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文武大略”的高颎
二、“驭戎严整”的杨素
三、“倜傥英略”的贺若弼
四、“武毅威雄”的韩擒虎
后 记
书末附图：
1、隋军北上反击突厥之战示意图
2、隋军南下灭陈之战示意图
3、隋军反击吐谷浑作战示意图
4、隋炀帝一攻高丽作战示意图
5、隋末形势示意图
6、大海寺、石子河之战示意图
7、黑石之战示意图
8、北邙之战示意图
9、七里井之战示意图
10、六合之战示意图
绪 论
《隋代军事史》是《中国军事通史》的一个分卷，它叙述隋朝自建立迄灭亡的军事发展的历史。全书共6章、24节，其内容主要包括该时期的战争、军制、国防、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本书写作的指导思想是，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隋朝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军事问题的内在联系入手，通过对该时期诸多军事问题的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着重探讨和揭示有隋一代军事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从而给广大军内外读者学习祖国军事历史、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有益启迪。
隋代（581～618年）是继我国南北朝之后所建立的一个统一而短暂的封建王朝，历文帝、炀帝等，共存在38年。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以后，由于他能顺应历史潮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不仅巩固了政权，增强了国力，顺利地实现了统一南北之大业，而且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仅在20多年间，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和创造性的劳动，便把隋朝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比较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大业元年(605年)，杨广称帝执政后，由于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①，推行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违背国情民意的政策，在其执政后仅仅14个年头，竟把繁荣富强的隋王朝搞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最终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力量和统治阶级内部反对势力的交错打击下走向灭亡。通观隋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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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史，其经济文化之繁荣、国家实力之强大、社会矛盾之激烈、存世时间之短暂，乃是其突出特点；而隋代之军事，恰是在此种特定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
军事是从属于政治，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军事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是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为根本前提，而且将直接随着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隋代军事既反映了隋代的经济，也反映了隋代的政治。隋朝存世时间虽然短暂，但其上承北朝遗绪，下开李唐盛业，在中国中世纪历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此种地位和影响，不但突出地表现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方面，而且也集中地体现在其军事的发展方面。隋代军事发展的基本轨迹、特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颇多发人深思之处。这里，仅就隋代军事的四个问题，概括而简明地申论于卷首。
一、规模浩大、类型多样的隋代战争，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军事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一。
隋代在其存在的38年中，各类战争或军事冲突频繁不断①。在诸多战争中，给隋代社会乃至后世历史发展以重大影响的，则主要有文帝时期的南下灭陈之战、炀帝时期三攻高丽之战和隋末农民起义战争。上述之三种战争，由于其阶级属性和目的之不同，战争实践所带给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同。隋灭陈之战，是体现以隋文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阶级意志的，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进步需要的统一战争。因而它的胜利，不仅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分裂割据的局面，为隋代社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唐代盛世的形成和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较长期统一稳定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隋灭陈之战，又是继西晋初年的晋灭吴战争之后，我国古代又一次大规模江上作战的成功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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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胡如雷先生统计，仅大业七年至大业十四年（611～618年）的7年中，前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多达126起，地主官僚起兵约有60起。
