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烈善战的张巡
二、“器伟材雄”、“长于应变”的李晟
三、“雄强有力”、“沉勇多算”的马燧
四、“忠谨”、“功高”的浑瑊
后记
书末附图：
12、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示意图
13、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回纥入侵与唐军反击作战示意图
14、马燧解救邢、洺之战示意图
15、李晟收复长安之战示意图
16、高崇文平定西川刘辟之战示意图
17、唐武宗平定昭义刘稹之战示意图
18、黄巢义军作战经过路线示意图
19、汴晋太原之战示意图
绪 论
在中国军事史上，唐代是一个军事体制变革深刻、各类战争发生频繁、军事理论日趋完善的重要时期。其间既有极度辉煌，亦有黯然之色。在唐朝建立（61 8年）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李渊等领导的军事力量从小到大，由弱渐强，取得了攻占长安、建立帝业的胜利；接着，又相继剪灭割据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此后的唐朝统治者们又在巩固和拓展疆域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融合，从而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从天宅十四载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失去了昔日的威武强盛，逐渐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开始了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的演变过程。藩镇割据的战火绵延不断，周边地区的动乱此起彼伏，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唐王朝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频频失误，国家遂如江河日下，直到公元907年最后灭亡。在唐朝立国289年的时间里，军事以其特殊的力量和方式影响甚至决定过当时社会的进程，其自身的发展也同时受到了当时社会条件的推动和制约，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有的特色。
一、唐代军事制度的变革
唐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中央禁军的演变、监军制度和军事区划体制的蜕变等几个方面。这些变革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同时，又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变革相适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从府兵制到募兵制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最具特色的军事制度。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着手恢复并组建了府兵制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各级组织，并制订了关于府兵的简点、征集、训练和自备衣粮等规定，使府兵制继续保持了兵农结合的基本性质。唐太宗即位以后，面对日趋严峻的边防形势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大力改进府兵制度，完善府兵最高领导机构——十六卫，选择有实际作战能力的将领担任各卫大将军、将军和长史等职。军队的调动权控制在皇帝手中，遇有战事，皇帝通过兵部命将出征，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与此同时，唐太宗把武德年间府兵的基层组织军府改为折冲府，并按每个折冲府所占地团范围的大小和所领府兵数量的多少分别定为上、中、下三等。折冲府下置团、旅、队、火等编制，从而使府兵具备了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组织编制体制。另外，唐太宗还健全了府兵的兵役和训练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府兵的征集、简点、服役期间的具体任务等规定，如凡年满21～59岁的均田农民都可简点入军，60岁退役；其简点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①；被简点入军的府兵战士在服役期间要完成宿卫和征战两大任务。为了提高府兵战士的作战能力，唐太宗不但详细制订了府兵丁壮在军府期间定期进行冬季训练的具体内容，而且还亲自在殿廷教习骑射，使之在“数年之间，悉为精锐”②。于是，唐朝的府兵制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并与以三省六部制为主的政治制度和以均田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构成了唐王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唐太宗还组织边防部队在沿边地区大力屯田积谷；恢复并完善边疆和内地的烽燧报警制度；大兴马政，发展监牧养马事业；组建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进一步改进军队的兵种结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所有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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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②《资冶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府兵制在贞观时期发展到鼎盛后即走向衰落。高宗时，府已不能按期番上，番上者逃跑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至玄宗朝，府兵制出现了瓦解之势。到开元十一年(723年)，府兵丁壮已逃亡殆尽。唐玄宗不得不下令停止府兵番上，用募兵制征集宿卫部队，募得12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又改称彍骑。戍边兵士也由募兵充任，称为长征健儿。到天宝八载（749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①。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征兵制，成为唐后期主要的兵役制度。
府兵制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均田制一旦遭到破坏，府兵制就成了无皮之毛。唐中后期，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不可遏制，府兵得不到应有的土地，家庭生活无法保障，当然也就不能自备资粮和武器到军中服役。另外，均田令规定的给予士兵的优待也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卫士授勋者不能按规定授田，府兵对广大农民失去了吸引力，造成兵源枯竭。二是从府兵制本身看，它虽有兵民结合、可防将帅专擅等特点，但也有自身的弊端。如番上过于繁扰，人力、物力都造成很大的浪费；士兵经济负担过重，富户率先规避，广大贫苦农民不得不以逃亡等方式反抗，造成番上和回归都不能按时；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将不知兵、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三是府兵社会地位降低，有的实际上成了达官贵人家的奴仆，人以做卫士为耻。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府兵制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败下去。
