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文宗至懿宗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穆宗“销兵”政策的失败，藩镇割据再度加剧。在朝官中发生以牛僧孺与李德裕为首的朋党斗争，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化，爆发了甘露之变。诸种矛盾的交织斗争，使唐朝的统治更加不稳。
一、长庆销兵与藩镇割据的加剧
（一）穆宗长庆销兵
穆宗即位之初，承宪宗平藩胜利之余绪，朝廷与地方藩镇的矛盾暂时有所缓和，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了“销兵”政策。史载：“穆宗乘章武（指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萧）倪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①。即以每年8%的比例，逐步减少兵员，以达到削兵减费，缓和财政开支紧张的目的。穆宗时“销兵”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主要是想利用当时统一和平时机，通过“销兵”逐步减少藩镇军队的数量，从而达到削弱藩镇实力，减少军费支出，加强朝廷集权的目的。这种政策的提出，所设想的目的，和宪宗时的用兵政策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因此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宪宗时用兵政策的继续。从每年削减兵员的8%的比例看，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行性。虽然如此，“销兵”的结果却大出主谋者之意料，非但没有削弱藩镇，反倒引起藩镇的叛乱，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唐朝中后期藩镇的军队多由破产农民构成，他们以当兵为职业，养家饲口。一旦从他们手中夺去饭碗，又不能给一条比当兵更好的出路，立刻会引起他们的反对，以至铤而走险②。既然当兵与生业息息相关，统治阶级企图以一纸诏书将其从军队中裁去，谈何容易！杜牧说：“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干功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镇乘此首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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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
②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
乱。”①这段分析比较精湛，也是当时藩镇军队实际情况的反映。由于节度使们很清楚其军队的士兵情况，知道当兵和他们的生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常以此为借口，煽动军士的不满情绪，反对“销兵”，以对抗朝廷。
其次，当时唐朝的社会情况也不具备安置削减下来的士兵的条件。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士兵退伍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然自从均田制破坏以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形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②的局面，既然藩镇军队多由破产农民构成，其家中自然无土地可耕，裁减下来后国家手中又没有土地授予，让士兵归农，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样就必然导致裁减下来的兵士，或“合而为盗，伏于山林”③，或铤而走险，首倡为乱，“销兵”的失败便不可避免了。
（二）藩镇割据的加剧
由于穆宗沉溺于奢侈游乐的生活，不关心朝政，致使宪宗辛苦经营的统一局面，迅速逆转。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权知留后，上表朝廷请求另行委任节帅。当时穆宗和宰相并不了解河北诸镇的习俗，轻率地派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移镇成德，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田弘正在宪宗
时两次奉命围攻成德镇，与当地人结怨颇深，赴任时自带魏博兵2000人以自卫，但度支不肯拨给粮饷，田弘正不得已只好遣回魏博兵。加之朝廷原先答应赏赐成德镇的100万缗钱，又无及时送来，致使成德士卒非常不满。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利用兵士的不满情绪，出动牙兵杀死田弘正及其全家，自立为节度留后。
魏博自田弘正调任后，以李愬为节度使，不久李愬因病离任，唐廷即以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田布不愿去魏博，固辞不成，乃与妻子相别，不张旌节及导从，前往魏博赴任。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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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②陆贽：《翰苑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③《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
后，不敢整肃军伍，唯知以钱财赏赐士卒，以讨取军士欢心。由于田布威略不振，纲纪不申，将士骄横不法，长庆二年(822年)，其部将史宪诫发动兵变，迫使田布自杀，自立为留后。唐廷不能讨伐，只好承认现实，下诏任命史宪诚为节度使。
卢龙节度使刘总出家后，唐廷调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州发生兵变，推举朱克融为节度使。唐廷派兵讨伐，王庭凑、朱克融利用士卒对销兵的不满，“一呼而遗卒皆至”。所谓“遗卒”即先前被裁减下来的士卒。“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①。
在河北三镇相继叛乱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也驱逐了节度使崔群，掠埇桥（今安徽宿州北）盐铁院钱帛和诸道在汴河运输途中的进奉朝廷的财赋，贯通南北的动脉受到很大的威胁。昭义（即泽潞）节度使刘悟，看到朝廷纲纪不振，也开始仿效河北诸镇，逐渐不听朝廷的指挥。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谭继任节度使，也开始父死子袭了。
这样，宪宗开创的统一局面完全被破坏，唐朝藩镇割据再度兴起，并且愈来愈严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唐朝的统治更加衰弱。
二、文宗求治与武宗革新
（一）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指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开始，历经敬宗、文宗、武宗，到宣宗末年（859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官僚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持续了近40年。
