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北击突厥和南下灭陈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以来南北长期分裂、混战的纷乱局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北统一的实现和全国范围的相对安定局面的形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封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强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此，中国社会步入了封建统一帝国稳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隋王朝统一战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在政治上，隋文帝杨坚顺应了社会发展需要统一的历史潮流。
自东晋十六国以来，由于民族的混战和军阀的割据，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对立。到了南北朝末期，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融合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南北统一的趋势逐渐形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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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隋书》卷八十《谯国夫人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就暗自立下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当时，塞北的突厥奴隶主贵族不断遣兵南下袭扰掠夺，严重威胁刚刚建立的隋朝政权的安全，损害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利益；江南的陈朝虽因其国势衰微而构不成对隋朝政权的严重威胁，但以陈后主为首的封建贵族的残暴统治，已成为破坏南方生产发展和阻碍南北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杨坚进行的北击突厥和南灭陈朝的战争，不仅是巩固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和南北人民希望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根本愿望。政治上的深得民心和顺应潮流，这无疑是隋朝赖以击败突厥、灭亡陈朝，实现全国统一的首要因素。
其次，在军事上，隋文帝杨坚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是隋朝统一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纵观隋朝统一战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杨坚在战略指导方面，主要有以下成功之处：
第一，从敌情实际出发，确定战略决策。
隋朝建立之初，杨坚本欲首先南下灭陈。但是，随着南北形势的发展和敌情的变化，隋朝在制定统一事业的战略决策上，经历了一个由“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变化过程。开皇初年，居于漠北的突厥奴隶主统治集团，出于掠夺和扩张的需要，乘隋朝新建，内部尚待整顿、巩固之际，接连不断地大举南下袭扰。这不仅严重威胁隋朝统治的巩固，也给统一事业带来极大不利。因此，首先解除突厥南下袭扰的严重威胁，便成为隋朝的当务之急和实现统一大业的首要战略步骤。据此，杨坚一改初衷，依据变化了的敌情实际，而确定了先北击突厥、后南下灭陈的“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隋朝统一战争的实践证明，“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战略指导。在首击突厥这一战略打击目标确定之后，杨坚为了实现既定的战略企图，始终注意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或威胁最大的敌人突厥，而对次要或威胁较小的敌人陈朝，则采取妥善之策，尽量争取其中立或取守势；在对主要敌人作战的同时，又能秘密而积极地为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这样，既能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又能为连续作战、最终实现南北统一创造条件。这一点恰足隋军在击败突厥之后，得以乘胜而适时地一举灭陈的重要原因。
第二，根据实战需要，做好战争准备。
杨坚建国之后，为实现南北统一，在加强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同时着力于从军事上做好战争准备。为了赢得北击突厥作战的胜利，自开皇元年始，隋朝多次加修长城，设置重镇，调兵遣将，加强北边防御力量。北击突厥之战，正是在经过3年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才付诸实施的。而南下灭陈之战，则是在经过长达8年周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隋建之初，杨坚即根据统一战争的实际需要，及时选派贺若弼、韩擒虎等名将“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①灭陈事宜。为了实旋对陈作战，自开皇以来，杨坚一方面多次反复地与臣下讨论平陈之策，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周密可行的战略实施计划；一方面积极做好对陈作战的物质准备，根据南方地理特点和渡江作战的实际需要，派遣得力将领督造大批各种战船，集中力量加强水军训练，从而为灭陈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
第三，实行军政并举的方针，把用兵与运谋紧密结合起来。
在“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确定之后，对于不断南下袭扰的突厥，是立即以武装力量实施战略反击，还是首先运用谋略进行政治攻心，创造有利条件再行战略反击，这是摆在隋王朝面前必须慎重考虑而作出明确决策的重大问题。对此，杨坚从敌情实际出发，果断地采取了以政治分化为先导，以军事打击为后继的战略指导方针，把用兵攻战与运谋攻心紧密结合起来。在对突厥实施大规模武力反击之前，杨坚采纳臣下建议，根据突厥内部四分五裂的实际情况，首先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政治分化策略，扩大和加深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使各可汗之间互相猜忌，自相残杀，彼此削弱，从而为其后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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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三月。
厥实施大规模武力反击的成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在北击突厥之战取得胜利之后，杨坚继续运用政治分化的策略来进一步瓦解突厥内部，以巩固和扩大军事胜利的成果，因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服突厥，赢得了北部边境此后持续十余年的和平环境。在对陈斗争问题上，杨坚也是实行军政并举，用兵与运谋结合使用的方针。当南下灭陈的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杨坚对陈采取“和平不战”的外交斗争策略，主动与陈朝互派使臣，并用“书称姓名顿首”的卑词手段来骄纵和麻痹陈朝统治者，为尔后以武力攻陈创造条件。但在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灭陈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之时，杨坚则果断、适时地出动优势兵力，对陈实施突然打击，一举而灭亡陈朝。
第四，集中优势兵力，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作战目的。
灭陈战争，隋朝出动五十余万参战部队。从当时隋陈双方的兵力对比情况看，隋军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加上大批各种舰船和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这无疑是战胜陈军、灭亡陈朝的物质力量。但是，杨坚并不仅仅依恃兵力和物力上的优势拼消耗，而是竭力争取以较小的代价夺取较大的胜利。为达此目的，杨坚在组织实施灭陈战争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以围歼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作战指导原则。隋军面对数千里的“长江天堑”和有相当数量的陈军兵力，从上、下游两个方向上，兵分八路出击，进攻所向皆是陈军屯兵之处。韩擒虎所部本为直接攻取陈都建康的隋军主力之一，但他率军自横江浦渡江后并不立即北进，而是首先南下连续歼灭采石、姑熟的陈朝守军后，才回兵北上进攻建康；贺若弼率军自广陵渡江后，也不马上溯江而上直趋建康，而是在歼灭京口的陈军后，才进军陈都。上游的杨素、杨俊等军，同样也是以歼灭或牵制回救建康的陈军为基本作战目的。为了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诸路隋军既注意行动的突然性，力争速战速决，又注意动作的协同性，作到相互策应。这样做的结果，既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能夺取陈军江防要地，为消除隋军的后顾之忧，迅速实现攻占建康、灭亡陈朝铺平了道路。
突厥的失败和陈朝的灭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深刻原因的。突厥当时尚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由于奴隶主贵族对各族人民的横征暴敛和残酷统治，致使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突厥统治集团内部更是矛盾重重，陷入四分五裂的混战仇杀状态。这不仅给隋朝进行政治分化以可乘之隙，也给隋军实施武力打击、各个击破造成有利条件。陈朝统治集团政治上腐败不堪，不得民心；经济上国力衰弱，困难重重；军事上麻痹松懈，兵无斗志，战前既无认真准备，临战又无可行决策，在隋军强大攻势的突然打击之下，其兵败国亡实属必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