（二）禁军的演变
唐代中央军队除府兵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就是禁军。禁军在唐代经历了由小渐大，由宿卫皇宫到兼宿卫、征战于一身，由皇帝亲兵到成为宦官专权工具的演变过程，对唐王朝的存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渊在长安称帝后，把太原起兵时的3万人留作宿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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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元从禁军”，这是唐朝最早的禁军。元从禁军实行世兵制，所享待遇高于一般卫士。贞观初年，太宗选善射者组成“百骑”，分二番在北门宿卫。后又选材力骁壮者组成北衙七营。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北门置左右屯营，至高宗时发展成为左右羽林军。武后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又改“千骑”为“万骑”，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禁军不断扩大的轨迹。李隆基以“万骑”击败韦后，将其改为左右龙武军。禁军在唐前期的主要任务是宿卫皇宫，与十六卫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以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和京师的安全。由于禁军是皇帝最接近的亲兵，所以对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胜负往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谁掌握了禁军，谁就会在斗争中赢得主动。武则天废唐中宗，张柬之灭武氏集团，李隆基除韦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禁军在安史之乱时跌入低谷。玄宗西逃时跟随禁军只有千人。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制度如羽林，又称“神武天骑”，与左右羽林、左右龙武总称为“北衙六军”。后又增加了左右神策和左右神威，禁军扩展成为10军，其势渐盛。其中最有力量、影响最大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原是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防遏吐藩在临洮（今甘肃岷县）西设置的一支戍边部队，后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代宗逃难到此，观军容使鱼朝恩举在陕之兵和神策军迎扈，因统称其军为神策军。代宗返京，神策军始入京都正式成为禁军。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①，神策军遂成为中央直接控制的主力部队。为适应与叛军斗争的需要，神策军于大历、贞元年间曾大规模扩编，到贞元后期，兵力已达15万之多，同时担负着宿卫和征战双重任务，在抵御吐蕃侵扰、讨伐国内叛乱、镇压农民起义等军事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史称“是时神策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②。唐王朝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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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玉海)卷一三八《左右神策军》。
史之乱后又得以维持100多年之久，神策军是其军事上的主要支撑者。但神策军受宦官控制，其在人事升迁、经济待遇等方面享有远远高于其他军队的特权，军将后来日益骄惰腐化，逐步演变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战斗力损失殆尽，因而导致了自身和唐王朝的最终灭亡。
（三）监军和军事区划制度的蜕变
唐王朝的监军制度和军事区划制度曾为维护朝廷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却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弱化乃至分裂国家的因素。这种变化给了后人以深刻的教训。
监军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在唐以前无常设之官。《通典》中说，隋末有时以御史监军，唐初沿用此法。“开元二十年(732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①，监军始有专职官员并形成制度。监军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军队服从朝廷的指挥，沟通中央与藩镇的联系。其次，考察节度使的政绩和军纪情况，并向朝廷报告。再次，协助军将治理军队，消除兵乱。唐朝廷在藩镇常设的监军机关称监军院或监军使院，院置监军使，下有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监军使任期一般为3年。监军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朝廷对藩镇控制的需要，对维护唐中央政权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监军“权过节度”的现象，由于宦官多不懂军事，因而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某些宦官借监军之职专权自恣，打击异己，激化了朝廷与藩镇的矛盾，起了相反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宦官由掌握军权进而控制朝廷大权，为患极大。大致从唐肃宗开始，除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哀帝李柷以外，其余皇帝大都由宦官拥立，宪宗、敬宗等均死于宦官之手，僖宗甚至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唐昭宗也一度被宦官囚禁。被唐朝后期诸帝亲自扶立起来的家奴宦官竞成了侵夺和倾覆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唐代沿袭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的方法，以达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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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二十九《监军》。
