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是唐代后期较有成就的兵学家，道号达观子，生平事迹不详，约为玄宗至代宗时人。《直斋书录解题》谓李筌撰《阃外春秋》，“天宝二年上之”。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进书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时间相符。这说明李筌在天宝二年(743年)时还为布衣，并在今河南嵩山之少室山隐居。《集仙传》说他有将略，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后入山访道，不知所终。今传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前有李筌自序及进书表，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永泰无四年，永泰二年十二月即改元为大历。可知此序为后人伪托无疑。其主要兵学著作，现传世的有：《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李筌注孙子》、《阃外春秋》残本、《阴符经疏》等。见于史籍著录但已经佚失的有：《青囊括》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彭门玉帐歌》三卷，《军旅指归》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等。其中军事价值比较大的是《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名《太白阴经》。古人有太自主军戎杀伐之说，因以名之。此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有明汲古阁抄本、清内阁抄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等各种刊本。其中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善。全书分为人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遁甲、杂式等10卷，100篇。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人谋》和《杂仪》中。该书博采道、儒、兵家军事思想之长，形成了某些独到见解。《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此言不妄。
《李筌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卷，《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郡斋读书志》、《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此书单行本刊刻较多，但是目前都已不可见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郡斋读书志》说，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循甲》注成三卷”。《李筌注孙子》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较早注意到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的思想，探讨十三篇各篇次序与其思想脉络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解词释字，为后人系统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开辟一新的思路。二是他的注解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如《虚实篇》“饱能饥之”句，曹注“绝粮道以饥之”，失之褊狭。李筌注“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并举高颍所献平陈之策，司马景王讨诸葛诞之谋，李密疲弊宇文化及之事以证之，认为“但能饥之则是”，比曹注更符合《孙子兵法》本意，也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三是他较早注意运用更多的史例解释《孙子兵法》抽象的军事原则，对于人们理解《孙子兵法》精义很有帮助，对后来注解《孙子兵法》者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另外，用《遁甲》作注，是《李筌注孙子》一个显著特点，为人们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兵阴阳家的情况保留了一些资料。
李筌另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天宝二年问世。此书记从周武王胜殷到唐太宗擒窦建德期间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是一部史略性兵书。题为吕尚、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等人注，实际上很可能是在李筌一人所为的《阴符经解》一卷以及李筌撰《阴符经疏》三卷中，体现了他的一些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思想。
从李筌的存世著述看，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道、兵、儒兼取的战争观
李筌属道兵家，他把《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今本作‘取’）天下”思想做为人主行动的最高原则，认为只有“主有道德”，才能成“帝王之兵”，而“帝王之兵前无敌”。他解释说：“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①。但他并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只是反对“妄动杀机”，“烦兵黩武，阴谋屠害，苟求奢荣，倾夺于世”的不义战争，赞成“罚叛讨逆，顺天行诛，皆合天杀之机”、“诛暴定乱”，以达成“定基”目的的军事行动②。主张“以顺讨逆，不伐无罪之国”⑧。认为“兵眷凶器，战者危事”，因此，人主“必须三反精思，深谋远略”，而不可“寡于谋虑，轻为进退”④，即要慎战多谋。他讲“主有道德”，但不排斥儒家的“仁义”和兵家的“诡谲”，而是主张把三者统一起来，“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⑤。“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⑥。提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原则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兴仁义之师”，不得已才诉诸战争，“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认为若能如此，则“四夷不足吞，八蛮不足庭”⑦。
二、“致富强”的经国治军思想
李筌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首先要使国家富强。国家的强弱不是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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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主有道德篇》。
②《黄帝阴符经疏》卷上。
③《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李筌注。
④《黄帝阴符经疏》卷下。
⑤《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篇》。
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善师篇》。
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贵和篇》。
