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中涌现出来的两位最著名的将领。他们受命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存世的有关文献资料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一、郭子仪的军事思想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初以武举高等补右卫长史，担任过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兵部尚书、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中书令等职，封汾阳郡王。历事玄、肃、代、德4朝。德宗时被尊为“尚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他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收复两京之战、邺城之战等重大作战；安史之乱后，他计退吐蕃，二复长安；说服回纥，再败吐蕃；威服叛将，平定河东等。他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史书称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①，“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②。郭子仪不但武功厥伟，而且还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处理问题，资兼文武，忠智俱备，故能在当时复杂的战场上立不世之功，在险恶的官场中得以全功保身。
从所见有关资料看，郭子仪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郭子仪东征西讨60余年，无论是在平定安史之乱及其他叛乱的战争中，还是在抗御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的战争中，他都以维护唐王朝的统一为己任，出生入死，不避危难。“于国有患，劳其戡定；于边有寇，借其驱除”③。他长期领重兵在外，诚如代宗李豫所言，他最有条件颠覆李唐王朝，但他始终对之忠贞不二，即使在受到怀疑、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受到委屈时，他仍能“无少望，乃心朝廷”④。甚至在有人挖了他的祖坟，激他起兵反对朝廷，“中外惧有变”的情况下，他仍能以大局为重。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对唐廷的命令坚决执行，“诏书至，即日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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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②④《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无纤介顾望”①。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和统一，他常能谦恭自牧，忍辱负重，“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故能“完名高节”，“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②。
另外，他善于从全局出发，提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建议，有的直接付诸行动。如，安禄山叛乱后，他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率军东出，欲克复河北，北图范阳，以牵制叛军西进，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和行动。在安禄山进攻潼关时，他主张实行战略防御的方针，建议潼关守军固守弊敌，反对其出关作战。另外，他将吐蕃逐出长安后，反对鱼朝恩提出的迁都意见等，都说明了他具有较为深远的战略眼光。
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他不但重视军事，而且关注国家政治及周边的关系。提出过削减冗官、选贤任能和轻徭薄赋等治国主张；强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修好，抚顺伐叛，反对四面树敌，主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善待回纥，将吐蕃作为重点作战对象，从河南、河北、出南、江淮等镇抽调兵力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以为“长久之策”等。
（二）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郭子仪治军，以宽厚为主，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德宗说他“训师如子”，史书称他“御下恕，赏罚必信”，“与李光弼齐名，而宽厚得人过之”③。他原与李光弼具为朔方军牙将时，二人有些互不服气。后来他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怕他报复，欲辞职离去。郭子仪说：“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与之“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④，并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二人共同携手平叛。但其对下也并非一味宽容迁就，在必要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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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②③《旧唐书》卷一一〇《郭子仪传》。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肃宗至德元载正月胡注引杜牧《张保皋传》。
敢用重刑。常山之战，唐军与敌战斗不分胜负，郭子仪令将一违令步将斩首示众，因此士殊死斗，一举破敌。宝应元年(762年)，太原士兵哗变，杀死河东节度使邓景山，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前锋将王元振杀死行营都统李国贞，翼城（今属山西）乱兵杀死节度使荔非元礼。河东大有叛乱再起之势，唐肃宗派郭子仪进驻绛州，他一举诛杀首恶王元振等40多人，太原亦效仿之，于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郭子仪收复长安后，射生将王抚自署京兆尹，扰乱京城，子仪将其斩首示众，可见其执法之严。另外，郭子仪在治军上，十分重视对将领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因此，其麾下有大将数十人后来晋封王侯，幕府官员60多人后来也多为显官要员。由于他治军以宽厚为基，恩威并用，所以他在朝野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即使一些敌对营垒的将官也对他非常畏服。
