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即位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为改变藩镇割据局面，敢于正视和改变不利因素，积极利用有利条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扫平藩镇割据的战争，揭开了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一、水贞革新与宪宗即位
宪宗李纯，是顺宗的长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病逝，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改元永贞。当时顺宗因患中风病，口不能言，卧床不起，国家政事由原东宫亲信王伾、王叔文为首的一派人控制，其成员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陈谏、吕温、韦执宜、陆质、李景俭、韩晔等，这些人多为名流士子，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王伾任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韦执宜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宰相），其余人员也都充任要职。这个集团执政初期，针对德宗时期的弊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1、废除宫市，贬谪了无恶不作的京兆尹李实。2、大赦天下，罢去诸道额外上供，规定除两税正税之外，免除一切杂税。3、掌握财权。解除了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以当时的理财家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执掌实权。4、谋取宦官军权。当时禁军为宦官集团所控制，王伾、王叔文任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控制神策军。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认识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①，命令神策军诸将莫以兵权属人。当范希朝、韩泰赶到左右神策行营所在地奉天（今陕西乾县）时，神策军诸将竞无一人赴命，二人无奈，只好怏怏返京。二王对此也无可奈何，在关键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这就决定了这个集团必然失败的命运。由于这次革新发生在永贞年间，所以叫“永贞革新”，又由于王叔文为革新的实际领导人物，因此也叫“王叔文改革”。
应当指出，这次改革的一些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1这个集团中的王伾，是个胸无大志、贪图小利的人物，他在“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②。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而且愈演愈烈。韦执宜由于王叔文的引用，才得出任宰相，但他见反对派力量颇强，想脚踩两只船，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和王叔文意见分歧，甚至各行其事，以致于闹得王叔文发誓要杀死韦执宜。另外，这个集团社会基础薄弱，主要依靠一个有病的皇帝支持。史载，顺宗病居深宫，只有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在左右侍候，“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形成一个“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③的体制。王叔文在翰林院裁定可否，再传到中书省，由韦执宜宣示下达，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等人承办。这样一个体制和传达政令的渠道，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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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顺宗永贞元年六月。
②《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附王伾传》。
③《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由于顺宗久病不愈，朝廷内外皆欲早立太子，而“叔文默不发议”①。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联合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李程、王涯等，力主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企图取得拥立太子之功，以便为日后飞黄腾达创造条件。顺宗宠姬牛昭容等知李纯聪明精练，恐日后不易控制，从中阻挠。郑纲等人入宫，并手书“立嫡以长”四字呈给顺宗，顺宗点头同意。这年四月，册立李纯为皇太子。 。
由于王叔文集团在册立太子问题上态度不明朗，并予以拖延，引起太子对他们的不满。同时，许多藩镇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都对这个集团不满，上表痛斥他们危乱朝廷，请求让皇太子主持国政。牛昭容见形势不妙，也转变了态度，与王叔文集团疏远。王叔文集团在外藩内宦的进攻下，束手无策。他本人因母丧归第，王伾在彷徨之中，中风不起，这个集团的领导核心已名存实亡，顺宗完全掌握在反对派手中。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令皇太子监国。八月四日，顺宗逊位，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他即位后，就下令严惩王叔文集团，贬王伾为开州（治今重庆开却司马，王叔文为渝州（治今重庆）司户，韩泰为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司马，陈谏为台州（治今属浙江）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属广东）司马，程异为郴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司马，韩晔为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司马，韦执宜为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宪宗削藩的经济条件
唐廷要削平藩镇割据，中兴大唐帝国，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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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愈：《顺宗实录》卷五。
