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农民战争期间，产生了一批新的藩镇，这些后起的藩镇势力发展很快，对原有的藩镇冲击很大，旧的平衡完全被打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随着农民起义的被镇压，外来威胁的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相对缓和的矛盾再度激化。宦官与朝臣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各自以一些强镇为后盾，．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唐政权危机加剧，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一、统治集团内争激烈
唐僖宗回到长安时，长安已残破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①。关中地区经过战乱后，人口逃散，田地荒芜，生产衰退，一片凄凉景象，预示着唐朝统治面临末日，即将走向全面崩溃。然而，唐朝宦官、朝臣之争，宦官内部斗争并不因此而有所缓和，反而更加激烈。宦官头子田令孜与杨复恭（杨复光之堂弟）争权夺利，一个依其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靠山，一个靠拥有沙陀铁骑的河东（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李克用为后盾。宰相们为排斥异己，勾结藩镇者有之，依靠宦官者有之，都不择手段地对付自己的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将国家安危则置于脑后。到了唐昭宗时期，以宰相为首的朝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他们各以强镇为依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宦官们几乎被诛杀殆尽，朝臣们也受到残酷的屠杀，唐王朝在这种无休止的斗争中终于寿终正寝了。
唐僖宗在成都时，田令孜曾招募新军54都，每都千人，分隶左右神策军。南衙、北司官员共万余人②，都需要朝廷供养。回到长安后，由于藩镇各专租税，不愿上供，江淮及河南、河北的赋税，三司又调运不来，当时唯收京畿、同（治今陕西大荔）、华（治今陕西华县）、凤翔（今属陕西）等地租税，不能赡养军队，赏赐不时，士卒有怨言。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两盐池原先隶属榷盐使管辖，盐利尽归朝廷。中和以来，僖宗入蜀，百司各失其职，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王重荣乘机擅有两盐池之利，每年仅献盐3000车。田令孜奏请僖宗，欲收两池盐利以供军，另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王重荣拒受朝命，上表斥责田令孜。田令孜联合邠宁（治邻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共讨王重荣。王重荣自感势孤力薄，便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联兵抗击朝廷。李克用所率沙陀兵强悍勇猛，所向无敌，长驱攻入关中，双方在沙苑（位于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之间）大战，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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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元年三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元年闰三月。
玫、李昌符大败，京城危急，田令孜与唐僖宗慌忙逃往凤翔，不久又经宝鸡（今属陕西）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朱玫、李昌符见势不妙，转而联合王重荣、李克用反对田令孜。田令孜到兴元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自任西川监军，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投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去了。僖宗以杨复恭为枢密使兼任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唐廷的权力遂由田令孜转移到了杨复恭手中。
光启二年（886年）四月，朱玫在凤翔召集百官，拥立唐宗室襄王李煴为主，权监军国事。十月，李煴在长安即皇帝位。由于李煴终究是远房唐宗室，没有号召力，加之朱玫兵力有限，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昌符知李煴难成气候，遂又重新归顺唐廷。李克用本来已回到河东，对此事大为不满，遂与王重荣共同举兵讨伐朱玫。朱攻兵败，被部将王行瑜所杀，王行瑜遂夺得邠宁节度使之位。李昌符也被新任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杀。长安大乱，李煴在百官簇拥下，逃奔河中，王重荣诈为迎奉，杀死了李煴，朝官被杀的几达半数。
僖宗于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由兴元回到凤翔，因长安此次遭战火破坏严重，宫室未完，临时驻于凤翔。次年二月，僖宗患病，从凤翔回到长安口三月，僖宗病危时，杨复恭请求立皇弟寿王李杰，僖宗下诏立其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病死后，寿王即皇帝位，更名晔，是为昭宗。
杨复恭自以为有册立之功，自称“定策国老”，视昭宗为“门生天子”，作威作福，专横跋扈。他豢养了几十名勇士为义子，让他们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数百名为义子，分派到诸道充任监军使。昭宗对此忿恨难平，忍无可忍。宰相孔纬、张濬等也不满杨复恭所为，暗中劝昭宗采取措施，翦除宦官。但是他们本身没有力量，便想依靠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由于杨复恭的哥哥杨复光对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有恩，杨复恭遂依靠李克用为后盾。张漕听从朱全忠的建议，力倡讨伐李克用，以动摇杨复恭的靠山，然后再铲除杨复恭。另外几位宰相杜让能、刘崇望和其他朝臣深知此举非但无功，只能招祸，纷纷劝阻，昭宗不听。大顺元年（890年），唐廷下诏，削去李克用的一切官爵，出兵计伐，以张濬为统帅，孙揆为副统帅，命朱全忠、卢龙（治幽州，今北京西南）节度使李匡威同时出兵，三路共讨河东。结果张濬、孙揆大败，李克用攻破晋州（治今山西临汾东北）。朱全忠仅派偏师作试探性进攻，一旦受挫，立即撤回本境。唐廷无奈，下诏为李克用昭雪，恢复官爵，劝其退回本镇。主张用兵的张濬、孔纬都被贬谪。朝官受此挫败，从此无人敢言斥逐宦官。以杨复恭为首的宦官集团，气焰更加嚣张。