（三）上兵伐谋、先胜后战的战争指导思想
郭子仪用兵，十分重视伐谋屈敌，不战而胜；不得已而用兵，力求先胜后战，打则必胜。他在战争指导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正确料敌，因敌定策。郭子仪注重对敌将心理特点、兵力情况、战场形势的掌握，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嘉山（在今河北曲阳境）之战，安禄山派精兵支援史思明，来势甚猛，郭子仪针对敌情采取避其锋锐、先疲后打之策，“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贼人不及息”①，在其疲惫之后，郭子仪与敌决战，一战败之，斩敌4万，俘虏5000。仆固怀恩反，郭子仪认为，“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入耳”②，根据他对仆固怀恩及其将士情况的了解，决定采取缓战以待其变的策略，取得成功。
二是伐谋屈敌，不战而胜。这是郭子仪用兵的一个重要军事原则，尤其在他后期，多用此法取胜。如，宝应元年(762年)，他不战而屈仆固怀恩反唐之兵；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军攻占长安，郭子仪采取盛张旗帜，用击鼓呐喊之法，惊扰敌人，派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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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旧唐书》卷一一〇《郭子仪传》。
城宣传“郭令公来了”，夜鼓朱雀街，喊“王师至矣”等，使吐蕃军因昼夜惊恐不安而撤离长安。在仆固怀恩再次勾结吐蕃、回纥兵共30多万人向唐进攻时，他利用回纥与吐蕃的矛盾及自己在回纥军中的威望，“示以至诚”，单骑说服回纥首领倒戈，使之与唐联合，大败吐蕃军；大历元年（766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阴谋叛乱，郭子仪奉命征讨，临之以威，同、华将吏斩智光父子以降。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郭子仪深得其中精义。
三是专己分敌，灵活机动。与敌人交战，郭子仪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打敌虚弱之处。安禄山反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合兵，东出井陉，进军河北，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另外，郭子仪从广平王李俶二攻长安，请回纥兵前来助战，率蕃汉之师15万进战，采取的也是集中兵力的战法。同时他还注意分化敌人，如争取回纥打击吐蕃。在战术使用上，郭子仪强调灵活机动，据情定策。或坚壁挫敌；或借用外力；或前后夹击；或决水灌城；或伪败伏击等，均体现了根据形势决定战法的思想。
总之，郭子仪将维护国家统一放在首位，善从战略全局观察、思考和决定问题。实行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治军方法。在战争指导上，主张正确料敌，因敌定策；伐谋屈敌，不战而胜；专己分敌，灵活机动等。这些军事思想和实践活动对当时及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二、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李光弼(708～764)，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初任左卫亲府左郎将，历官河东节度副使、朔方节度使、北都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中书令等职，封临淮郡王。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收复河北诸郡之战、太原保卫战、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河阳（今河南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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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兵法·谋攻篇》。
州南）之战、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北）之战、宋州（治今河南商丘）之战及镇压袁晁农民起义等重大作战，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①。后人亦认为，“以战功论，李光弼奋其智勇，克敌制胜之功，视郭为多”②。后因受朝廷猜疑，忧忿而死。史载他撰有《统军灵辖秘策》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将律》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李临淮兵法》二卷（《世善堂书目》著录）等，均亡佚。《郡斋读书志》载，《统军灵辖秘策》“凡五十章，末云：吕望智廓而远，孙武思幽而秘，黄石宽而重断，吴起严而贵勇，墨翟守而无攻，老聃胜而不美：今择其精要，杂以愚识，为一家之书。"③可知，李光弼对历代兵书颇有研究。从所见史料看，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严明为主要特征的治军思想
李光弼以治军严明闻名于世。史书称他“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④。乱世之军，管理多失之于宽，而这样的军队常常以害民开始，以亡己告终。有识之士，在治军上必纠之以猛，只有如此，军队才会有战斗力，才可能打败敌人，保存自己。李光弼深明此道，因此，他治理军队，“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⑤。至德二年（757年），李光弼以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率兵5000守太原，在太原主持军事的御史崔众骄傲狂悖，不按诏书及时向李光弼交兵，李光弼立命将他收系，恰逢有使者带诏书至，拜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说：“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⑥终斩崔众以徇。因此威震三军，大大强化了军队的纪律，为后来能坚守太原打下了基础。乾元二年（759年），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檄召朔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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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唐肃宗》。
③《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兵家类》。
④《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二月。