如将这两次江上作战情况加以比较，则不难看出，隋灭陈之战无论在主观指导上，或是在客观效应上，均较晋灭吴之战更具鲜明特色。从战争准备的时间看，隋灭陈是在经过8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动的，比晋灭吴的战争准备时间（如从司马昭提出灭吴战略设想后算起，到攻吴作战之发动，其准备时间前后历时长达17年），缩短了一半；从出动的兵力数量来看，隋灭陈出动了水陆军51万余人，约为晋灭吴之战晋军兵力(20余万)的2.5倍；从作战持续的时间看，隋灭陈之战不足1个月即告胜利，约为晋灭吴作战时间（5个月）的1/5;从战后的客观效应来看，隋灭陈后出现了隋唐近320年的统一发展局面，几乎是晋灭吴后出现的短暂统一时间（晋灭吴后全国统一时间约37年，又出现了十六国到南北朝近3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的9倍。从上述两战诸多方面的比较，不仅清楚地说明，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晚于西晋约3个世纪的隋朝，具有比西晋更加强大的综合国力，而这恰是隋灭陈战争得以顺利实施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充分地证明，隋朝统治者具有比西晋统治者谋胜一筹的战争指导，而这又是隋灭陈战争得以迅速取胜的主观条件。隋灭陈之战以其战果辉煌的战争实践所创造的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的大规模江上战役作战的成功战例，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水上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令人瞩目的新鲜经验。
大业八年至十年（612～614年）隋军接连三次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是体现以隋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阶级意志的、规模浩大的对外征伐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不无巩固国防、开拓发展之目的性，然而由于隋炀帝杨广统治后期加紧推行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政策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故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国内人民普遍而强烈的反对。这既是导发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又是造成进攻高丽之战连续失败的基本因素。可见，炀帝发动的三攻高丽之战，非但未能按原计划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倒成为炀帝及其隋王朝“丧身灭国”①的发端。
隋末农民起义战争，是体现隋代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意志的人民革命战争。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战争（诸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新莽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等）相比较，隋末农民起义战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是其斗争规模的空前性、波及范围的广泛性、抗暴夺权目标的明确性、作战指挥的艺术性，以及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错综交织的复杂性，等等。这些为以往农民起义战争所罕见的显著特点，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农民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库，提供了经验教训，增添了奇光异彩。持续长达7年之久的隋末农民起义战争，虽因最后遭到失败而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目标，但它在加速新旧王朝更迭的时代变革中，所发挥出来的无可替代的革命暴力作用及其伟大历史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马克思曾经深刻而形象地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②用马克思这一关于革命暴力历史作用的科学论断，来认识和评价隋末农民起义战争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所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二、以府兵制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制度改革，不仅为隋末兵役制度和武装力量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唐代前期兵制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经验。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二。
府兵制作为一种军事制度，是由西魏丞相宇文泰于大统八年（542年）创建并行于整个北周统治时期的。当时，宇文氏为了达到控制军队以维护其鲜卑部族统治之目的，下令把府兵军将及其所属士卒统统改易鲜卑姓氏，故西魏、北周的府兵带有鲜卑部族私兵的浓重色彩。从这一点上讲，该时期的府兵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国家军队。但自杨坚担任北周大丞相总揽朝政以后，特别是在其取代北周称帝建隋以后，他从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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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史臣评语。
②《资本论》第1卷8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王朝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同时，对以府兵制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制度，也进行了全新性的大胆改革与改造。从其改革府兵制的诸多举措来看，隋代在以府兵制为主体的国家武装力量建设上，较好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其主要历史贡献，概言之有三：
第一，废除府兵的鲜卑赐姓，恢复府兵中的汉族本姓，从而消除了府兵的鲜卑私兵之印记，使府兵真正成为由封建中央掌握的国家军队。
