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佑与《通典·兵典》
《通典》200卷，唐杜佑编撰。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高门望族，“以荫入仕”，事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历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岭南、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度支盐铁使、司徒、同平章事等职，封歧国公。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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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掌管国家财政，是唐朝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理财家。杜佑一生虽政务繁忙，但从未缀学。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编撰《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历时30多年。《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9门。其中兵典门15卷。与他典不同的是，兵典谈典章制度的内容很少，只选择“可适于今之用者”。主要内容是围绕《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重要军事观点，阐述兵法谋略，将历代有关治军、作战等方面的事例和言论按照15个类别、136个条目划分，分别对一些重要的军事原则进行例释和阐发。
《通典·兵典》中反映了杜佑在军事上的一些见解，有些是针对当时唐朝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主要观点是：
主张强本弱枝，反对里轻外重。杜佑在《兵序》中称赞汉代的做法：“重点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于弱枝之势也。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将军都“因事立称，毕事则省”，“身奉朝请，兵皆散归”。又说，唐初时，有事命将“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认为这样做，“实安边之良策，为国家之永固”。一旦出现“王纲解纽，主权外分”的状况，就必会发生变乱，“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
慎选将帅，先德后才。为防止出现外藩“强大而悖”的局面，除谋求之于权力制衡的“势”之外，还须重视对将帅个人素质的考察，二者不可偏废。选将的标准是“先之以中和，后之以材器。或未训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锸刀，委之专宰，利权一去，物情随之，噬脐之喻，不其然矣”②。不难看出，这是对安史之乱及后来藩镇割据时在用人方面经验教训所作的总结。
患在德薄，反对“穷武”。杜佑主张建立强大的“仁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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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但反对穷兵黩武，认为穷兵黩武的根源在于人主对土地的奢求，因而提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的论点，对秦皇、汉武用兵扩地颇有微词，对隋炀帝则进行了更为强烈的谴责。推崇《老子》“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的话，主张广修文德，不战屈人，辅之以兵。
重视法制，以治求胜。强调军队要有严明的法令制度，对士卒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列太公教武之法、吴起《教战法》、《魏武军令》、《卫公兵法》等关于治军教战的言论、所定法规及历史上以法从严治军故事等进行说明。认为临敌易将、军政不一、军无政令，赏宴不均、军将骄傲、士众悲恐等必败。强调将帅对下要“推诚”、“示信”、“示义”、“示惠”、“抚士”、“明赏罚”，使将士志坚，保持必胜的信心和高昂的士气。
以谋取胜，因情用兵。这是《兵典》中的主要内容，从第6卷到第15卷基本都是讲的这一问题。所讲谋略大致有这样几类：(1)示形欺敌，声东击西（第六卷），如“示弱”，“示怯”，“示缓”，“示彼而攻此”，“示无备设伏取之”，“示强”，“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等。(2)佯退败敌，兵机务速（第七卷），如“伪称败怠敌取之”，“引退设伏击之”，“敌退追奔”，“掩袭”等。(3)避锐击惰，出其不意（第八卷），如“坚壁持久候隙破之”，“敌饥以持久弊之”，“因敌三鼓气衰败之”，“攻其不整”，“击其不备”等。(4)以逸待劳，“取背破之”（第九卷），如“师不远袭”，“饵敌取胜”，“两军相对继遣军助攻”，“乘敌疲败之”等。 (5)攻其必救，专己分敌（第十一卷），如“必攻其易”，“乘敌乱而取之”，“分敌势破之”，“力少分军必败”等。(6)利用地形，励士取胜（第十二卷），如“自战其地则败”，“据险隘”，“死地勿攻”，“激怒其众”等。 (7)“围敌留缺”，绝敌粮道及水攻、火攻之法（第十三卷），如围敌留缺，绝敌粮道及辎重，使用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弩，水攻，敌半涉水而击等。(8)多方误之，攻心夺气（第十四卷），如“因机设权”，“先攻其心”，“夺敌心计”等。 (9)因势取胜，先声后实，包括因敌无固志，因敌乱，因敌惧，乘胜，乘势等。每一类中有若干小目，一小目大致为一个军事原则，引古代战例或治军故事进行论证和解释，以使人们掌握这些原则的精义。
《通典·兵典》中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之言，并对有些引文加以训释。后人将这些训释辑入《孙子十家注》中。书中还引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等兵书言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杜牧的军事思想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之孙，唐代后期著名诗人，在兵学理论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历官监察御史、宣州团练判官、殿中待御史内供奉、中书舍人等职。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慨然最喜论兵”。著有《注孙子》。其外甥裴延翰编辑的杜牧诗文集《樊川文集》中有论兵多篇，其中《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周相公书》、《注孙子序》等，均为很有见地的军事文论。
杜牧论兵的主要军事观点有： ，
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同以刑律惩处罪人一样，“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①。从当时实际出发，他强调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诸藩割据。提出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对士大夫耻言兵的现象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轻视军事会使国家“亡失根本”。他认为平藩的上策是朝廷“自治”以图强。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根治军队中“不苋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等“五败”②。反对实行“姑息之政”，认为姑息政策乃是“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③。在治军上，杜牧强调将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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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樊川文集·注孙子序》。
②《樊川文集·论兵》。
③《樊川文集·守论》。
“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优良将帅的基本素质应该是“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①，主张以“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主兵，反对任用“壮健击刺不学之徒”为帅②。这是针对安史之乱以来在任将方面的教训提出的观点。强调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注意平时养成，“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③。在战争指导上，主张“计画”应“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④。为达到平藩的目的，朝廷要控制河北，如此，则可北御寇，南却敌，“出则胜，处则饶”，从而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在武宗平刘稹时，他提出了扼险、“捣虚”、“速擒”等谋略，为宰相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泽潞平，略如牧策”⑤。在防御回纥、吐蕃扰边方面，杜牧主张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在敌人自恃天寒地远，认为唐军不会进攻他们时发兵进攻，“击其空虚，袭其懈怠”。这一主张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思想。《樊川文集》论兵，多着眼于现实对策研究，体现了经邦致用的精神。
杜牧关于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在他的《注孙子》一书中。此书大约在大中三年(849年)四月前完成。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讲到，自己曾将所注孙武十三篇献给周墀。周墀为相在大中二年五月至三年四月，可知其《注孙子》问世时间当在此间。《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皆著录为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则作一卷。此注后被收入《五家注孙子》、《孙子十家注》中。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看，杜牧之注不但数量多，且质量亦较高，故后人有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对《孙子兵法》这部古代兵学圣典从总体上认识比较全面准确，认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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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篇》杜牧注。
②④⑥《樊川文集·注孙子序》。
③《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行军篇》杜牧注。
⑤《新唐书》卷一六六《杜牧传》。
有些学者只见《孙子兵法》其诈不见其仁为有见。他注意从现实出发，总结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多有发明。注中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如《作战篇》“杀敌者，怒也”句，曹注只有“威怒以致敌”5个宇，杜牧注：“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不但较曹注具体，且对如何实现《孙子》提出的军事原则做了进一步阐发，对人有启智益慧之效。欧阳修《孙子后序》称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但杜注也有不足，有的不够准确，陈嗥认为其注“阔疏”，在己注中间或攻中其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