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在这方面宪宗的祖父德宗皇帝已经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德宗在贞元时期，不遗余力地敛聚钱财，无论是朝廷官员献媚的上供，还是名目繁多的藩镇进奉，都一概收纳积贮。这样，德宗20年的贮财所得，为其孙宪宗皇帝实现中兴愿望提供了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对于德宗这方面的贡献，《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八章评论说：“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宪宗继位之初，继承了其祖父遗志，为平定藩镇割据继续积贮财力。
宪宗除继承德宗朝全部积贮财货之外，他还广收诸道进奉，如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接收河东节度使王锷进奉30万缗；八年八月，汴州节度使韩弘进绢500匹；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献马300匹；十四年五月，泾原节度使王潜进奉银3000两，绢帛5000匹；七月，韩弘进绢帛2.5万匹、绝3万匹、银器220件。在平定叛镇后，他还没收其财物和产业收入入内库，如对四川刘辟、浙西李锜等，都是如此。对于宪宗热衷于聚财，朝臣中不少人颇有异议，如李绛就曾对他提出过劝谏。宪宗听后感慨地说：“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①从宪宗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聚积资财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平藩镇割据，收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即湟水，今青海东北）失地，恢复大唐的统一和繁荣昌盛的局面。除了以上聚财办法外，其主要措施还有：
（一）加强税收，广开财源
唐朝两税的征收，采取的是一分为三的办法，即上供、送使、留州。诸道往往想方设法多留赋税，减少上供部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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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五年十二月。
在观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①。这样，就把诸藩镇所管支郡送使钱物变为上供，削减了地方收入，使更多的财力成为国家的削藩之资。原先赋税的征收，全都由地方州郡征收。元和六年（811年）以后，设立了江淮以南两税使、荆衡汉沔东界彭蠡以南两税使、三川两税使、山南西道两税使等机构，统辖于度支，具体负责各地两税的征收，使朝廷牢牢地掌握住了主要税种的征收权。
唐朝自大历末年经刘晏整顿财政后，“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②。德宗建中元年(78〇年)实行两税法后，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万六干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③。则除盐税外，税收增加在一倍以上。到宪宗统治初期，收入还有所增加，“元和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④。从而使朝廷掌握了大量财富，具备了讨伐叛镇的经济实力。
(二)重视兴修水利，鼓励植桑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宪宗元和时期，鼓励各地官吏大抓水利兴修，劝课农桑，如常州（今属江苏）刺史孟简奏请挖浚古孟渎，宪宗准奏，结果开渠41里，得沃田4000余顷，百姓富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郑滑观察使薛平奏请开挖古河，结果挖掘古河南北长14里，东西宽60步，深1.7丈，根除了自天宝以来当地的黄河水患，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灵武节度使李听上奏疏通境内古河道，扩大溉田千余顷。宪宗还下诏鼓励植桑，规定各州县没有种植桑树者，每亩地植桑两棵，地方官员必须亲临督促察看，并且禁止砍伐桑林，年终上表奏闻。宪宗重视发展生产，虽然是为了增加财力，以图中兴，然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却起了较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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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②《唐会要》卷八十七《转运盐铁总叙》。
③《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
④《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注。
影响。
（三）提倡节俭，严惩贪官
宪宗统治前期，非常节俭，宫中用度大大压缩，并退还四方进献的歌舞妓乐。如元和四年（809年），江南饥旱，宪宗命使南下赈济饥民说：“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碉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①他还对其他朝臣强调：“俭约之事，是我诚心，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②同时，他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元和四年十月，讨伐王承宗时，于皋谟、董溪为行营粮料使，两人贪污各数千贯钱；宪宗下令免官流放，后处死，其部下主要僚属也受到惩处。其后，宪宗还多次惩处贪官，维护国家法纪，整肃了官吏作风。
（四）重视转运渠道的畅通，牢牢控制东南财源
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财赋收入主要依赖东南地区供给，因此，如何运输这一带的财赋极为重要。刘晏在代宗时对漕运工作进行了不少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以后韩洄、杜佑、韩滉等人做了不少工作。宪宗时曾有多入主管过转运使的工作，其中以李巽的成绩最为突出，他在刘晏的基础上，把转运效率提高了3倍。由于李巽能从东南运输更大量的财赋到关中，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力量，才使宪宗能制订和实旋对叛镇的讨伐战略。
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所编的《元和国计簿》记载说：“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西万户。”③ 当时全国有军队83万人，大致两户人家要负担一个兵卒的费用，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所以，唐朝对东南财源地的控制非常重视，努力将这一地区牢牢地置于朝廷直接领导之下。对这些地区节度使、观察使的任命，皆以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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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四年正月。