第二，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将乡兵部曲纳入府兵系统，扩大了封建中央掌握兵员的范围，增强了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
第三，将府兵编入民籍，实行兵民合治的新型府兵制度。这是隋文帝杨坚在府兵制改革上所推出的最具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举措。隋对府兵制的这一带根本性的改革，是与当时整个封建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的，它是建立在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政治目的、以推行均田制为经济基础的一种寓兵于农、兵民合治的新型府兵制度。这种新型府兵制度，具有两个主要的鲜明特点：一是集军籍与民籍二重性于府兵一身，这是北周府兵所没有的新特点。在平时正常情况下，府兵直属于所在州县地方政府管辖，同一般民户一样从事生产和生活，具有“民籍”性质；但在应征服役期间，则在军府统管和组织下，进行军事训练，遂行宿卫或作战任务，具有“军籍”性质。二是建有一套较为严密的卫府组织体制，在封建皇帝的旨意下对全国府兵实施自上而下的组织指挥。旧史虽称隋朝的卫府体制是沿用西魏、北周“十二大将军的遗制”，但它决不是简单的因袭旧制，而是从隋朝的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经过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军事指挥体系，并且经历了由文帝时期的十二卫府制到炀帝时期的十六卫府制的发展变化，从而使隋朝的卫府制度更加日臻完善和趋于系统化、严密化。并为继隋而兴的唐代前期所实行之府兵制，提供了基本经验和具体模式。唐朝自武德初至开元末（618～741年）的120余年间，其所行兵役制度和武装力量体制，实际乃是对隋代创建的新型府兵制的继承和发展。
三、以修筑长城、开凿运河、建置仓储、发展军事装备等为重点项目的国防建设，不仅为隋朝国力的增强奠定了雄厚基础，而且为后世国防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三。
综观隋代历史，可以看出，隋代从巩固政权、开拓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大力加强经济、政治、军事建设的同时，也狠抓了国防战备建设，其中影响较大的工程项目，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是修筑长城。隋朝建立后，为了北防突厥和西御吐谷浑，从开皇元年至大业六年（581～610年），曾前后7次于北部及西北部边境地区修筑长城或缘边增筑城垒。从总体上看，隋代的长城和筑垒，虽是在前代北魏及周、齐已筑长城基础上的“补苴阙失”①，然而，恰恰是经过隋代的多次施工，才使“长城全部，东迄榆关（今山海关），西终甘肃，始告完备，且统一矣”②。这不但增强了隋朝抗击突厥、吐谷浑袭扰的防御能力，而且对我国古代北部边防以长城为主体的筑城防御体系的建设，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是开凿运河。从开皇四年至大业六年（584～610年），隋朝曾6次调发数百万人开凿了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等5条大型运河，总长近5000里。这不但沟通了东西南北之战略交通，把隋朝两大政治中心，即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同黄河南北、江淮南北广大地区更紧密联系起来，利于国家有效的统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唐以后国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继续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
三是建置仓储。置仓储谷，这是我国各封建王朝大都实行的以维系本朝财政机制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③，也是备战备荒、加强国防的重要措施。但是，像隋代仓储规模之巨大，制度之明确，藏量之丰实，这在隋以前是不多见的。隋朝所建之仓储分为官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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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寿鹏飞：《历代长城考》（见《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年Ep行）。
③参见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义仓两种。全国所设官仓计有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卫州黎阳仓，洛州河阳仓，陕州常平仓、太原仓，华州广通仓、永丰仓等。其中，以洛口仓为最大，回洛仓次之，两仓共储粮谷2424万石，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开皇三年(583年)五月，隋文帝采纳民部尚书长孙平建议，开始设置义仓，并将其作为一种“定式”（即固定制度）推广到各州县：从《隋书·食货志》记载来看，此种义仓有如下之特点：其一、它是由“诸州百姓及军人”通过“劝课”方式而自愿出粟所设；其二、所出粟谷品种“随其所得”之谷物，没有固定的要求；其三、仓窖置于捐谷者之所在村社，委托社司负责管理；其四、所积仓谷用于灾年“赈给”“当社有饥馑者”。由此可见，隋代之义仓乃是一种民间生产生活自救性质的仓储制度。隋以前历代民间虽然也有捐谷自救的活动，但是，将义仓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定制度而行于后世，首创之功当推隋代。①
官仓和义仓在隋代的普遍建置，不仅有利于当朝备战备荒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为后继者唐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在与黄门侍郎王珪的一次谈话中，曾明确指出：隋代“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②在隋亡20年后的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在其给唐太宗的奏疏中，再次指出：隋代所留下的积蓄“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③。这充分说明，李唐盛业的开创，是建立在隋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极为丰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