众如治寡”的目的。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划分为10道，朝廷分道置兵，各道中既有道管辖的地方军和戍边部队，又有中央直属的折冲府。部署兵力的基本原则是，以京畿和敌情严重地区为重点，分区置兵，形成“内重外轻”、中央军与地方军交叉配置、中央与地方共同防卫的国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设立的折冲府有600多个，总兵力约60万人，分布在全国10道7府77州之中。其中唐都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80多府，兵力约20万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其后，又将国内调整为12道，从兵力部署上看，防备吐蕃的河西、陇右、剑南三道和防备突厥、奚、契丹的河东、范阳、平卢等道的兵力明显加强，边防任务较轻的江南、河南等道兵力较少（详见《新唐书·兵志》）。这种布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军政的管理，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开始，唐廷在边境地区陆续建立了6个都护府。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抚慰诸蕃，缉宁外寇”，叙功罚过，总判辖区内军政之事。大都护一般由亲王亲领，府中日常政事由副大都护主持。这是唐前期一种重要的戍边体制，对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到了后期，形势发生了逆转，军事区划的职能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玄宗晚年，骄奢滋事，喜好边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次进行战争。边境局势的紧张，迫使他不得不强化边境的武装力量。当时的边兵多达49万人，光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组建的彍骑总共才只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多职，集军、政、财大权于二身，且节度使可以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于是，渐成“王纲解纽，主权外分”①之势，为一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制造动乱准备了条件。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安史之乱后，唐境内逐步演化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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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镇相望”、“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局面，并一直延续了100多年之久。
唐朝有些军事制度前后变化如此之大，作用如此不同，乃至截然相反，《新唐书》的作者认为，是“措置之势使然”①。这无疑是不错的。但它又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的过错，而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封建专制制度必然产生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统治者们的“措置”不失之于此，则必失之于彼；不失之于眼前，则必失之于长远；不失之于局部，则必失之于全局，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向反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原因盖在于此。
二、唐代战争及指挥艺术
（一）唐代战争
在唐王朝立国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内，各类战争频繁发生。其中有平定天下的统一战争，安边拓境的民族战争，为维护国家统一进行的平叛和削藩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为反对唐王朝统治而进行的农民起义战争等：这一时期各类战争多达数百次，有的战争规模巨大，动用兵力多达百万之众，延续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100多年时间内，唐王朝首先进行的是起兵反隋和削平军阀割据的统一战争。这一战争大致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晋阳起兵开始，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基本结束。唐王朝在这大约8年的时间内，相继夺取了隋都长安，歼灭了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的军阀薛举、薛仁杲父子，凉州（今甘肃武威）军阀李轨，马邑（今山西朔州）军阀刘武周，两湖军阀萧铣，中原军阀王世充以及窦建德、刘黑闼和辅公祏等农民起义军，结束了自隋末以来天下大乱的局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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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次大统一，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唐王朝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和积极备战以后，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安边拓土的民族战争。这类战争先后延续了近百年之久。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止，唐王朝灭亡了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吐谷浑汗国和渤海国，并多次击败了吐蕃、契丹、奚族等少数族上层首领发动的武装袭扰和叛乱活动，赢得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唐王朝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地区，向西扩至今天的咸海东岸一带，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的对高丽国的作战，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对外战争。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为止，唐王朝最终取得了灭亡高丽和百济的重大胜利，从而结束了从隋朝以来对高丽进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行动，不仅收复了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丧失的辽河以东的大片领土，而且还把疆域扩至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后来由于新罗人民的反抗，唐军才退出朝鲜半岛，新罗逐渐统一了高丽和百济故地，并同唐朝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从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唐灭亡，是唐朝历史上战争更加频繁的时期。唐王朝先是用了8年时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为止，才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接着，唐王朝为了消除割据藩镇的武装叛乱，又相继进行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削藩战争，先后取得了平定西川、镇海、成德、淮西等镇割据叛乱的重大胜利，并多次击败了吐蕃、南诏等少数族政权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唐朝的统一局面和边境安全。但由于朝廷对军事力量的失控和战略决策的失误等原因，唐王朝在削藩战争、民族战争中也遭受过重大失败，致使国力日削，乃至一蹶不振。特别是从唐宣宗大中年间开始的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茶，最后终于发展为以黄巢为首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给了唐王朝以沉重打击，使其名存实亡，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唐代战争指导艺术
