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陈战争结束不久，文帝杨坚发布诏令，宣告国家由以往战争状态转入现今和平时期。在其此后统治的十数年中，杨坚为实践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对内发展建设、对外发展睦邻关系的政策。
一、统一战争后的隋朝政治、经济
灭陈战争后，杨坚为了贯彻和平建国的方针，在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参见本书第三章）的同时，着重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建设。
（一）政治建设
杨坚称帝后，在其诫勉太子杨勇时，曾这样说过：“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①杨坚这些诫子从政勿奢的话，虽然是以维护和巩固隋王朝封建统治为根本目的，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其在位24年，基本上是以推行廉洁政治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平陈战后，杨坚在政治建设上，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崇尚俭约，关心民苦。推行廉洁政治，杨坚首先是从自身作起的。《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称：“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行俭约，以事府帑。"这大体上概括了杨坚从政尚廉的基本特点。在杨坚带头倡导之下，崇尚俭约之举已成为全国的良好风尚。当时“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②关心民间疾苦，这是杨坚推行廉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他常常暗中派员深入各地“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③。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由于特大旱灾而发生严重饥荒，杨坚立即派遣贴身官员前往灾区视察百姓所食情况。当得报民众用以充饥的食物是“豆屑杂糠”时，杨坚“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④，并且为此而戒食酒肉将近1年时间。为了解决关中灾民的生活问题，杨坚亲率饥民东迁而就食于洛阳地区。在东进途中，杨坚命令警卫部队要保护饥民，不得随意驱逼。每逢扶老携幼者，，杨坚“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⑤；凡至艰险难行之处，见到背负肩挑者，杨坚“遽令左右扶助之”⑥。杨坚崇尚俭约、关心民苦的作法，深得百姓拥护。这也正是开皇年间，隋朝国内政局稳定、民众乐业的重要原因。
2、考察政绩，褒奖良吏。杨坚为了便于对文武百官的了解和使用，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考绩制度。凡是经过实践考察而政绩卓著者，都能及时予以褒奖和提拔。例如，平原（今属山东）令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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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四十五《杨勇传》。
②③④⑤⑥《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旷在任7年，由于他对民众能够“晓以义理”和“赈施穷乏”①，不仅使当地“风教大洽”②，社会安定，而且深受广大群众拥戴。开皇十一年(591年)二月，刘旷在被调任临颍（今属河南）令不久，杨坚根据尚书左仆射高颎的推荐，以旷“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③，而亲自召见，予以殊奖，并下优诏擢升其为莒州（治今山东临沂）刺史。又如，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刺史令狐熙在任内，因整顿社会治安卓有成效，为时人“称为良政”④，杨坚获悉后，不但对他大加褒扬，而且还令相州（治所邺城，今河南安阳）刺史豆卢通“习熙之法”⑤，借以整顿治理“天下难理处”⑧的邺城社会秩序。开皇十五年（595年），令狐熙奉命进京述职，杨坚以其“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⑦，大力宣扬和推广令狐熙从政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3、秉公断案，严惩不法。隋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承袭北周旧制，京内外官府皆置公廨钱，且允许放债收息。这样做的结果，既“烦扰百姓曲又群败损风俗”⑧。有鉴于此，杨坚采纳工部尚书苏孝慈的建议，于开皇十四年(594年)六月，下令取消公廨钱，而“给地以营农”⑨，并且明确规定，今后各级官府“毋得治生（即不得放债生息），与民争利”⑩。是年闰十月，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地区发生粮荒，米价暴涨，该州刺史卢贲下令禁止他人卖米，而自己却高价出售谷米，乘机牟取暴利。案发后，杨坚秉公严惩，将卢贲“除名为民”?。秦王杨俊是杨坚的三子，在灭陈战争中，曾担任山南道行军元帅，负责指挥长江上游的隋军。因作战有功，受到杨坚的“下书奖励”?。但自开皇十年(590年)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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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隋书》卷七十三《刘旷传》。
④⑤⑥⑦《隋书》卷五十六《令狐熙传》。
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四年六月。
?《隋书》卷三十八《卢贲传》。
?《隋书》卷四十五《杨俊传》。
俊出任并州总管统御“二十四州诸军事”①以后，逐渐腐化奢侈起来，且公然“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②。杨坚发现后，十分恼火，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处理，查办了与此案相牵连的不法分子达百余人。杨俊本该从此接受教训，改过向善，但他不仅不思悔过，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盛治宫室，穷极侈丽”③。开皇十七年(597年)七月，杨坚以俊奢纵不改，给予他免官就第（即禁闭于王府）的处罚。左武卫将军刘升、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皆认为对杨俊的处罚过重，为此，他们先后为杨俊说情，企图“劝谏”杨坚收回成命。但杨坚却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④终不为说情者的“劝谏”所动摇。杨坚作为封建帝王，却以“法不可违”⑤为信条，对于至亲违法者，能够做到以法惩治，不徇私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健全法制，纠乖正谬。