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泌的军事思想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即以“神童”名闻天下；“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④，言神道之术，与皇帝、太子作布衣交，历4朝（玄、肃、代、德），事3君（肃、代、德）。先后4次被排挤出朝，每次又都被重新起用。曾任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江西判官、澧州刺史、杭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陕虢都防御水运使、陕虢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封邺县侯。“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⑤，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鸿谋丕猷，颇多建树，体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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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兵形篇》。
②《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篇》。
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队将篇》。
④⑤《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国家战略思想。
（一）“务万全，图久安”的平叛靖乱思想
安禄山攻克两京后，唐肃宗向李泌询问平叛之计。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分析了叛军的情况，认为“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不会成就大事，不出二年，即可平息；叛将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死心塌地地为其所用，“余皆胁制偷合”。据此，他提出了以迂为直、先疲后歼的平叛战略：命李光弼军从太原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郭子仪自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入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如此，叛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治今北京城西南）、常山（治今河北正定），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这就是“以两军絷其四将”。肃宗之兵屯于扶风（治今陕西凤翔），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来春时，命建宁王李俊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李光弼成南北犄角之势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①。这个战略体现的基本原则，一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分散疲惫敌人兵力，我则以逸待劳，伺机出击，通过疲敌扰敌，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二是立足长远，以迂求直，即不取长安，而是直捣敌人巢穴；三是集中兵力，四面围攻，一举克复范阳，全歼敌人。这无疑是很高明的战略，如果肃宗采纳，很可能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较为彻底的平叛战果。
但在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围攻太原失败后，肃宗改变了主意，认为先取范阳过于迂缓，要求直取两京。李泌又指出：“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③唐肃宗不听。在肃宗作出收复两京的决策后，李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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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二月。
又积极为之筹划，故当时就有“两京复，泌谋居多”①之说。唐军以重大代价克复两京后，果然不久又陷入了“贼必再强，我必又困”的境地，证明了李泌意见的正确。
（二）稳定中枢、协调君臣关系以安军定国的思想
中央是否稳定有力，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因此，李泌十分重视唐廷内部矛盾的协调和处理，防止出现不安定因素。如，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曾想任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率兵东出平叛，而不用其兄广平王李俶。李泌指出：“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②。肃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玄武门之变”的再次可能发生。
收复两京后，肃宗想迎回已为上皇的玄宗，自请回东宫，触犯玄宗之忌。玄宗因此提出据剑南自奉，不再东归。父子之间出现危机。李泌对玄宗说，肃宗只是想请上皇还京“以就孝养”，才使玄宗同意回京，从而化解了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宦官李辅国和肃宗宠妃张良娣相勾结，谋害了李倓，又想谋害太子李俶。皇室内部出现危机。李泌以武则天故事劝说肃宗，指出“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③，使肃宗感悟，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之乱。贞元三年（757年），德宗以太子李诵妻母有罪，欲废太子。李泌又坚决反对，使太子转危为安。李泌的这些做法，对于稳定皇室，进而稳定全国，起了重要作用。
如何处理朝廷与藩臣、皇帝与将帅之间的关系，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李泌十分重视这些关系的处理。其基本主张是区别忠奸，严明赏罚，反对猜疑功臣。如德宗怀疑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修石头城是有“异志”。李泌认为韩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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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九月。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公忠清俭，刚直不附权贵，故招来毁谤，其修石头城是出于“忠笃之虑”，并愿以全家百口保混。韩滉因此得以效忠唐廷，迅即向朝廷“发米百万斛”，诸道听说后，“争相入贡”。德宗事后对李泌说：“混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①另外，李泌当着德宗、李晟、马燧的面强调德宗不要忌二将功大，二将也不要因位高自疑，从而保护了李晟、马燧等功臣，使之在平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对功臣赏赐上，他主张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反对以官赏功。认为这样做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李泌对奸人或叛臣坚决予以揭露或打击，如对卢杞、李怀光即是如此。
另外，李泌针对张延赏减官暴露出的弊端，主张只罢“冗员”，不去“常员”，恢复部分被减不当人员的官职；针对地方官的个人收入大大高于朝官、导致一些朝官人心不稳的情况，提出普遍增加朝官的俸禄，改变了“外太重、内太轻”的现象，“时以为宜”。这些措施对稳定唐廷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区别敌友、结友制敌的边防思想