昭宗受此打击，仍不甘心，他对杨复恭义子杨守立，结以恩宠，委以重任，想以此法分化瓦解宦官势力，以达到最终铲除宦官的目的。把杨守立从一个普通将军破格提升为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姓名李顺节，倚其削夺杨复恭军政大权。大顺二年(891年)，昭宗认为时机成熟，免去杨复恭的一切职务，迫令致仕。杨复恭不甘心失权，密谋发动军事叛乱，战败逃往兴元，招集义子杨守信、杨守亮等，以讨李顺节为名，联兵反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出兵讨叛，杨复恭大败，在逃亡途中被同华节度使韩建杀死。在长安，神策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设计杀死李顺节，夺得军政大权。
李茂贞战胜杨复恭，占据兴元，要求朝廷让他兼领山南西道，昭宗不愿李茂贞势力膨胀，拒绝了其要求。李茂贞上疏斥骂，昭宗怒不可遏，决计出兵讨伐凤翔。宰相杜让能认为风险太大，再三劝阻，昭宗不听，强令杜让能主持军务，以宗室李嗣周为招讨使，率禁军讨伐李茂贞。禁军未经训练，战斗力很弱，根本不是凤翔军队的敌手，一触即溃，李茂贞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直逼长安。强迫昭宗杀死杜让能、西门君遂等一批人。于是，李茂贞尽得凤翔、兴元、洋（治今陕西洋县）、陇（治今陕西陇县）、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等15州，成为关陇地区的霸主。李茂贞本非强镇，由于地近长安，便于干预朝政，致使唐廷多观其眼色行事。朝臣、宦官经此两战的打击，势力大为削弱，然毫无醒悟，相互倾轧仍然非常激烈。
二、藩镇林立攻战不休
唐廷依靠藩镇镇压农民军，农民军虽被镇压，但藩镇势力也恶性膨胀，出现了无地不藩、无时不战的混乱局面。光启元年（885年），僖宗从成都回到长安，当时的情况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①。
唐朝末年，北方诸镇势力最强者，莫过于河东李克用和宣武朱全忠，他们均是依靠镇压农民军起家的新起藩镇。其余如感化（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时溥，天平（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节度使朱瑄，泰宁（治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朱瑾，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治邻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王行瑜，镇国（治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韩建，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成德（治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镕等，虽号称强镇，但屡经打击，势力皆不能与李克用、朱全忠相比。至于昭义（治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孟方立，义武（治定州，今属河北）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等，只不过依附强镇，以求自保而已。唯有蔡州（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秦宗权，兵员众多，军纪败坏，所至焚城杀戮，为害最烈。他在黄巢从长安东撤进入河南时，战败投降，后来黄巢北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失利，退入山东，他便倚仗兵力，独树一帜，自称皇帝。向周围地区大肆扩张，杀人如麻，残暴绝伦，行同豺狼。史载：“（秦宗权）遣其将秦彦乱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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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秦贤乱江南，秦诰陷襄阳，孙儒陷孟、洛、陕、虢至于长安，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州。贼首皆傈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城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①秦宗权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
到汴州的朱全忠。于是，朱全忠拉拢联合陈州的赵犨，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共同对付秦宗权。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少胜多，于文德元年(888年)，彻底击败秦宗权。从此，朱全忠实力大增。
朱全忠在进行兼并战争期间，不但驱杀百姓，破坏生产，而且大量残杀兵卒，为害甚大。如徐、泗（治今江苏盱眙北）辖境之内，“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②。以后又进攻天平镇，破坏更加严重，“全忠乃移兵攻郓，三四年间，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③。景福二年（893年），朱全忠击败朱瑄，俘获士卒3000余人。恰至这时，狂风骤起，飞抄走石，朱全忠竞说：“此乃杀人未足耳！”’④下令将所俘士卒3000名全部杀光。在进攻淄青镇（治青州，今属山东）时，朱全忠之侄朱友宁围攻博昌（今山东博兴）不下，“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⑤。真是兽性大发，惨绝人寰。