②《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
道德之士充任，很少任命武人，以便保证这一地区长期稳定地听命于朝廷。
正由于宪宗元和前期的努力，长年的日积月累．，为后来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准备了充足的财货。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回归朝廷，宪宗一次从内库调发财货150万贯赏赐军卒，并说：“朕所以恶衣菲食，蓄积货财，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①以后大举讨伐淮西、镇冀诸镇，历次调发库藏财货，总数达5361万贯匹②，有力地支援了削藩战争。
三、宪宗削藩的政治条件
宪宗时期的政治状况，和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唐朝廷的政治状况有较大改观，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产生了一些微妙妙变化。加之唐宪宗戢定了比较稳妥下确的施政方针，为平叛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1、各地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宗时期横行跋扈的节度使大多年老病弱而死去，其后代或为平庸无能之辈，或奢靡不理军务。此外，德宗时期虽无削平藩镇割据，但大多数叛镇在战争中受到削弱，有的节度使甚至因失败而家毁人亡，如李惟岳、李希烈、朱滔、朱泚、李怀光等。这些鉴戒对当
时的藩镇震动很大，促使其对朝廷的态度发生变化。如河朔诸镇，他们一方面要内守自固，拥兵擅袭，以图自存；另一方面又不敢过分跋扈，得罪朝廷和邻近藩镇，以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同时藩镇内部矛盾重重，兵骄将悍，藩镇将帅动辄为部下所杀，有时甚至兄弟相残，割据者内部日益不稳。所以不少割据者都想利用朝廷威望，以增加自己内部的稳定性，或者为避免杀身之祸，举族入朝，如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甚至连河北三镇中最凶残的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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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十月。
②据《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经费》统计。
博镇田弘正也归顺朝廷，在割据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不少割据者感到自擅割据的危害，希望奉朝命以求自安，得个“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①的结局。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的削弱和互相之间的矛盾，使割据者自顾不暇，增加了对朝廷的向心力，为宪宗削藩造成了有利的时机。
2、藩镇割据不得人心，要求统一、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德宗时期，河朔、中原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当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社会萧条，生产凋敝，割据的藩镇为了对抗朝廷，应付战争的巨大消耗，势必加重人民的赋税和兵役负担。如魏博镇田承嗣，“重加税率，修缮甲兵，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②。淮西镇吴元济，“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③。分裂割据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对藩镇割据战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魏博镇在田悦时连兵数年，“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④。反映出人民对割据战争已难以忍受，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宪宗的统一行动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意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宪宗广视听，善纳谏，组织了一个相对稳定、意志统一的领导中枢。宪宗时先后任用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裴度等人为宰相，广集谋略，审时度势，成为平叛的智囊集团。如杜黄裳劝宪宗对藩镇不要姑息纵容，而是要“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西川刘辟叛乱时，不少人“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主张姑息。“惟黄裳坚请讨除”⑤，并奏请不派宦官监军，放手让将帅指挥，结果很快取得胜利。在对镇海镇李锜的问题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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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
②《旧唐书》卷一四一 《田承嗣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二月。
④《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附田悦传》。
⑤以上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黄裳传》。
元衡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武元衡在元和十年（815年）被刺身亡，宪宗认识到这是割据藩镇为破坏削藩，故意制造混乱、动摇朝廷削藩的决心后，非常气愤。同时也使他看到削藩中枢对割据藩镇的巨大威胁，才使他们如此恐骇，从而得出坚强有力的领导中枢，“足以破此二贼（指王承宗、李师道）矣”①的结论，决心重用裴度为相，继续削藩不动摇。裴度也临危受命，“亦以平贼为己任”②，亲临前线，督军讨伐，终于扫灭了吴元济。所以旧史评论说：“洎宪宗当朝，裴度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③。坚强的领导中枢，是削平叛镇的关键。宪宗在大批任用贤才的同时，又裁汰冗官，节省国家开支，提高办事效率。李吉甫为相时，指出国家养兵80多万，游商、僧道又不纳税，官吏冗杂，尸位素餐者随处可见，使天下十分之三劳筋苦骨之人供养十分之七待衣坐食之辈，造成国家财政日益紧张，百姓日益贫困。建议采取措施，裁汰冗官。宪宗接受这个建议，令给事中段仲平，中书舍人韦贯之、户部侍郎李绛等参与此项工作，结果削减冗官800余员，吏1400余员。李吉甫又建议没收京畿地区佛寺占有的土地，向皇亲官僚的碾碚征税，这样就增加了国家收入，不同程度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四、宪宗削藩的战略
