乱，但多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尽管如此，这些割据型藩镇的出现，对唐朝的政治格局影响也是很大的，安史之乱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朝廷政令不能通达各地，对军事、经济以及政局的稳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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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宣宗九》。
②《全唐文》卷四一七《代杜相公让河南等道副元帅第二表》。
带来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威胁京师。唐朝京西北的局势在代宗大历后期一度缓和，德宗时期又趋紧张，吐蕃连续侵扰，形成很大威胁。而这一时期魏博、成德、卢龙、淮西等镇接连叛乱，朱泚、李怀光事件也搞得唐廷穷于应付。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财力，使唐政府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在军事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此外，代宗时期藩镇叛乱者主要是田承嗣，其他诸镇包括河朔在内，尚不敢过分跋扈。德宗时期的情况则严峻得多，河朔诸镇相继加入割据行列，造成的影响也比代宗时期严重得多。
第二，破坏经济。河朔的割据和唐王朝的反割据，使得这一地区战争比较频繁，战火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基础，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同时，中原诸镇处于遏制河北叛镇的前线，每有战争爆发，这里首先要出兵征讨。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财政制度上有较大变化，由朝廷统一调配全国财赋变为军费开支地方化，
即所在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①。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的两税法改革，虽改变了征税制度的混乱，但“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②，仍强调了财政的地方化。这样，中原诸镇的频繁参战，势必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影响当地的社会生产。本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在安史之乱前一直是唐朝的财赋主要来源地，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由于割据战争的破坏和影响”社会生产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经济水平逐渐落后于江南地区。
第三，政局动荡。唐廷为平河朔之乱，调泾原兵东向，致使朱泚谋逆，关中混乱，德宗不得已奔于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平朱泚又造成李怀光叛乱，使德宗再奔于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所谓“天下鼎沸，河北连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泚内逼，天子匿于褒、汉，李楚琳复断其右臂，韩滉收拾江东以观成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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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七月。
②《陆宣公奏议》十二《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①。造成这种动荡局面，固然有唐德宗政治上处置不当的因素，然从根本上看，河朔诸镇割据叛乱仍是祸乱之源。
二、边防斗争形势危迫
德宗时期唐朝的边患主要来自吐蕃。德宗即位后，吐蕃道使聘唐，唐朝为了缓和双方之间紧张关系，也遣使聘问吐蕃。但吐蕃并非真心与唐改善关系，而是为了扩地掠财。吐蕃大相尚结赞以为唐朝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瑊，如果除去这3人，就可以攻取长安。于是使用反间计，使唐解除了凤翔节度使李晟的兵权。又遣使到马燧军中卑辞请和，以麻痹马燧，马燧遂为之请和。当禹使到吐蕃后，又遭拒绝，使德宗厌恶马燧，罢去其兵权。贞元三年（787年），唐蔷于平凉（今属甘肃）会盟，唐以浑瑊为会盟使前去定盟。吐蕃却伏兵于平凉盟坛之西，妄图一举袭杀浑臹。浑瑊后虽逃脱，但唐军由于缺乏准备，损失很大。此后吐蕃连续侵扰唐朝边境，战火多年不息，唐军疲于奔命，陷于被动局面。只有西南方面，唐军联合南诏，孤立吐蕃，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吐蕃对唐作战，带有很强的掠夺欲望，不仅掠夺财富，人口也是掠夺对象。如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大掠陇州的汧阳（今陕西干阳西）、吴山（今陕西千阳西南）、华亭（今属甘肃）3县，“老弱者杀之，或断首凿目，弃之而去，驱丁万余悉送安化峡（今甘肃清水西）西”②。又大掠泾（治今甘肃泾川北）、陇、邠一带，“虏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治今陕西陇县）、邠（治今陕西彬县）之民荡然尽矣”③。四年，又以骑兵寇掠泾、宁（治今甘肃宁县）、邠、庆（治今甘肃庆阳）、鄜（治今陕西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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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③《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5州，“焚吏舍民阎，系执数万”①，给当地的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三、朝廷内部政治状况
（一）革除旧弊，整顿财政
德宗即位之初，惩代宗之弊政，励精图治，整顿朝纲，以谋复兴。首先，罢各地岁贡，减宫中服御常费，虽诞日也不纳内外贡献。禁止天下贡珍禽异兽，放四方鹰犬，对于外国所献的舞象32头，也令放归山林。又释放宫女百余人，减梨园伎和伶官300余人，所余之人皆归太常寺管辖。下令以后不许再建寺观及剃度僧人。代宗时期，宦官出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致使宦官公开索取贿赂，每奉帝命赐一物，宣一旨，皆要索取，无有虚还者。至此下令革除，严禁索贿，有违反者，严厉处罚。如宦官邵光烈出使淮西，接受节度使李希烈赠缣200匹，被杖60发配。还规定王府六品以上官及诸州县所属机构可省并者，官吏可减免者，皆量事省并。士庶田宅逾制者，予以清查，元载、马璘、刘忠翼等人的府第，华丽雄侈，德宗皆令毁之。
