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代周建隋之时，全国境内存在三个主要政权，即中原地区的隋朝、江南地区的陈朝和漠北广大地区的突厥。此外，还有居于今甘肃、青海间而“风俗颇同突厥”①的吐谷浑。突厥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其统治集团具有残酷的掠夺性，对中原汉族政权始终是个威胁；陈朝至后主陈叔宝统治时期，已呈政治腐败、国力衰弱之势；而隋王朝经过文帝杨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时期。此种实力对比情况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使结束南北分裂、实现全国统一的大任，自然落到了隋朝肩上。但是，统一自何处开始，则决定于当时南北形势的特点和各方的实际情况。
一、突厥的不断南犯
突厥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最初起源于今叶尼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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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河上游，后迁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部。曾长期附属于柔然①。西魏废帝元年（552年），它推翻柔然贵族统治，建立突厥政权，其牙庭（即可汗之所在地）介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与今鄂尔浑河上游之间。突厥先后征服许多部落和民族，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河，西抵里海（一说至成海），西南到阿姆河南，南至今内蒙古沙漠以北，北越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区。南北朝时期，突厥社会仍处于奴隶制阶段，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即所谓“控弦数十万”②。它常乘北周与北齐争战不休之机，不断向南扩张和袭扰掠夺，致使“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③。北周与北齐统治阶级的这种软弱性，极大地助长了突厥奴隶主贵族的贪婪性，其首领佗钵可汗曾骄狂地说：“我在南两儿（指北周、北齐）常孝顺，何患贫也！”④可是，杨坚取代北周而建立隋朝以后，一反周、齐的屈从软弱态度，对突厥采取强硬政策，“待之甚薄”⑤，停止向其输送金帛、美女。突厥统治者因此对隋十分怨恨，遂乘隋朝新建，内部尚待巩固之际，接连不断地南下袭扰和掠夺，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
但是，突厥政权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外危机。首先，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调和。隋开皇元年（581年），突厥佗钵可汗死后，其侄摄图乘大逻便（佗钵另一侄）与庵罗（佗钵子）争权夺利之隙，夺得突厥大可汗之位，号为沙钵略可汗。摄图虽身居突厥最高汗位，但其统治并不稳固。佗钵之子庵罗统治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号称“第二可汗”；摄图之叔玷厥统治乌孙故地（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号称“达头可汗”；其弟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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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柔然，古族名，北魏时亦称其所建政权为柔然。又称“蠕蠕”、“芮芮”、“茹茹”。4世纪中，游牧于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后迁居阴山一带。5世纪初，其首领社仓合并附近各部，组成联盟，称为丘豆伐可汗，创立军事编制，规定行军赏罚制度，和北魏有经济、文化联系。5世纪后期，又与南朝建立联系。后因内部分裂，其势渐衰。西魏废帝元年（552年）为突厥所并。
②③④⑤《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侯统治奚、霫、契丹、鞑靼分布地区（今兴安岭以西草原地区），号称“突利可汗”；其从兄弟大逻便统治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号称“阿波可汗”。这样，突厥实际上是处于五可汗分治的割据状态。其次，突厥与被其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由于突厥统治者“世行暴虐”①，致使被征服的“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并“常伺其便”②而起兵反抗之，严重地动摇着突厥的
统治。突厥统治阶级的内外危机，恰为隋王朝北上反击突厥之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陈朝的日趋腐败
陈是南朝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自陈霸先取代萧梁政权而建立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已历五帝，凡三十余年。陈朝虽是在梁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国力衰弱均超过东晋、宋、齐、梁任何一朝。首先，其版图“较前弥蹙，西不得蜀、汉，北不得淮、肥，虽曾克复淮南，未几复失，始终以长江为限”③，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的四百余县④，人口二百万⑤，不及刘宋人口的一半⑥。其次，陈朝也是南朝经济实力较弱的朝代。陈朝是在平定侯景乱梁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侯景大规模武装叛乱，给南朝社会经济以极大破坏，陈朝建立后，社会生产虽然有所恢复，但其经济实力仍不及前代各朝雄厚。特别是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崛然兴起，严重的横征暴敛和巧取豪夺，已使小农经济大量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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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③《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四·南北朝》。
④见《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称：陈“至后主灭亡之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
⑥《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称：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
广大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第三，陈朝政治腐败甚于前代各朝。太建十四年（582年），后主陈叔宝即帝位以后，“怠于政事”①，每日深居宫中，与佞臣爱妃饮酒作乐，“自夕达旦，以此为常”②，朝政大权完全为宦官奸佞所操纵，致使朝政日非，腐败不堪，“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③。陈叔宝为追求享乐而大造宫室，对劳动人民极尽剥削压榨之能事，“劫夺闻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④，从而造成了“主昏于上，民讟于下”⑤的严重政治危机。第四，在军事上，陈朝虽尚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⑥，但在根本不懂军事的都官尚书孔范的控制之下，“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⑦来统御，“由是文武解体”⑧，军队已经丧失战斗力。在军事部署上，陈朝虽然企图凭借长江天堑以阻止隋军南下，但实际上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地区均为隋朝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陈朝内部危机的严重形势，决定后来它为隋朝所灭的必然性。
三、隋朝的战略决策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即定下结束南北分立、实现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为此，他曾多次与臣下讨论灭陈和对付突厥袭扰的方略，并从建国伊始，在大力推行经济、政治、军事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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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⑦⑧《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至德二年十一月。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⑥陈朝究竟拥有多少军队，史无明确记载。隋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薛道衡曾说过：“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见《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但这只是一种故意贬低陈朝军力的说法，不足征之为据。《资治通鉴》卷一七七载称：当时仅“建康甲士尚十余万人”。可见，陈朝总兵力不止10万之数；如加上沿江上下之兵力，其总兵力数可能在20万左右。
基础上，为统一事业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这不仅巩固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统一战争的实施创造了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但是，隋王朝在统一战争的战略指导上，经历了一个“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发展变化过程。隋建之初，杨坚即打算在巩固内部、充实国力的基础上，先南下灭陈，尔后再北击突厥，统一天下。为此，杨坚不仅根据尚书左仆射高颎的建议，选派名将贺若弼、韩擒虎等人“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①，而且于开皇元年(581年)九月派遣高颎为总指挥，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率军大举伐陈。可是，随着南北形势的发展变化，杨坚不能不立即中止隋军南进行动，而重新考虑统一事业的战略谋划问题。当时，居于漠北广大地区的突厥，其统治集团出于扩张和掠夺的需要，接连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地举兵南下袭扰。这不但直接威胁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而且给隋朝的统一事业带来极大不利。因此，首先消除来自北方突厥威胁的这一后顾之忧，便成为隋朝的当务之急和首要战略步骤。而居于江南的陈朝，在昏庸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下，已经处于经济衰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的困难境地，它对隋朝的存在和发展，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因此，先置陈朝而不动，暂且采取和平不战的政策，不但是有利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正是根据当时南北形势发展的这一特点，杨坚一改初衷，而确定了先北击突厥、后南下灭陈的“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为实现统一事业的总战略指导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