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直到最后灭亡的时期。其间出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唐末农民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唐代后期的军事思想，在这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继承前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特殊的历史环境培育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兵学著述，同时也造就了诸如郭子仪、李光弼等杰出的军事将领。这些兵学著述及名将、名臣言行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从高宗到玄宗是唐代兵学的萧条时期。经过安史之乱后，兵学研究才渐趋兴盛，军事著作又逐渐多起来，士大夫的一些谏议奏章也多论及军事，一些非兵书中也包含了很多言兵内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存世兵书有：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王琚的《射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等人的《注孙子》。另外还有一些兵书已经亡佚。郭子仪、李光弼虽无兵学著作传世，但从有关史料中仍可看出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从谏议奏章中的论兵内容看，李泌、陆贽见远识卓，成就斐然，其中陆贽的军事论述内容更为丰富、系统和具有理论特色；而李泌的言论则更具战略对策研究的特征。非兵书言兵者，如杜佑的《通典》，杜牧的《樊川文集》，题为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的《唐六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等，它们或侧重谈兵略基本原理，或着眼当时的现实对策研究，或专记兵制，或谈军事地理等，各有一定特色，也都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之所以趋于兴盛，一是由于当时的军事斗争迫切需要军事理论指导；二是长期、多样、激烈的军事实践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唐后期的兵学著述和军事思想与前期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兵学著述的理论性增强。唐前期多是武人论兵，后期则有许多士大夫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理论水平较高，文笔也比较好，故其著述流传较为广泛和长久。二是兵家思想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融合。如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及为《阴符经》所作注疏等，明显带有道兵家的色彩；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是一部儒、道、兵相糅合的战略性兵书。唐代有些兵书之所以具有较浓厚的道家色彩，当与李唐皇帝攀附为老子之后、遭家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另外，杜牧学贯古今，慨然论兵，甚博而详；陆贽将儒、兵思想融为一体，谈兵内容切实而旨远。不同思想的碰撞，常常迸发出新的军事思想的火花，故这一时期的军事论述多有新见。三是一些兵学理论更具总结性和实用性。如《神机制敌太白阴经》、《通典》中的兵典内容等，都采取了对前人的军事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归纳、注释、阐发的体例。有些兵书的内容着眼于实际运用，大至国家战略的制定，小至基本队形训练、兵器配备和使用，战马喂养、医药救护等，都有具体而详备的论述，其理论更加面向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四是唐前期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军事思想与积极防御的国防指导思想相适应，具有进取性、开拓性的特点；唐后期出现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其关注的重点偏重于维护国家统一，一些对策性研究多着眼于治理内乱，内向性多于外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