党争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的考案。这年宪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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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
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伊阙（今河南伊川西南）尉牛僧孺、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尉皇甫浞及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参军李宗闵等，在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弊端，并指斥宰相李吉甫。主持考试的吏部侍郎杨於陵及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3人策文判为上等，宪宗阅过策文后，即令中书省以优等嘉奖授予官职。不料李吉甫心中不平，泣诉于宪宗，宦官刘光琦等也向宪宗哭诉。宪宗又改变主意，把杨於陵等考官和许多参预制科的官员都予以贬斥，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因此长期被压抑不用。牛李之间的嫌隙也由此形成，无法消除了。后来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做到宰相，各自拥有一批官员为骨干，互相排斥，残酷打击，形成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①。
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宗闵，主要成员有李逢吉、李钰、李训、郑注、白敏中、杨嗣复等人。李党首领为李德裕，主要成员有郑覃、李绅、刘轲、陈夷行等。两党斗争的焦点，通常认为表现在以下问题上：第一，在选官制度上，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第二，在对藩镇的态度上，牛党迁就姑息，李党主张讨伐。第三，在对待吐蕃侵扰问题上，牛党主张“守信为上，应敌次之”；李党主张以用兵为主，出其不意，“捣戎之腹心”②，以政治诱降为辅。第四，对待宦官态度上，牛党与宦官关系较密切，李党则相对较疏远。
然再进一步分析，两党在以上大多数问题上的分野似乎并不清楚。如在选官制度上，李党并不一味轻视科举，李党中有许多也是科举出身。在对待宦官问题上，李党实际上也有许多牵连，如李德裕开成五年(840年)的入相，就是由大宦官仇士良推荐的。即使在对待吐蕃侵扰的问题上，牛党也并非一直主张退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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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学术界还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牛李党争始于元和十年(815年)对淮西镇战和问题的争论；其二认为起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复试案。
②《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
中有一些人也主张对吐蕃侵扰要严加防范，用兵抵御。只有在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上，两党主张的分野比较明显，李党主张的积极成分要更多一些。
两党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当一派中人任宰相，执掌大权时，便极力排挤打击另一派人，反之亦然。朝臣中许多人都卷入这种朋党之争中去，搞得政治空气异常紧张，文宗曾叹息说：“去河北贼（指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①武宗时期用李德裕为相，唐朝政治颇有振作气氛。宣宗时，一反武宗所为，把李德裕4次贬官，最后贬至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当司户参军，大中十三年(85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牛党分子白敏中、令狐绚等为宰相，大肆贬黜李党人物，重用牛党之人。从此，李德裕一派彻底失败，两党斗争也就从此结束。
（二）文宗求治
唐文宗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对穆宗、敬宗两朝的种种弊端颇有了解，想有所改革。即位以后，“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富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③。敬宗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即位后，恢复旧制，每逢单日上朝。经常召见宰相群臣，讨论国家政事，久久方罢。“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③。
自从代宗大历以来，节度使多从禁军大将中选任，这些人为了获取节帅之位，皆以高息向富室贷钱，以贿赂护军中尉（宦官），数额巨大，动辄逾亿万，人称债帅。获得节帅之任后，则重敛老百姓以偿还所借债务。节度使的任命从来不由宰相过问。文宗即位后，欲削宦官之权，依重宰相裴度、韦处厚。太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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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敬宗宝历二年十二月。
（827年）四月，忠武节度使王沛死，裴度、韦处厚始奏请文宗，以太仆卿高瑀继任，“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①
对于宦官专权情况，文宗深恶痛绝，欲谋铲除。他对当时朝廷上两个大派阀李德裕和李宗闵都不相信，相继贬逐。把翰林学士宋申锡提为宰相，同他密商诛杀弑宪宗、敬宗的宦官口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瑶任京兆尹，并把文宗密旨透露给他。不料王瑶竞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先发制人，命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李凑（文宗弟）为帝。文宗不辨真伪，把漳王贬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治今重庆开县）司马，宋申锡后死于贬所。文宗欲除宦官，由于不能明辨是非，反为宦官愚弄，将自己的心腹大臣贬死，自翦羽翼。
文宗贬逐宋申锡后，认为李训、郑注二人可靠，于是又把诛杀宦官之事委托给他们。
李训是李逢吉从子，进士出身。敬宗时因事流放岭表，遇赦得还，由郑注介绍给王守澄，再由王守澄推荐给文宗，累迁翰林侍讲学士。
郑注，绛州翼城（今属山西）人口初以游医活动于长安权贵之门，李愬为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时，以其为节度衙推，深得信任，并把他介绍给王守澄。王守澄设谋诬陷宋申锡，就是郑注出的主意，因此为王守澄所重用，累迁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
李、郑两人相结，共同排挤李德裕、李宗闵。太和九年(835年)九月，李训升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郑注于同年八月，也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左仆射、风翔节度使。十一月，大理卿郭行余出任郐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瑶任河东节度使。李、郑密谋内外合势，翦除宦官。
（三）甘露之变