宪宗平定割据藩镇的战略，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采取先近后远的战略，即先稳固邻近藩镇和东南财赋重地，而后进取河朔。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二年（807年），连续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这样，就稳固了后方基地，并把西川、东南财赋重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宪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获得削藩的初步胜利，用李绛的话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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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③《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论》。
“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略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①。宪宗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大胆用兵，获得了成功。这次削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德宗中后期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使许多节镇一直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朝廷不敢轻易用兵，威望空前低落。此次胜利，一方面打击了割据藩镇的气焰，同时也增加了朝廷威望和宪宗讨平叛镇的决心，为进行更大规模的削藩平叛斗争奠定了基础。
2、采取先易后难、缓急相宜的用兵方略。宪宗时期河北诸镇是最大割据者，危害国家最烈。元和四年(809年)，成德镇王承宗在其父王士真死后自为留后，宪宗欲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不从王承宗的请求，兴兵征讨。但是，成德镇“南有魏博以为之障，北有幽、燕以为之援，东有淄青以为率然之首尾所，所以，“若当时之最宜缓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即成德镇）若矣”②。宪宗听不进正确意见，遣兵讨伐成德，劳民费财，没有功效。后来，听取李绛等人意见；改变战略方针，确定了先攻取淮西、淄青，后攻取河北的方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③。淄青镇的情况，是“南接淮、海，而西与燕、魏相悬千里，势不足以相救”④。果然在唐军扫平吴元济后，诸镇震恐，成德镇王承宗派人带二子至魏博镇，通过魏博田弘正向朝廷说情，“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⑤。淄青李师道也请求遣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⑥。李师道后来反复无常，朝廷派军征讨，终于平定了割据54年之久的淄青镇。在这两镇平定不久，成德王承宗忧惧而死，卢龙镇刘总怕朝廷讨伐，削发为僧，魏博镇此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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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七月。
②④《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宪宗八》。
⑤《新唐书》卷二一一《王士真传》。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三年正月。
归顺。至此，跋扈60余年的河北诸镇，皆告平定。
3、实行以藩灭藩，以群藩伐一藩的策略。安史之乱后，唐廷在中原大量设置藩镇，实行以藩御藩的策略。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所变化，即利用藩镇割据局势的变化，采取了以藩灭藩，各个击破的新方针。宪宗削藩主要利用的是各个藩镇的力量，如讨伐四川刘辟，令神策军将高崇文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镇海李锜，令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使，征宣武、义宁、宣歙、武．昌、淮南等镇兵共同征伐；伐淮西吴元济时，出动了宣武、大宁、淮南、宣歙、山西东道、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武昌、东都、义成等十几镇兵马，同期进讨；伐淄青李师道，出动了义成、横海、宣武、魏博、武宁等镇兵马。
宪宗实施以藩灭藩策略，坚持令出朝廷、利用矛盾、周密策划的原则。当时的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虽然其势已衰，然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他们自相擅袭已久，互为依托，以求自固，一方面既奉朝旨，一方面又联合邻藩，各图两全之策。唐廷的削藩之策，一旦策划不周，则可能弄巧成拙，反被叛镇利用。所以，唐廷在吸取以往教训后，精心研究策划，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对朝廷的畏惧心理，加以引导、利诱、威胁，促使他们互相监督，相互争功奋战。同时，朝廷严控指挥大权，行止之命必出朝廷，不使诸镇兵迁延观望，相互自保。比如元和十三年（818年），伐淄青李师道，魏博镇请求从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朝廷怕诸军进退不一，互相观望，命其军从扬刘（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渡河，待诸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共同迸兵，因而击败了淄青兵。
4、实行重资收买、笼络分化的策略。跋扈藩镇之所以能拥兵自重，是因其拥有强大的武装，这些军士大都是世代为伍的职业兵，以军资为养家之费，故节帅们多采取倾财散施的办法，来争取军队的拥戴。唐廷在削藩过程中针对这个特点，不惜重资，优赏诸镇兵，换取他们的支持，使之听从朝廷的调遣，从而瓦解藩镇势力，加快削藩步伐。如为使魏博镇归顺，动用150万缗巨资赏赐，6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成德、淄青等镇人听说后，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①对其他藩镇之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为犒赏诸镇兵出征，朝廷也每每花费巨额财货，这类事例在记载中，屡见不鲜。
在武力征伐、金钱收买的同时，宪宗对某些节帅也利用姻亲、加官晋爵或赐以姓氏等办法，进行分化拉拢。如以普宁公主下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颇之子，赐魏博田兴之名为田弘正，授宣武节度使韩弘为司徒、平章事等，都收到很好效果。使田弘正忠心奉国，在平定淮西、淄青之乱中建立功勋；韩弘为使相后，没有协助吴元济叛乱，反而出兵协助朝廷扫平叛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