只要能“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就可使国家富强①。强调重农兴商以富国，同时要施智以强兵。二者不可偏废。“谷者，人之天也。天所以兴，王务农。王不务农，是弃人也。人既弃之，将何有国哉”②；“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商旅不备也”；“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赡”③。要求使贤用能，善拔贤能于穷困，“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管夷吾束缚于鲁”，“百里奚自鬻于虞”，他们都因得遇明主而致君强盛，故“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④。要按照智勇兼备的原则慎重任将，“先察后任”，不要“先任后察”。尤其强调将有智谋，认为“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者也”。他不但强调将帅个人素质优秀，而且强调将领群体素质结构合理，“智均则不能相使，力均则不能相胜，权均则不能相悬”，“情异则理，情同则乱，故大将以智，裨将以勇，以智使能，则何得而不从哉？”⑤军中要有“智能之士”、“辩说之士”、“向导之士”、“猛毅之士”“巨力之士”，“技术之士”等有不同特长的人组成，他们取长补短才能产生良好的整体效应。他既反对将从中御，又反对以二心事君，“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内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⑥。同时，他强调要爱护士卒，励士激气，严明刑赏。认为刑赏是强兵的重要手段，“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⑦；要“赏无私功，罚无私罪”；赞成老子“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的说法，认为可通过诛“不善人”以“成三军之威”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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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 《国有富强篇》。
②《黄帝阴符经疏》卷中。
④《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贤有遇时篇》。
⑤《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阵将篇》。
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授钺篇》。
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人无勇怯篇》。
⑧《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政有诛强篇》。
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和阵法训练等，《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对军队的编成，条令性法规的实施，武器的配备，马匹的喂养，城壕烽台的构筑，阵图及教练等，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强调“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①。认为能做到以上各点，即可国富兵强。
三、重谋胜的战争指导思想
在战争指导上，李筌主张先胜而后求战。认为“上策”．是“不战而胜”，“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中列举了多种“顺倾之术”，即用顺敌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如，“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禀；遗之美好，使荧共志；遗之巧匠，使起富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行，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深化和具体化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强调要善用“探心之术”，“用所长制物”。在战场指挥上，要力争主动，采取“攻其爱”、“捣其虚”、“多其方”、“疑其事”等手段，陷敌于被动而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认为“无备不意，攻之必胜，此兵之要秘”②；要善于抓住要害，以巧取胜，“五寸之键，能制阖开；方寸之心，能易成败”③；要善于乘机，以快制胜，“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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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
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篇》李签注。
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篇》。
见利不失，遭时不疑”①；“弩不疾则不远，矢不近则不中，势尚疾，节务速”②。要重视地利，“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③，“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但又认为地理险阻不是最后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强调发挥入的主观能动作用，“地之险易，因人而险”④。要“守则深壁，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植棚云梯、土山地道；阵则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虚，从疑击间”，“犄角势连，首尾相应”，⑤成不可胜之势，以待敌之可胜。强调出奇制胜，认为“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⑥。
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李筌军事思想中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他将《阴符经》中的“五贼”解释为“五行之气”，即客观存在的物质。批评那种认为人的勇怯来自先天，性情强弱来自地域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提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国家的强弱，也不是注定不能改变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变弱为强；反之，也会倒强为弱。反对迷信天命鬼神，主张用“行人”（使者、间谍）侦知敌情；认为所谓“天时”不是指孤虚向背之天时，而是指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荒霜雹荒乱之天时等。在战争指导上，他看到了一些军事矛盾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关系，力主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处理这些矛盾，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对阴阳、险易、勇怯、强弱、顺倾：善恶、战和、奇正、攻守、形神、心迹等军事范畴，有较深刻的认识。如，他认为“形”（物质）与“神”（精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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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作战篇》。
②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李筌注。
③④《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李筌注。
⑤《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地无险阻篇》。
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①，较深刻地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形”的理论。再如，他从“兵者诡道”的观点出发，对“心”与“迹”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阐发，提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②的观点等。 。
李筌的军事思想中也有主张实行愚兵政策的糟粕，宣扬“智者之使愚也，聋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③的思想。其关于风角杂占、奇门遁甲等的记述多为不科学的内容。
李筌的军事著述比较丰富，他在总结、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发挥，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