战争指导艺术大体可分为战略指导和作战指导两个层次。从唐代战争情况看，其前期的战略指导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后期则得失相参，失大于得。唐统一天下战略、建国后的国防战略、平安史之乱战略、削藩战略、农民起义战略的制定、实施及其结果证明，只有从自身力量及当时形势出发制定出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必然失败。
唐统一天下战略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战略之一，大致可分作两步。第一步为夺占关中。早在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就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产生了起兵反隋之心，但一直韬光养晦，隐忍未露。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当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隋朝灭亡已成定势时，他接受了次子李世民等人拟定的起兵计划，确立了“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其基本策略是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即因天下大乱之势，借突厥和农民起义军之力，打着拥隋旗号反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并对招募兵士、筹集粮饷、联络突厥、清除隐患、结好李密等有关全局性的战略性部署都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于同年七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并先后取得了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州）、包围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进军关中和定鼎长安等重大胜利，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步为统一全国。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又对全国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正确估量，制订了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确保关中的前提下，先急后缓，先北后南，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群雄。由于战略正确，实施策略得当，因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唐统一天下的战略主要是由李渊做出决断并付诸实施的。有些史书把唐高祖李渊说成是一个“优柔失断，浸润得行”，“不有圣子，王业殆哉”④的昏庸之君，是不符合实际的。
唐朝前期，基本上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并取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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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成功。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一改过去某些中原王朝单靠修障筑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御战略，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作战，不但较为彻底地解除了边患，而且使唐朝声威远播，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宗时期的讨西突厥之战，武后时的用兵突厥和吐蕃等，也基本上都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只是唐玄宗到了后期，把这一战略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才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唐后期，由于内乱不断，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其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下降。国家统治者们为处理国内问题而制定的战略，总的看，其水平远逊于前期。
唐平安史之乱战略的主要失误是轻敌冒进，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反而延长了平叛战争的时间。玄宗、肃宗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但其间也不乏高明的筹划。如在安禄山攻克两京之后，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提出了立足长远，以迂求直，以逸待劳，歼敌有生力量，疲惫敌军兵力，然后一举克复范阳，全歼叛军的建议。此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平叛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惜的是，唐肃宗因为急于求成，拒绝采纳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使平叛战争陷入了如李泌指出的“贼必再强，我必又困”①的境地。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唐王朝并没有汲取教训，及时调整军事布局，加强中央的防卫力量，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彻底改变“内轻外重”的军事结构，而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不惜饮鸩止渴，又将3个安史降将李宝臣、李怀仙和田承嗣分别封为成德、幽州和魏博节度使，史称“河北三镇”，遂使藩镇割据之势在国内蔓延开来。在削藩过程中，唐王朝又错误地采取“以方镇制方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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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方略，相继在内地遍设藩镇。到唐德宗时为止，全国藩镇竟达40多个。每当割据战争开始以后，唐王朝便不惜滥赏“出界钱粮”，企图用经济收买的方法，借助藩镇兵力消弭割据叛乱。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些增设的藩镇大多相互效尤，拥兵目重，日益坐大。唐王朝却因为经常开支巨额的“出界钱粮”而国力更衰，财政支绌。有时因为赏不及时，或赏赐薄少，还会激起新的兵变。爆发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兵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贤能，聚敛财富，壮大国力，坚持削藩，基本上采取的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战略，先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后取淮西、淄青、河北，取得了削藩战争的一系列重大胜利，造就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但是，由于他对严重失控的军事体制没有、
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改革、藩镇割据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并未触动，节帅自领军务、自擅财赋和自置官吏的弊政依然如故。唐王朝因为实行优赏政策，经济实力更加削弱，藩镇势力却更为增强。因此，在“元和中兴”的外表下所隐藏的内部危机正日益加深。