安史之乱以来，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等少数民族不断侵扰唐边境。李泌认为，其中主要威胁来自吐蕃。回纥在肃宗和代宗时期，曾两次助唐平叛，德宗因个人恩怨不愿与之和好，才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回纥有与唐修好的愿望，完全应该也可以争取。南诏“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但其“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即南诏）、西结大食、天竺”②，以困吐蕃的边防战略。德宗顽固地反对联合回纥，李泌犯颜直谏10余次，才说服他。由于唐廷采取了这一正确战略，使吐蕃陷于孤立，再加上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人民反抗等原因，其力量大为削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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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二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再对唐边境构成威胁。唐得以积蓄力量为后来集中削藩平叛创造了条件。
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李泌十分重视维护唐朝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深谋远虑，反对只为眼前利益而不顾远祸大患。朱泚之乱时，吐蕃出兵助唐收复长安，德宗竞答应赂以安西、北庭之地为条件。打败朱泚后，吐蕃追击不力，反而在武功大掠而归，事后要求德宗如约。德宗想将两镇割与吐蕃。李泌极力谏阻道：“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①从而阻止了这一害己益敌、祸伏久远的错误决定。王夫之认为，李泌的这一抉择，使“吐蕃不能为中国之大患”②，可见其战略意义之大。
李泌所事都是昏君，他善于针对昏君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进言，使他们不得不听从自己的意见，从而少办些误国害民的蠢事。另外，他善于自处，言神仙怪异，不争权位，以避祸全身，取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达到能对国家扶危定倾之目的。其自处及进言方法，较陆贽更为灵活和有效。
总之，李泌是唐代后期杰出的战略家，他提出的建议多为国家战略。这些战略所体现的“务万全，图久安”的平叛靖乱思想，稳定中枢、协调君臣关系以安军定国的思想以及区别敌友、结友制敌的边防思想等，大都高瞻远瞩，极有见地，对稳定和巩固唐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些观点和主张也有不妥或错误之处，如认为“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就失之片
面；建议“疏爵土以赏功臣”，“食实封”③等，也有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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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②《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正月。
二、陆贽的军事思想
陆贽(754～805)是唐朝后期杰出的政论家，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年18登进士第，调郑尉，罢归后，补渭南尉。德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朝廷决策。曾预测“关中有急”并提出对策，但德宗未纳。后果如贽言。建中四年（783年），德宗避朱泚之乱至奉天，陆贽屡次进谏，指陈得失，出谋划策，并负责起草诏书，对克平寇乱，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贞元八年（792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主张改革弊政、积谷边境、完善防务等。后因被裴延龄所谗，于十年冬罢相，次年贬为忠州别驾，居10年而死。陆贽进言，“剀拂帝短，恳到深切”①。苏轼认为，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其论“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②。但由于主上昏聩，小人构陷，“帝所用才十一”③。储贽谏言奏议中，有些论及军事，论由事发，而词旨高远，既是致用之对策，又多哲理之论述，《旧唐书》本传称他“练达兵机”，非为虚誉。
（一）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固国安边思想
陆贽十分重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危的重大作用，强调“人者，邦之本也”④，“与众同欲靡不兴，违众自用靡不废”⑤，因此，人君要“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⑥。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审察群情”，做到“欲恶与天下同”，“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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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②苏轼等《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
④《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⑤《陆宣公奏议》卷二《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
⑥《陆宣公奏议》卷六《收河中后请罢兵状》。
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①。认为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京师的巩固，“备边御戎”亦是“国家之重事”。朝廷处理“京”与“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居重驭轻”，即在兵力部署上，以京师为重，边疆为轻。认为“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弃重取轻”，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启祸之门也”②。但轻与重只是相对而言的，决不是说边防就不重要；相反，必须把边防作为国家防务的重点予以高度重视。陆贽认为，“边之大事，在食与兵”，“理兵足食”乃安边“备御之大经”，“兵不理，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斛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安边之策，要在积谷，积谷之策，先务屯田”③，还须在丰年谷贱之时加贮军粮。为了提高边兵的战斗力，主张罢轮番防秋制，实行募兵戍边。为加强对边兵的管理，强调要因“人情”施治，而不可只靠行政手段驱逼，“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则乐生，顾家业则忘死”，因此，对“镇守之兵”（边防部队）“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欲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恩，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能如此，就会“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性而已矣”④。认为治军用兵，“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至于察安危之大情，计成败之大数，百代不变易者，盖有之矣，其要在于：失人肆欲则必蹶，任人从众则必全。此乃古今所同，物理之所壹也”⑤。