其次，整顿任官制度，革除以贿求官的弊端。代宗时，元载、王缙执政，四方求官者，争相贿赂，其门如市。常衮为相时，反其道而行之，四方奏请，一切不问，无所甄别，致使贤愚同滞，影响了国家对人才的选拔。常衮性刚急，为政苛细，曾因中书舍人崔佑甫当面顶撞过他，而奏贬其为外州刺史。德宗即位不久，就罢去常衮，任崔佑甫为相，崔佑甫又举荐杨炎为相。又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其原所领副元帅、朔方节度使、河中尹及诸使全部罢去。以其部将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节度使，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盐夏等军州节度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振武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德宗此举固然是要夺郭子仪之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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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郭子仪为人宽厚，政令颇为不肃，致使管内弊端不能革除，经过这番整顿后，军纪政令皆有所改观。
再次，整顿财政，推行两税法。唐朝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出入须比部审覆。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诸将求取无节，第五琦无法应付，遂将租赋交入大盈库（皇室私库），变成皇家私藏，导致主管财政的官员不知收入之数，国用不能及时支拨，弊病丛生。杨炎执政后，奏请恢复旧制，由主管部门掌管。建中元年（780年），根据杨炎建议，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行两税法，以地税、户税为主，一年分两次征收，夏征不超过六月，秋输不超过十一月。两税法的推行，是我国古代社会税制的一大变革，影响后世最为深远，同时也使唐政府的收支情况大大改善，唐朝能继续统治100多年之久，与两税法的施行不尢关系。
（二）猜忌多疑、自乱其政
杨炎为相，独执大政，他以个人恩怨为事，打击当时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时任判度支、盐铁转运使，推行榷盐法以充军国之用。起初江淮盐利一年不过40万贯，在刘晏主持下每年达到600余万贯，使全国的财赋收入由每岁400万贯，上升到1000余万贯。他转运江淮租米，源源不断输往长安、洛阳，并改进运输方法，“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万余斛，无斗升沉覆者”①。“（刘）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②。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理财家，却被杨炎诬陷在代宗时犯有附和宦官刘清潭谋废太子（指德宗），另立韩王李迥为太子之罪。德宗轻信谗言，贬刘晏为忠州（治今重庆忠县）刺史，后又下令缢死。此事震动朝野，“天下冤之”③，连跋扈的山东藩镇也上表要求公布刘晏“罪状”，为他鸣不平。在这种情况下，杨炎又把责任推到德宗身上，密遣心腹分诣诸道，说杀刘晏是德宗的主张，与己无关。德宗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久贬杨炎为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在途中缢死，另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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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杞为相。德宗在即位后的前两年就轻率地处死两位干练大臣，造成严重损失。
德宗任用卢杞为相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载：“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又说他“忌能炻贤，迎畎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元老重臣颜真颜、右仆射崔宁、殿中侍御史郑詹等被陷害而死。宰相张镒、京兆尹严郢、户部侍郎杜佑等，皆被排挤贬官。他又重用赵赞为判度支，赵赞无理财之能，唯知重税盘剥，甚至搜人财货，严刑峻法，强迫京师商贾出钱以助军费，“长安为之罢市”①。又征间架税，行除陌法②等。由于卢杞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在群臣及强藩的攻击下，德宗被迫罢去其相职，贬往外州。又先后用张延赏、崔造、陆贽等为相，皆不久罢去。在陆贽罢相后，德宗躬亲政事，宰相只起到颁行文书的作用。官员的任用，也由德宗自行选择，正直之臣备受排挤，狎谄之徒尽得重用，如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宜、韦渠牟之徒，皆大受宠信，充斥于朝堂。功大如李晟、马燧者，却被置之闲散之地。故《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颜真卿传论》史臣曰：“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
德宗在经过泾原兵乱（详后）之后，见仓廪耗竭会引起动乱，“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③。诸道官员为讨皇帝之欢心，大肆盘剥，频繁贡献，有所谓“日进”、“月进”、“羡余”等名目。凡厚贡献，善聚敛者皆视为能臣，甚至对其言听计从。长此以往，遂使朝内忠佞倒置，朝外民不聊生。
（三）宦官专权与宫市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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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
②间架税：以房屋两架为一间，分三等，上等每间征税2000钱，中等1000，下等500；除陌法规定：交易额1贯，旧征算钱20，赵赞改为征钱50，大大高于旧制。
③《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
《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说：“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官及亲王左右从行。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德宗因猜忌朝臣，急不择人，而信任宦官，委之兵权，造成严重的后果。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特置左右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统帅神策军，以窦文场、霍仙鸣分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张尚进、焦希望分任左右神策军中护军。宦官们利用皇帝的信任和手中兵权，干预朝政，专横跋扈，收受贿赂，“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①，诸道节帅也多出于其门下。使宦官势力盘根错节，逐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肃宗、代宗时期，李辅国、程元振虽干国政，但未全握军权。鱼朝恩虽任观军容宣慰使，然唐大军自有统帅，宦官不过是监军而已。德宗此次授予军权，又任其与边将、诸镇相联缗，宦官之祸遂不可治。