唐穆宗即位后，采纳了宰相萧俛和段文昌等人的建议，不合时宜地实行“销兵”之策，诏令天下有兵处，每年于百人之中，限8人“逃死”。即每年以8%的速度裁减兵员，企图以此达到销兵省费、“偃武休兵”的目的。但因为募兵制行之既久，从军兵士仰赖“百战千功之劳，坐食租赋”，养家锄口，一旦销兵失业，就会断绝生路，由此反而酿成兵变。于是，割据藩镇趁机再起，叛乱战争又频繁发生，使唐王朝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隋末和唐末农民起义在战略运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较大不同。其相似之处，一是都善于利用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求得生存、壮大和发展。如隋末农民起义军利用隋炀帝进攻高丽造成社会危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之机逐步壮大。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利用藩镇割据、朝廷内部朋党之争等矛盾，在统治力量薄弱的缝隙之地和无暇顾及之时迅速发展。二是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李密为瓦岗军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黄巢在北伐前就确定了“北还以图大事”、“洗涤朝廷”，即夺取两京、推翻唐朝统治的战略目标。三是都善于发动群众。利用起义军与人民群众存在着的天然血肉联系，采取开仓济贫、严格军纪、惩处贪官等措施，进一步取得人民的拥戴，建立起义军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
两代起义军在战略运用上最大的不同点是隋末农民起义军注重建立和保卫自己的根据地，但缺乏在战略上打运动战的意识。黄巢起义军则走到了另一极端，长于流动作战而忽视根据地建设。这两种倾向都是缺乏远大战略眼光的表现。如，李密只知仓米能争取人心，不考虑粮尽后怎么办，更不肯离开这些粮仓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故李世民说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李密长期围困洛阳，屯兵坚城，最终为李渊所用，也证明了这一点。黄巢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创造了于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方式。在义军力量较弱时，他率军唐力量薄弱的广南进军；在力量壮大后，他不失时机地率军北伐，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走，使敌疲于奔命，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但他们只注重流动作战，忽略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遂为其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战指挥艺术的变化与兵种、军事装备及军事技术的变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唐代轻骑兵逐渐代替了重甲骑兵，对唐代战法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唐代兵器向多样、锋利、重型、杀伤性能强等方向发展。如当时已出现闷钢法，并将这种方法炼出的优质钢材（镔铁）铸于兵器的刃部，大大提高了兵器的质量；弩的种类增多，射程和杀伤能力都有较大提高；唐太宗的第四代孙李皋制作出车船，提高了舰船的航行速度和机动能力。最迟在公元808年，唐代还发明了火药，并在10世纪初开始应用于军事。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变化对唐代战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到了唐代，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当时无论是野战，还是城市攻防作战、水上作战等，都表现出很高的指挥艺术。尤其是李世民和李靖，他们在作战指挥上，善于利用当时已有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作战，其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综观唐代战法，较突出的如：李世民在唐初一些重大作战中使用的“持久弊之”，待衰而击；“冲其阵后”，“表里奋击”；乘胜追歼，穷追猛打；围城打援，“一举两克”。李靖在唐初一些重大作战中采取的长途奔袭，奇兵取胜；“用兵任势”，“临时制变”等，都具有很高的指挥艺术水平。唐代自李靖始，就非常重视阵法。李靖所创六花阵、行军法、撤退法、行引法、安营法、旗法等，在当时都多有新意而切实可行。唐人重视阵法，但反对拘泥，体现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另外，唐平萧铣、灭百济和高丽所采取的大规模水陆协同作战；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沙漠、山地、高原等条件下的长途奔袭作战；李光弼、张巡等进行的城守作战；李晟等人的攻坚作战以及他们在诸役中采取的运动战、伏击战、地道战、袭扰战、心理战、反间战等战法，都给中国古代作战指挥艺术之锦增添了绚丽的新花。
三、唐代军事思想
这里所说的唐代军事思想，主要是指唐代占主导地位的、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唐人将前代的军事理论与自己的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当时军事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主要载体是唐人的或后人整理反映唐人军事思想的兵学著述。从唐人兵学著述情况看，基本呈“兴——衰——兴”马鞍形。唐朝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究其原因，一是经过战争实践，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二是建国后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总结这些经验提供了条件；三是当时的统治者及整个社会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军事的重要，较重视武备。唐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为史籍著录的兵书极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后来战乱频仍，谈兵者又多起来，兵学又趋兴盛。从这些载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军事思想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某些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在战争观上，唐人主张“天下一家”，兼取诸子理论之长；在战争指导理论上，对某些军事范畴的阐释多有创新；在建军治军上，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3个环节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源于前人而又高于前人的唐代自己的军事思想。
（一）在战争观上，主张“天下一家”，兼取诸子理论之长