（二）以诚信为主要特点的驭将理兵思想
陆贽认为，“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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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宣公奏议》卷二《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
②《陆宣公奏议》卷一《论关中事宜状》。
③《陆宣公奏议》卷九《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④⑤《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其柄”①。他针对唐德宗疑忌能将的心理特点，十分强调以诚信待将，反对对部下玩弄权术，认为“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对下“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领览万机，必先虚其心，鉴镜群情，必先诚其意。”君臣之间必须思想感情不断沟通，“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命。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②。提出录用人才的原则是“求才贵广，考课贵精”③，要劳神于选拔，端拱于委任，即对将帅经过精细考课后，一旦委任，就信而不疑，给将帅以“机便”之权，反对将从中御，认为君“定计于千里之外”，“将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用舍相碍，否臧皆凶”。这里的关键是君不自用，“惟不自用，乃能用人”④。认为吐蕃之所以能攻有余，而唐守不足，就在于“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我之部分离析”。同时，反对对悍将行姑息之政，认为“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对已露叛逆之兆者要及早采取措施，“太上消匿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但在处理上要慎重，如对李怀光即是如此。他认为：“制军驭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用人的要契在“顺于物情”，“通丁时变”⑤。在理兵方面同样强调因情而治，顺势利导，对“攻讨之兵”（野战部队）可不拘常制，为实施奇诡之谋，强调“进退死唪，唯将所命”；对“镇守之兵”，则应以“理术驭”，而不可只以法制驱⑥。十分重视赏罚的作用，认为“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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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②《陆宣公奏议》卷三《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③《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④⑤《陆宣公奏议》卷五《兴元奏靖许浑瑊李晟等诸军兵马自取机便
⑥《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衡之于轻重，鞔辄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①。反对滥赏官爵，不施刑罚，主张赏必当其功，罚必合其罪。“理戎之要，最在均齐”②。对唐德宗要封进瓜果者为官、封所有随皇帝逃难的中官及朝官为“定难功臣”等做法予以坚决反对。强调“行罚先贵近”，“行赏先卑远”，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令不犯”，“功不遗”③。柔远人、服强暴的“要术”是惠威兼施：“宣惠以养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养则不挫，惠而见尊则有恩。是以惠与威交相蓄也，威与惠互相行也”④。必须要克服官多兵少、“一国三公”、“十羊九牧”的现象，建牙拥节者过多，兵力分散，是军队缺少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在驭将理兵方面，要坚决革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则匿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等“六失”⑤。强调“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⑥，认为这才是制胜之军应有的特征。
（三）分别轻重、以长克短的作战指导思想
陆贽认为，在敌人甚众的情况下，应“察其缓急，审其重轻”，而不可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后先。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泾原兵变前，他提出，对藩镇应区别对待，以利分化瓦解，打击最为凶顽之敌。“幽、燕、恒、魏之寇，势缓而祸轻；汝、洺、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急者应备之以严，抽调可缓地区的部分兵力以支援之，以图“化危为安，息费从省，举一而兼数利”⑦。主张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己之易克敌之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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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③《陆宣公奏议》卷三《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
④《陆宣公奏议》卷六《收河中后请罢兵状》。
⑥《陆宣公奏议》卷九《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
⑦《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不匮而事速就”①，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原与边远少数民族军队之短长。认为“戎狄”之所长是“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犹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据此，中原不应与敌“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而应扬我之长以克敌之短。中国之长是“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完守御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②。强调用兵既要熟悉军事，又要善于乘时而动，因势定策，“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⑨等。
陆贽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与兵家思想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善于从政治上思考问题，以抚御治理见长。他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限制土地兼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尖锐的矛盾等，其军事主张与之相适应。这些都有其进步的一面，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但他毕竟又是李唐王朝的忠实支持者，从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出发，有其难免的阶级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