德宗时期又有所谓宫市，危害甚烈。先前，宫中购买市场物品，由官吏主持，按值论价。贞元十四年（798年）前后，“时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谓之宫市”②。中官（宦官）购物，不持文牒，以口传敕命。又派数十百人于市中查望，称之“白望”，多“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③。中官每出，“沽浆卖饼之家皆
彻肆塞门”④。搞得人们持物入市交易，常常空手而归，“名为宫市，其实夺之”⑤。京兆尹吴凑、徐州刺史张建封入京时，皆言宫市之弊，德宗不听。却听信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的鬼话⑥，坚持不取缔宫市。其实，苏弁的行动是受宦官指使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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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
②《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③④⑥《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
⑤《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
四、议复府兵制的失败
唐自代宗以来，为防御吐蕃侵扰，调关东之兵到京西北“防秋”。长途跋涉，劳师费财，不胜困苦。“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①。这是当时防秋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边兵皆招募而来，“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而以前上番戍边的府兵，尽管边将残虐，归者无几，“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②。所以李泌在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时，提出恢复府兵制，认为“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③此议得到德宗的赞同。由于当时正忙于平定关东藩镇之乱，德宗提出待乱平之后再议。
贞元三年（787年），德宗用李泌为宰相，再次提出恢复府兵制的问题。李泌建议说：“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又说：“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④。李泌这个恢复府兵制方略的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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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五十》，德宗贞元九年五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二年八月。
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七月。
变三年一更代的戍卒为土著，不离乡土，耕作一定量的永业田，承担兵役，并自备资粮、戎具。这个办法包涵了府兵制的某些因素，但还不是府兵制的全部内容或基本内容。关于这个方略是否实施，《邺侯家传》中说：“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①。据此似乎已经实施，而且效果还不错。然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实未尝行，或则全为李繁所假话，并无是言也”②。主要理由是贞元九年（793年），陆贽曾再次提出恢复府兵制，其所上奏章中并无一言提及此事。如果当时实施并效果颇佳，陆贽当不会不提及。李繁是李泌的后代，其所作《邺侯家传》对李泌之事多有夸大，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故以上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贞元九年（793车）陆贽再次提出恢复府兵制之事，《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记载颇详，现简述如下：陆贽认为“今者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认为当时的边备之法有六种失误，主张恢复府兵制，罢防秋之制。他说：“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陆贽提出的恢复府兵制的方略和李泌的办法大同小异，其基本原则都是通过戍卒土著化，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安置家口，采取且耕且战的办法，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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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玉海》卷一三八《唐关内置府》引《邺侯家传》。又《资治通鉴》有关于这个同题的记载，也出自《邺侯家传》，这一点已为古今许多学者所指出。
②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第1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文中引用乃唐长孺的观点，吕思勉亦赞同之。
复府兵的某些制度。只是具体实施步骤与办法稍有差异而已。对于陆贽的建议，据《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说：“德宗极深嘉纳，优诏褒奖之。”没有说是否实施。《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九年五月条说：“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可见没有完全采纳。既然德宗此时不能采纳实施陆贽的建议，如何可能在数年前实施李泌的建议呢？如果那时真的实施了李泌的建议，并且效果不错，陆贽此时就没有必要再提出这个问题，即使提出这个问题，德宗也应该欣然接受并实施之。这就再次证明《邺侯家传》的说法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