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有强烈的“天下一家”的意识，表现出较为雄大宽阔的胸怀。唐高祖李渊就提出，处理问题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①的气度；太宗李世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对不同民族应“爱之如一”②；王者应“以天下为家”③。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唐代，成为其制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如唐廷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因而实现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民族大联合，这是唐朝国防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唐廷还积极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友好关系，据《唐六典》载，与唐交往的“异国藩邦”盛时达300余，即使在开元时，也还有70多个④。对于袭扰唐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廷基本实行的是抚顺伐叛的政策。对未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反对轻率用兵，迫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一旦降服，唐廷仍以“天下一家”的胸怀对待之，如唐太宗对东突厥首领颉利及迁入内地的突厥人的优容政策即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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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六月；《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③《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④《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
唐廷在对国家、军队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兼取儒、道、法、兵等家之长，亦较少褊狭之见。如唐太宗李世民赞成老子的说法，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①；但并不因此笼统地反对战争，相反，在必要时，坚决采取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张采取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的办法对待；但同时强调国家要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安不忘危，治不忘乱”③。赞成儒家“足食、足兵”和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在恢复和发民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但同时反对穷兵黩武，”认为“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④。取兵家“兵者诡道”的思想，但同时强调“增修仁义”，提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主张取得政权后，治国不应再“尚诈力”⑤，但军队作战仍须以诈谋取胜。这种儒、道、法、兵诸家思想兼取的战争观基本影响了整个唐代。后来的兵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理论归纳和总结，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在强调“主有道德”的前提下，提出“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⑥的观点；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主张治国理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⑦等，也体现了诸家兼融的思想。
（二）在战争指导理论上，对某些军事范畴的阐释多有创新
唐人在战争指导理论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兵学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久速、奇正、虚实、攻守、形神等重要军事范畴的阐发上。
关于久速。前人多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持久对敌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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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
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五月。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贞观元年六月。
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
⑦《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三《上德不德章》。
有害，更未见当这种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便是对己之利，因而在论述久速时，往往片面地主张贵速而贱久。李靖在总结唐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兵之情主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如果碰到敌将多谋，士卒团结，纪律严明，兵利甲坚，士气高昂，难以速胜的情况时，就应“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其持久”①，从而从理论上纠正了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强调应根据情况灵活决策，当速则速，当久则久，对久速这一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较全面辩证的论述。
关于奇正。自《孙子兵法》提出“奇正”这一重要的兵学范畴后，兵学家们不断对之进行探讨。但唐前的注释家们只注意孤立地解释奇正概念，如“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②等，对奇与正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刻认识。李靖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认为“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阅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只有“临时制变”。善用兵者，必须根据情势运用奇正相变规律，做到正亦胜，奇亦胜，其关键在于“使敌莫测”③。这一认识纠正了前人对奇正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对于后人正确运用这一原理指导战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虚实。虚实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的一个军事范畴，并认为“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对虚实与奇正的关系，唐人之前，无深刻揭示者。唐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结论：一是认为奇正是致敌虚实的手段，只有知奇正，才能真正做到避实击虚，“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二是只有知虚实，才能正确使用奇正，做到“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如此，则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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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一五四《兵机务速》。