李训为相以后，按照文宗的旨意，因宪宗被杀，王守澄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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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文宗太和元年四月。
其事，免去他的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之职，任命他为六军十二卫军容使，尊以虚名，实夺其权。不久，又派人以毒酒鸩杀王守澄，然后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大宦官也先后遭贬逐，后又处死。传说宪宗之死，是宦官陈弘志下的毒手，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文宗下令召他入京，在途中杖杀。这样，参预谋杀宪宗的逆党基本被铲除干净了。
文宗、李训在除掉以上宦官以后，与郑注等人合谋企图一举彻底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署厅后石榴树夜有甘露下降。文宗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去察看。李训等回来说非真甘露，未可马上宣布。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前往察看。宦官走后，李训急召郭行余、王瑶的邠宁、河东兵入宫。当时二人之兵数百，事先已执兵器立于丹凤门外，接到入宫的命令后，独河东兵入宫，邠宁兵观望不前。
仇士良等人至左金吾厅察看甘露，发现有伏兵，急忙走出，奔还含元殿。李训见此情况，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护卫文宗，宦官们抢先一步扶文宗上舆，劫夺还宫。李训攀住乘舆不放手，宦官郗志荣以拳击其胸，李训倒地，文宗乘舆入宣政门，门遂即关上。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士卒300余人，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200余，皆已入宫登上含元殿，但已来不及了，只击死击伤宦官10余人。李训见宦官已劫夺文宗入宫，知大事已去，换上从吏衣衫，走马而逃。百官皆惊骇散走。
仇士良逃出险境后，命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各率禁军500人，露刃出阀门，逢人便杀。宰相王涯、贾觫等事先没有参预此次密谋，事情发生后，退回政事堂，静候消息，见禁兵冲入乱杀，狼狈逃出。两省及金吾吏卒600余人被杀死。仇士良等又分兵掩闭富门，搜索诸司，诸司吏卒及酤贩小民被杀又千余
人。仇士良等还遣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李训在逃往凤翔（今属陕西）途中被捉，送往长安途中被斩首。又派兵在长安城中大肆搜索，王涯、贾餗、王瑶、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皆被捉获，斩首示众，其亲属不问亲疏全部处死，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奴婢。
事变发生之际，郑注从凤翔带兵500人奔赴长安，走到扶风（今属陕西），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又折回凤翔。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其监军张仲清所杀，郑注慕僚及亲兵被杀者达千人以上。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也在长安城中被捕杀。“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①。
甘露之变，虽由文宗与李训、郑注、郭行余、王瑶、罗立言、韩约等密谋策划，但当时北司（唐朝宦官机构多设在皇宫之北，故称北司）和南衙（唐朝三省及所属机构设在皇宫之南，故称南衙）之争，由来已久，宦官们只杀李训、郑注等人，并不能夺取南衙之权，故利用这次事变大开杀戒，杀死了宰相王涯、贾觫及大批朝官。“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③。文宗参预密谋也为仇士良等所知，只是因文宗登基已久，不敢轻易废黜，才得以保全帝位，但已形同幽禁。文宗无奈，终日寡欢，自称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病死，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借口太子年幼，且有疾病，另立穆宗第五子李炎为帝，即唐武宗。并杀死文宗的杨贤妃及成王李溶、太子李成美。
（四）武宗革新
武宗即位不久，经宦官杨钦义的帮助，李德裕从淮南节度使任上再次内调为宰相。当时牛僧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借口汉水泛滥，冲淹襄阳（今湖北襄樊）民居，归罪于牛僧孺，免去了他的节度使职务，调任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唐廷出兵进攻泽潞镇（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李德裕又借口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宗闵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以前有书札往来，不宜留在东都，武宗遂将李宗闵贬为湖州（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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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浙江）刺史。后又诬陷牛僧孺同情泽潞刘稹，贬其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东北）长史，李宗闵又被流放到封州（治今广东封开东南封川镇）。这时李德裕因辅佐武宗有功，升为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峰，牛党受到沉重打击。
不过，李德裕在宰相任上，辅佐武宗的确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使当时政治出现了新气象。在对待回鹘问题上，由于回鹘国内长期战乱，连岁大疫、大雪，畜牧业损失严重，国力有所削弱。加之回鹘西北方的黠戛斯部逐渐强大，不断进攻回鹘，焚其牙帐，回鹘部众溃散，一支由嗢没斯率领，南下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一支由乌希特勤率领，也向南移动。唐朝一面运粮赈济其部众，一面派军严守边境，有效地防止了回鹘进入内地，骚扰塞上人民的平静生活。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子刘稹自立，武宗和李德裕决定出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围攻，终于平定了昭义之叛。
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八月，下令灭佛，共毁寺院4600余所，毁招提（私造寺院）、兰若（山台野邑为兰若）4万余所，勒令还俗僧尼26.05万人，收良田数千顷，释放奴婢1 5万人。这次灭佛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社会增加了大批劳动力，使大量奴婢获得解放，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李德裕和武宗还想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军权，但是失败了，禁军指挥权始终控制在宦官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