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尤其懿宗以来，由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糜烂，战争频繁，官吏众多，费用日增，官府便不断地向人民加税，逼得广大人民衣食无着，破产逃亡，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与此同时，朝政也日趋腐败，危机重重。继吐蕃之后，南诏成为唐朝最大的边患，连年侵扰，使唐朝统治更加动荡不稳。
一、经济严重破坏，封建剥削残酷
唐朝后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究其根源，主要有3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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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五年十月。
面的因素：
1、封建剥削残酷，导致农民破产逃亡。唐后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盐、茶、酒、竹木、漆、房屋等，都要收税，规定以上物资市场交易每千钱抽50文。特别是食盐，官府垄断经营、任意抬高盐价，使盐价从唐中期以来增加了十几倍。此外，徭役和科差也越来越沉重，本来两税法规定租庸杂徭悉省，由于藩镇连兵，战争频繁，转输任务繁重，农民仍然是“力役不息”。科差在唐后期指色役，即以户为征发单位的杂徭，由各级官吏根据需要随时征发，征发的时间和服役的期限都没有限制①。官吏征发色役“动喻数月”②，妨碍农时颇甚，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2、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唐前期禁止占田过限，对土地买卖和转移有各种限制。两税法实行后，占田数额和土地买卖的限制被全部取消，遂使地主、官僚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的土地。懿宗时，宰相们也承认当时的情况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③。如岭南节度使韦宙，在江陵（今属湖北）有大量“良田美产”，其庄园屯积的稻谷就有7000堆，被称为“足谷翁”④。关中的良田不是被宦官们兼并，就是被拥有神策军籍的地主所占有，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甚至一个退职的县令严郜，在长葛（今属河南）就有“良田万顷”⑤，其他贵族官僚兼并土地，可想而知。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浮户，或变为地主客奴，身份大大下降，还要承担地主沉重的地租和杂役，生活更加穷困，更加痛苦。
3、战争的直接破坏。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统计，从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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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宗国：《唐末阶级矛盾激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②《全唐文》卷八十二《大中改元赦文》。
③《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记》。
④《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韦宙》。
⑤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下。
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763年）起，至乾符元年（874年）止，这110余年中共发生藩镇动乱120余起，平均每年发生1.5起。其中与朝廷发生冲突的共20余起，平均每5.5年发生一起。战争如此频繁，必然对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所谓“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①。战争还迫使农民逃离家园，大片土地无人耕种，“人户逃亡，田地荒废”②。至于战争耗费的巨额资财和大量人力，更是无法统计。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朝后期经济残破，生产衰退，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除了武装暴动以反抗朝廷的残酷统治，别无选择，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了。
二、朝政日益腐败，政权动荡不稳
唐朝后期，朝政日渐混乱，政治非常黑暗，朋党倾轧，宦官专权，官吏贪污，藩镇跋扈，使得唐政权动荡不稳。
唐代宦官自玄宗时干政以来，到后期由于其掌握了禁军权，进而控制政权，在朝中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恶不做。他们残酷地打击政敌，迫害朝臣，利用“甘露之变”，大杀朝官，死者六七百人，朝堂几乎为之一空。又残害百姓，搜刮财物。宦官们借宫市之名，公开抢劫人民财物，五坊小使以捕捉鸟雀禽兽为名，到处敲榨勒索，稍不如意就张网于农户家门及水井，不许出入和取水，凶残无赖之极。甚至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唐后期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及哀帝共11个皇帝，其中宪宗、敬宗两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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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乾元元年十二月。
②《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③《全唐文》卷八〇四《直谏书》。
武、宣、懿、僖、昭宗6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可见宦官权势膨胀到何种程度。由于宦官们的贪婪、残忍、专横和无知，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
唐后期，政治之黑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刘蕡传》说：“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这段话深刻揭露了唐朝君臣的丑恶嘴脸和凶残本性，节帅、刺史、县令无不刻意聚敛钱财，盘剥百姓。地主阶级利用特权转移赋役负担，赋税和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破产者甚众。而统治阶级却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丝毫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如唐懿宗信佛，咸通十四年(873年)至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①。僖宗喜欢“蹴鞠斗鸡”，“赌鹅”，尤善“击球”，强追百姓广修球场供其游乐。他曾夸口：“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②
唐代的朋党斗争也是很激烈的。“牛李党争”就持续了40年之久，卷入朋党斗争中的朝臣不计其数，他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斗争异常激烈。对于宦官专权，朝臣们痛心疾首，力图翦除阉宦的大有人在。“甘露之变”时朝臣遭到惨痛的失败，此后“朋党”分子往往又和不同派系的宦官相勾结，依为后援。懿宗、僖宗时期，朝臣之间斗争更烈，他们不问是非，全凭意气用事，把主要精力都用到无休止的攻讦之中，致使朝政更加混乱。在唐末，不少朝臣甚至勾结强藩，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相互之间展开斗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瓦解的三个重要原因。在这些矛盾的交织发展中，唐王朝政治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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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二月。
经济困难，政权极度不稳，最后垮台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战争频繁不已，灾荒连年不断
唐朝后期战争频繁，自文宗以来先后发生了横海李同捷、山南西道杨叔元、昭义刘稹等藩镇叛乱，唐廷调动诸道大军，耗费了巨额资财，虽最终平定了叛乱，但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这一时期边患也比较严重，吐蕃虽已衰落，南诏、回鹘、党项、契丹等军却不时骚扰边境，威胁着周边地区社会安宁和正常生产，其中南诏已成为唐朝后期最大的边患根源。
南诏自酋龙称帝以来，“兵出无宁岁”①，频繁地侵扰西川、岭南、安南等地，杀掳人民，破坏生产，对唐王朝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自懿宗咸通七年（866年）高骈收复安南，击败南诏军后，南诏遂把进攻的主要方向移到西川，集中物力、军力欲与唐军一决雌雄。咸通十年（869年）至十一年，南诏起倾国之兵，凡男子15岁以上都要应征入伍，“妇耕以饷军”②，连续攻陷嶲（治今四川西昌）、黎（治今四川汉源西北）、嘉（治今四川乐山）、雅（治今四川雅安）等州，进驻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围攻成都（今属四川）。懿宗命东川节度使颜庆复为大渡河制置、剑南应接使，率大军援救成都。大将曾元裕、宋威等连败南诏军，斩杀甚多，成都城中夜出勇士，火烧南诏军营，南诏军大败，退回国去。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军再次攻蜀，渡过大渡河，击败唐守军，攻陷黎州，进逼雅州，成都震动。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南诏又一次破黎州，入邛崃关（今四川荥经西南），围成都3日退去。
次年，唐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简阅精锐，连败南诏，收复邛崃、黎州，把南诏势力驱逐过大渡河。南诏恐惧，遣使求和。自酋龙以来，南诏为唐边患近20年，使唐朝疲于奔命，穷以应付，国力虚耗。南诏因连年战争，国力衰弱，也难于支持，双方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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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下》。
后，直至唐末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评论说：“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可见南诏之患，也是促成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唐朝后期，天灾严重，连年不断。《新唐书·食货志二》载：“懿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咸通十四年（873年），关东、河南大旱，“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百姓饥饿，“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官府不加赈济，照旧催逼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①，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连年自然灾害，百姓无法生活下去，“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②，农民起义的大风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