②《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
③(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做到致敌而不为敌所致。可见，奇正与虚实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二者不可偏废的致胜原则。
关于攻守。攻守是战争双方对抗的基本方式。对此，唐人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②的著名论断，即认为进攻是防守的机括，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二者虽是矛盾的，但在“同归乎胜”上达成了统一。为此，要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既反对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又反对被动的消极防守。唐人的这一见解对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阐释，成为古今中外克敌制胜的铁则。
关于形神。形指军队物质力量，神指精神。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③，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又要有高明的谋划，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而不可将其割裂开来，从而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形”的理论。另外，唐人对顺倾（用顺其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心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沉谋篇》）、诚诈（“抚士贵诚，制敌贵诈”，裴行俭语，见《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三月）等范畴，也都有高于前人的见解。
（三）在军队建设上，高度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3个环节
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军事制度建设。李渊在称帝后第二年时就指出，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④，并因此置12军。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⑤，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唐代后期的人们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教训中也认识到，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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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兵形》。
④⑤《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
“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①，强调军事制度对国家安危的重要。唐人主张，军制应因势而定，对前人所创军制既要继承，又须发展，着眼于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战斗力的提高，唐高祖和唐太宗对府兵制度的沿用、整顿和完善就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后期的统治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杜佑、陆贽等人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强调实现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统一，反对顾此而失彼。李靖、李筌等认为，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必须严明军队内部的法令法规，在其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详备的条令性规定，体现了以法统兵治军的思想。另外，唐人还十分重视军事法律的建设，完善唐律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规定，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用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对于强制军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统一军队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统治者自李渊起，就十分重视对将才的罗致、培养和使用。尤其是李世民，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才能，在将帅病伤时，他或详问其起居，或剪自己胡须为其治病，或亲为之针灸等；他主张对将领要舍短用长，“弃怨用才”，知而后任，用而不疑，反对“将从中御”，因此，他能驱驾英才，将乐为用，有些曾反对过他的人，后来也都成了他得力的将领。他既重视培养新人，又重视发挥老将的作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之一，而且还能“任以吏事”，使之为国家再作出新的贡献。对待少数民族将领方面，唐太宗也有迥出古人、深益后世的见解和建树，唐代少数民族将领数量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代汉族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唐人不但强调将帅个人素质的完备，而且注意到其整体结构的合理，认为“智均则不能相使，力均则不能相胜，权均则不能相悬”，因此，要根据“情异则理，情同则乱”②的原理合理配置大将和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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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阵将篇》。
强调将不可久任一方，不可集财、政、军等大权于一身，防止出现尾大不掉之势。
唐朝的统治者和兵学家们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李世民亲自用讲武、狩猎等方式训练部队，并定期进行校阅，规定根据训练成绩赏罚负责官员；强调对军队“教得其道”，如赞成根据蕃、汉特点，因材施教等。李靖强调按照实战要求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规定了“教旗法”、“教阵法”等训练内容和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同时重视攻守战具的制作、配备和练习。强调严明赏罚，反对行姑息之政，认为姑息只会“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