四是发展军事装备。从现存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情况看，隋代的许多兵器，较之前代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没有多大发展变化，但在水上作战的主要装备舰船的制造和应用上，却有突出的发展。隋代舰船业是在隋初实施灭陈战争准备的过程中，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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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义仓》。
②《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第三十四》。
③《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
展起来的。与前代相较，隋代舰船业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制造规模之大、舰船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隋朝在杨坚、杨广父子统治的短短30余年中，为适应作战、出巡、漕运等需要，前后在江淮流域等地区，制造了大批舰船，其总数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某些零星记载材料，仍可窥见其一斑。例如，开皇八年（588年）底，灭陈之战发起后，杨素所率船队，仅“黄龙”一种战船就有“数千艘”；大业元年（605年），杨广一巡江都，一次就制造各种舰船达“数万艘”。可见，隋代舰船发展规模之大。二是舰船类型之多、作战性能之好，也是前所罕见的。根据文献记载粗略统计，有隋一代制造的不同种类和型号的舰船多达20多种，而直接用于作战的即有“五牙”、“黄龙”、“青龙”、“平乘”、“舴艋”、“艨艟”、“艚艘”、“八棹”、“艇舸”等9种不同类型的战船；其中，以“五牙”为最大，可载800士卒，舰体前后左右装置6根能“发之以拍敌船”的“拍竿”，从杨素军对陈作战中使用的情况看，该舰作战性能良好，具有较强的攻击力。
隋代在军事装备和军事设施的发展上，值得提出的还有隋炀帝统治时期，由工部尚书宇文恺发明的“观风行殿”和少府监何稠发明的“六合板城”，前者是野战条件下的大型御用军帐，后者是野战条件下的大型防御性活动城垒。此两种装备、设施，曾用于炀帝北巡突厥和东征高丽的作战实践中，并且均发挥出令对方惊惧万状的震慑作用。可以说，隋代“观风行殿”和“六合板城”的首创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军事装备发展史上，做出了别具特色的贡献。
四、以战争与治军的实际需要为着眼点而开展军事学术活动，不但推动隋代军事思想朝着实用性方向发展，而且深刻影响唐以后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向。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四。
隋代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史载该时期的兵学著作却有133部之多①。其中，既有隋以前的著名兵书抄本，也有隋代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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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
撰述的军事专著。但可惜的是，由于隋唐以后战乱频仍，文献典籍（包括兵学著作）严重毁于兵燹，故迄今尚未发现一部流传下来的隋代兵书。尽管因为隋代兵书阙遗而给人们研究该时代军事思想全貌造成很大难度，但是，透过隋代众多兵家和名将丰富多彩的战争与军事实践活动，不仅可以窥见有隋一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精华，而且还可以看出该时期军事思想逐渐朝着实用性方向发展的鲜明特点。这对后世军事思想的深化发展无疑有重要影响。通观隋代军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能够集中体现上述鲜明特点的隋代军事思想精华，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依据客观实际而决策的战争指导思想。这不但集中地表现在封建统治者的战争实践中，也鲜明地体现在农民起义领袖的战争实践中。
杨坚称帝建立隋朝伊始，即确立了灭亡陈朝以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但是，统一战争先自何处开始，杨坚依据当时南北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在战略全局的指导上，经历了一个“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决策变化过程。这既体现了杨坚顺应历史发展推进全国统一的思想，又反映出他善于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决策的战争指导艺术。其后，通过开皇三年（583年）隋军北上反击突厥和开皇八年(588年)末至次年初隋军南下灭亡陈朝两次重大战役作战的完全胜利，充分证明了杨坚依据客观实际而最终制定的“先北后南”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在隋末农民起义战争中，李密为瓦岗军所制定的以灭隋夺权为根本目标的“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总战略决策，也是依据当时隋朝“主昏于上，人怨于下”的国内形势的客观实际而提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恰是在这一正确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才使瓦岗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翻炀帝暴政的三大农民军的中坚力量。
第二，顺应国情发展变化需要的战略转变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隋文帝杨坚在南北统一以后指导国家和平建设上。
灭陈战争胜利结束后，面对统一后的国内新形势，杨坚不仅能适时提出由以往“干戈方用”的战争状态，向当今“率土大同”的和平时期实施战略性转变，而且在大力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仍然强调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诸如完善府兵制度、加强军队职能、实行兵符制度、强化武器管理等。在文帝统