马使张用济率军东出河上，张用济畏惧光弼持军严，教诸将逗留其兵，自己来见光弼，李光弼立将其斩首。史称李光弼至朔方军，“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①。河阳之战，他见一将英勇杀敌，另有不战而退者，立即下令斩退却者而重赏杀敌者，体现了“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的治军思想，于是全军人人振奋，终于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李光弼治军严，能首先从自己严起，从亲近者严起。太原之战，他在城上设公幄止息，坚守50余日，“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军事毕，始归府第”②。河阳之役，他说：“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③说罢西向拜舞，三军感动。此战中，他发现爱将郝廷玉军不能前，即“趣左右取其首来”；看到荔非元礼没有按时出战，就“使召元礼，欲按军法”。怀州之战；猛将仆固玚把降将安太清之妻“劫致于幕”，光弼命归之，仆固玚不从，光弼“以卒环守，复驰骑趋之，射杀七人，夺妻还太清”④。可见，他对违法乱纪的比较亲近的将领也决不手软。
李光弼治军严明的另一表现是重视选拔培养将才，明于知人，善于任用。因此，其手下猛将如云，如荔非元礼、郝廷玉、李国臣、白孝德、张伯仪、白元光、陈利贞、侯仲庄、柏良器、乌承毗等，都是当时战功卓著的将领。
李光弼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光弼死后，鱼朝恩观其部将郝廷玉布阵，见其“申号令，鸣鼓角，部伍坐作进退若一”，甚为赞叹。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王善御军，赏当功，罚适过，每校旗，不如令者辄斩。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心破胆裂。”⑤由此可见，李光弼训练军队之严明，成效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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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②《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
④《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
⑤《新唐书》卷一三六《郝廷玉传》。
（二）洞观全局、庙略多算的战略决策思想
李光弼重视掌握战争全局的情况，在战略谋划上做到先胜。安史之乱前期，叛军力量处于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李光弼既反对盲目进攻，也反对消极保守，而是主张积极防御，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反攻。天宝十五载（756年），李光弼在取得河北战场上的胜利后，向唐玄宗建议：“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①唐玄宗不纳，强令哥舒翰出兵潼关，致遭惨败。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李光弼这一战略谋划的正确。乾元元年（759年），九节度围安庆绪于邺城，李光弼曾建言以军逼史思明，使之不敢轻出援邺，则安庆绪可擒。观军容使鱼朝恩不听。后史思明果然来援，唐军因遭惨败。二年九月，史思朋率军攻入河南。李光弼分析形势后认
为，洛阳难于固守；退守潼关则委地500里于敌，使敌势益强；只有固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南），北阻泽、潞，方可进守自如，如猿臂之势，钳制叛军，使之不得西进。遂移军2万守之，大败叛军，遏制了敌人西进之谋。这些都体现了李光弼洞观全局、庙略多算、不计眼前一城一地之得失，掌握主动，以争取战略性胜利的作战指导思想。
（三）践墨随敌、出奇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光弼指挥作战反对墨守成规，主张根据形势灵活决策，出奇计取胜。太原之战，起初众将听说史思明率10万大军来攻，都按照一般思维方式考虑对策，主张赶紧抢修城墙。李光弼认为：“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②于是亲率士卒及百姓在城外挖掘壕沟。这样，既可阻挡敌兵，使之不能靠近城墙，增大了防御纵深；又可把挖出的土运入城中做成数十万块土坯，战时可以随时修补被敌破坏的城墙；还可节省人力物力，可谓一举多得。这一决策无疑比众将的意见高出一筹。作战中，他不是消极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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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②《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而是在防守的同时，常出奇计进攻敌人，采取了以攻为守、攻守兼用的战术。如，他采用挖地道的战术打击和骚扰敌人，将前人用于攻城的手段用之于守城，给敌造成重大伤亡；他让人制成由200人操作的巨型礌石车，一发可毙敌20余人，敌人被砸死十之二三。河阳之战，史思明企图用马群引诱李光弼进入自己的埋伏圈以消灭之，李光弼将计就计，用“母马计”轻易获得史思明千匹好马良驹，亦是独出心裁。李光弼移军趋河阳，亲自以500骑殿后。敌人游骑先期占领石桥，诸将请示如何行进，光弼下令：“当石桥进。”时至夜晚，军队持火炬徐行，队伍严整，敌人见状，不知虚实，反而害怕有伏，未敢发起攻击，李光弼军得以顺利通过。这些都体现了他因势定策、出奇制胜的用兵思想。
李光弼在作战指导上，十分重视利用地形、城池等的辅助作用。他的老对手史思明说他“长于凭城”①，乃是知言。太原之战，他以1万克敌10万；河阳之战，他以2万胜敌5万。他能如此“以少败众”，“长于凭城”是一重要原因。另外，李光弼还注重激励士气，瓦解敌军。河阳之战，敌大军攻中淖（河阳三城之一），李光弼登陴远望后鼓励部下说：“彼军虽锐，然方阵而嚣，不足虞也，日中当破。”②用以鼓舞士气。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准确分析敌人心理，用计使史思明的“万人敌”将领高庭晖、李日越不战而降，则是分化瓦解敌人取得成功的例证。
总之，李光弼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他主张从严治军，赏信罚必；严于责己，正身率下；重视提拔培养年轻将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做到从全局出发，庙略多算；在作战指导上，他主张践墨随敌，出奇制胜；扬长避短，瓦解敌军；善用地物，以少败众等。这些思想在当时均不失为真知灼见，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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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十月。
②《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