北方的另一强镇——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也是一个嗜杀成性，蛮横残暴的人物。他拥有凶悍轻剽、骁勇善战的沙陀铁骑，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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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二〇〇下《秦宗权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二《时溥传》。
③《旧唐书》卷一八二《朱瑄传》。
④《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
⑤《旧五代史》卷十二《朱友宁传》。
勇敢善战的将校收为养子，作为军中骨干，如李存孝、李嗣昭、李嗣源、李存进等，皆为一时名将。由于实力雄厚，河东兵锋所向，无不披靡，河北、关中诸镇惶恐款服，朱全忠也屡遭败衄，李克用一时势压群藩，威震中原。但是，李克用自恃强盛，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御下无方，虽然制服了许多藩镇，却又往往叛离，所兼并的地区也难巩固，最终使他陷于东奔西走、手忙脚乱的被动地位。和朱全忠相比，明显不及，双方力量虽不断转化，但总的看，李克用逐渐处于下风。
在烧杀劫掠，破坏生产方面，李克用的军队与朱全忠并无两样，甚至有过而无不及。河东军纪之坏，举世闻名，李克用部下官兵蛮横强暴，恣行杀掠，无异悍盗。史载：“（李克用）部下皆北边劲兵，及破贼迎銮，功居第一，由是稍优宠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①平时如此，
战时烧杀抢掠更为厉害，有时甚至靠食人肉度日。如景福元年（892年），成德节度使王镕与李克用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叱日岭大战，河东军大胜，歼敌万余人，河东“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②。连李克用的长子李存勖都看不惯这种现象，要求整肃军纪。李克用却另有看法，说：“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③这种姑息纵容的恶劣风气，使得河东兵的军纪越来越坏，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
在南方，藩镇混战亦遍于各地，其中以淮南、两浙最为严重，对社会生产造成的破坏也最大。淮南（治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高骈，晚年宠信妖人吕用之，让其掌管盐铁，参决军政。吕用之又推荐诸葛殷、张守一，说他们会长生之术，高骈奉若神明，用为牙将。另建别院，饰以珠玑、金钿，高骈与吕用之等人深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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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唐庄宗纪一》。
②《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武皇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三月。
中，讲法论道，不见部属。吕用之还怂恿高骈置“察子”百余人，深入民间、街巷，探查情况，防范军民，夺人妻女，掠人货财，无恶不作。高骈还听信吕用之之言，选募诸军骁勇2万人，号称左右莫邪都，用以胁制诸将，由是诸将怨忿，皆有离心。这样就使高骈陷于孤立境地，却不自知。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秦宗权部向南流窜，高骈命部将毕师铎驻守高邮（今属江苏），以事防御。毕师铎遂联络淮南将领张神剑、郑汉璋等，以除吕用之为名，举兵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毕师铎屡战不利，遂向占据宣州（今属安徽）的秦宗权部将秦彦求援，二人合并，攻陷广陵，抓获高骈。高骈部将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刺史杨行密举兵讨伐毕、秦，二人战败，弃广陵逃走，临行前杀高骈及全家。此后杨行密与秦宗权余党孙儒展开争夺江淮的残酷战争，战火弥漫于江淮之间，杨行密虽最终击败孙儒，但江淮已残破不堪，非昔日可比了。史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①
唐末以镇海．（治润灶，今江苏镇江）节度使周宝管辖两浙。刘汉宏本黄巢部将，后投降唐朝，被任为浙东观察使，他不满意仅占有浙东，出兵进攻浙西，周宝遣部将董昌、钱镠率兵迎击，连破刘军，斩杀刘汉宏。董昌遂升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观察使，据有浙东之地。周宝不久被叛乱的部下所逐，薛朗自称节度使。钱镠不服，兴兵讨伐，擒斩薛朗，又相继夺取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等州，成为与董昌、杨行密鼎足而立的强镇。两浙地区前后经战火摧残达10年之久，破坏程度虽远不如广陵，但也比较严重，其中以杭、越之州最甚。南方的福建、荆湖、岭南、剑南等地区，也都程度不同地遭到战火破坏，只是程度较江淮、两浙轻一些。
总的说来，南方各地战乱时间较短，战争规模较小，远远不能和北方相比，割据者们几经较量，强者逐渐消灭对手，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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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七月。
几个割据一方的小政权。这些封建割据者大都实施保境安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政策，使南方经济比北方恢复得快，有些地区还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三、唐朝政权名存实亡