治期间，隋朝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比较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这固然是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和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但也与隋文帝于灭陈战争结束后，顺应国内新形势而果断、及时地实施战略转变分不开。
第三，服从于国防建设和战争实践需要的治军思想。这在隋代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领袖的军事活动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世家的杨坚，自15岁（公元555年）担任西魏车骑大将军始，到40岁（公元580年）执掌北周朝政而“都督内外诸军事”止，担任重要军职已有长达26年的历史。恰是这种长期军旅生活和战争实践，使杨坚懂得建设一支强大军队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特殊意义。因此，在杨坚执政的二十几年中，他一向比较重视军队建设。从其一生军事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能够集中体现其治军思想特色的举措，主要有两点：一是倡导和坚持“既文且武”的选将标准。他多次颁诏，明令各地铨选具备“文武才用”者担任军政要职。正是在其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才使有隋一代名将辈出。二是倡导和坚持军事训练。他不但把“阅戎具”、“教战法”作为法定制度令各地严格执行，而且亲临部队“口授兵书，手画行阵”。正是在杨坚亲自组织指挥和严格训练下，才把隋军培养成为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
隋末农民起义军从灭隋夺权的斗争实际需要出发，对义军队伍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视的。瓦岗军在以翟让为领袖的初期，该义军仅是一支活动地区狭小、人数不多且无明确政治目标的小股义军；但自李密参加义军队伍后，特别在其为众公推为瓦岗军领袖之后，该义军则迅速发展壮大成威震全国的三大主力军的中坚力量。此种壮观局面的形成，除了灭隋深得民心之外，注重义军队伍的扩建和训练，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多打胜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斗争实际需要出发而采取军政并举的策略思想。这在隋代军事家们的战争实践中，有鲜明而成功的体现。
隋文帝杨坚在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之后，为了既能阻止突厥南犯而消除边患，又不影响灭陈准备的顺利进行，于是采纳长孙晟的建议，根据突厥内部矛盾重重的实际，对突厥实施以政治瓦解为先导、以军事打击为后继的军政并举的斗争策略，既降服了突厥而消除了边患，又使隋朝没有付出多大代价，从而为巩固国内政权、顺利进行灭陈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瓦岗军领袖李密在组织指挥义军对隋军作战的实践中，也是运用军政并举的斗争策略比较成功的军事家。大业十二年( 616年）十月，李密指挥瓦岗军于大海寺伏歼隋军主力张须陀部以后，为了尽快占领荥阳郡城，一方面以大军兵临下形成包围之势，一方面致书该郡太守、郇王杨庆（杨坚从祖弟河间王杨弘之子），规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指出：“为王计者，莫若举城从义，开门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长守富贵，足为美谈，乃至子孙，必有余庆。”①杨庆得书后，迫于“城中粮尽，兵势日蹙”②而开城投降，瓦岗军未战而克荥阳城。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李密指挥瓦岗军攻占隋朝第二大储粮基地回洛仓以后，义军已经逼近洛阳城。在此形势下，李密为了实现“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灭隋夺权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一面令部队大修营堑，从军事上做好进攻东京洛阳的准备，一面令记室祖君彦起草讨隋檄文向诸郡县大量散发，以此向隋王朝展开政治攻势。在这篇长达近3000字的讨隋檄文中，义军以大量事实揭露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指出他是一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③的祸国殃民的暴君和历史罪人。号召广大人民奋起推翻其统治，规劝隋代官吏认清形势，识机知变，反戈一击，投身义军。这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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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隋书》卷四十三《杨弘传附杨庆传》。
③（唐）韩昱《壶关录》（载于《说郛》卷三十五）；叉见《旧唐书》卷
五十三《李密传》。
实确凿、措词犀利的讨隋檄文，既鼓舞了人民斗志，又给统治阶级以极大的心理震慑和瓦解：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得悉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慌忙派人南下奏报隋炀帝，请求其急速北返以挽救洛阳危局；而困于江都的隋炀帝得报后，则心惊色变，一筹莫展；太原留守李渊及其次子李世民得悉后，即于晋阳起兵，揭起反隋大旗，从而加速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和以炀帝为首的封建统治的崩溃进程。此种局势的出现，固然主要是隋末农民起义战争深入发展的结果，但也是与瓦岗军领袖李密正确运用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隋代虽然是个仅仅存在38年的短命王朝，但该时期于军事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军事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隋代依据当时客观实际而在许多重大军事问题上的颇具时代特色的建树，不仅对唐以后军事发展有过影响，而且有些问题对今天仍不失其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隋代军事历史以实事求是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乃是发展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事业之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