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李唐王朝尽管还苟延残喘了20多年，然而只有朝廷的名义，却没有行使朝廷集权的职能，唐朝政权已名存实亡了。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虽然一蹶不振，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朝廷仍然拥有巨大的财赋来源和相当的军事、政治力量，除河朔诸镇外，还可以基本上控制其他地区，地方军阀的势力还不足以控御朝廷，即使河朔诸镇在名义上也得尊奉唐廷。唐末农民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廷已完全失去了驾驭全国的能力，膨胀起来的藩镇势力，不再满足于割据一隅，他们互相攻伐，互相兼并，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视唐廷为无物。史载：“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①可见唐廷已沦落到何等可悲的地位。不仅如此，唐末农民大起义前后的藩镇，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二“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主要为争取节帅的继
承权而同朝廷斗争，所谓“以土地传子孙”，“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②。他们单独抗命也好，或者“为合从以抗天子”③也好，目的都是争取或捍卫这种权力。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田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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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中和四年七月。
②③《新唐书》卷二一〇《田承嗣传》。
这些藩镇便“潜谋勒兵拒命”①。大量史实说明，这个问题是这一时期唐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所在。唐末农民起义后，藩镇中的强者不再满足于割据一地，已经萌发了兼并统一的念头，如淮南节度使高骈，在黄巢义军还未失败时，看到天下大乱，他就“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②。朱全忠和李克用也是这样的强镇，后梁、后唐两个王朝就是先后由朱李二姓建立的。正因为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在光启元年（885年）唐僖宗从西川回到长安时，能服命者尚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等数十州③。然而不过短短数年时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④。不仅如此，唐廷还要受制于关中强镇，史载：“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邻、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⑤唐廷已经沦落到听命于王行瑜、李茂贞的地步，连一个二等藩镇都不如，哪里还有丝毫朝廷的体面。
从经济角度看，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仍能继续统治一百几十年，主要依赖江淮财赋的供给，所谓“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⑥。当时人也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⑦仅每年运往关中的粮食就达百余万斛⑧。这些财赋不仅供给了平时庞大的官员队伍和军队以及宫廷开支，而且也是唐廷同藩镇作斗争的经济支柱，一旦失去江淮财赋的支持，唐廷便摇摇欲坠，甚至连关中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自从淮南节度使高骈与唐廷对抗以来，拥兵自重，断绝江淮财赋，唐朝的财赋重地仅有剑南一处了。唐僖宗从西川回到长安，不到数年，王建入川，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争夺地盘，遮断剑阁（今四川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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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二年正月。
②《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
③《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二年七月。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二年十月。
⑥《韩昌黎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
⑦《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⑧《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北），使得巴蜀的财赋又告断绝。唐王朝失去了这两支输血管，便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从军事角度看，中唐以来唐廷与藩镇、吐著作斗争，虽然主要依靠藩镇对付藩镇，以及从关东诸镇抽调防秋兵对付吐蕃侵扰，然神策军的力量不可忽视。这是唐廷直接控制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人数最多时达15万余人，是唐王朝的重要军事支柱（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在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这支军队基本上全军覆灭。僖宗在成都时，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54都，每都千人，分隶左右神策军，算是又恢复了这支军队，但是，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不如往昔。后来在和李克用、王重荣的战争以及对李茂贞、王行瑜的讨伐中损失殆尽，从此，唐廷已经不再拥有真正意义的军队了。
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廷已基本丧失了朝廷的地位，既不能行使行政权，又没有经济、军事力量，尽管在僖宗以后，还经历了昭宗、哀帝两代皇帝，实际不过是朱全忠的一块遮羞布而已，随时都可以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箱，连封建史家都认为“唐亡于黄巢”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