开皇十二年（592年）八月，杨坚鉴于各地官府在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用律者多致躇驳（乖谬），罪同论异”⑥的问题，下诏规定：今后诸州判处死罪者，不得随便处决，必须“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⑦。开皇十六年（596年）八月，又下令进一步规定：“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⑧。这些规定，无疑是对《开皇律》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杨坚企图以此规定来消除各地在执法断案中存在的“罪同论异”问题，这虽在封建制度下难以完全做到，但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杨坚，能够正视问题的存在，并且适时作出明确规定，这对进一步健全法制，减少执法过程中量刑不当和由此而产生的冤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二）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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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隋书》卷四十五《杨俊传》。
⑥⑦《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⑧《隋书》卷二《高祖纪下》。此条规定作出的时间，《隋书·刑法志》为开皇十五年（595年）。
发展社会经济，这既是隋朝在灭陈战争之后，实施战略转变的重点工作，又是政治、国防建设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发展经济方面，杨坚着重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1、轻徭薄赋，实行富民政策。平陈战争结束后，杨坚为了稳定江南和进一步发展全国农业生产，于开皇九年（589年）四月，下令宣布南陈旧境免除赋役10年，全国其它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①，“军人毕世免徭役”②。开皇十年(590年)五月，杨坚“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③，特规定全国百姓年满50岁以上者，一律“免役收庸”④。开皇十二年（592年）十二月，杨坚根据主管物资储备工作的太府寺的报告，鉴于京师“库藏皆满”⑤，遂下诏提出了“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⑥的富民政策，并且决定将河北、河东诸州的“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⑦。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坚根据“中外仓库，无不盈积”⑧的实际情况，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⑨。在实现南北统一之后，杨坚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多次下令减免赋役，特别是基于“薄赋于民”⑩的考虑而提出的“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的富民政策，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较大作用的。
2、遣使四出，继续推行均田制。隋朝建立以后沿袭北齐旧制，仍然实行均田制的土地制度。灭陈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封建地主对土地的掠夺，一些地区特别是关中及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出现“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问题。妥善解决农民缺地的问题，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当时，朝臣多数主张采取迁徙户口以“就宽乡”?的办法解决。开皇十二年
（592年）冬，杨坚为了解决“地少而人众”地区的耕地问题，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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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⑥⑦⑧⑨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⑩《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二年十二月。
命诸州考使进行研究，又责成尚书省“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①，然而，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杨坚“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②。杨坚的这一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狭乡农民缺少耕地的问题，但由于派员深入各地（当然也应包括江南陈朝故境）推行均田制度，是对肆意占地的封建地主的一种限制，因而或多或少能使无地农民得到获取土地的机会。这一措施的贯彻执行，终于可使狭乡的农民分到20亩的土地。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缓解“衣食不给”的社会问题，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3、治水防涝，发展农业生产。开皇时期，杨坚前后两次动用大批民工开凿的广通渠和山阳渎两条大型运河，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战略价值，而且对于促进农业生产、便利水上运输有重要作用。平陈战争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杨坚一直比较重视兴修水利的工作。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鉴于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连年降雨，致河水泛滥成灾，遂派遣官员率领水工，分赴各地“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③。而对涝灾地区，实行“租调皆免”④的政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涝灾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4、开仓赈给，救济灾区民众。自开皇三年（583年）始，隋朝在各地普建的积谷粮仓（包括官仓和义仓），不仅有利于搞好战略物资的储备，而且有利于灾年民众生产生活的自救。平陈战后，杨坚为了落实轻徭薄赋的政策，他依据历年的灾情实际，着重加强全国的救灾济民的工作。例如，开皇十四年(594年)八月，关中地区大旱，为解决“民饥”的问题，杨坚亲率饥民东进而“就食于洛阳”⑤。开皇十八年（598年），中原诸州普遭水灾，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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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灾民的生活困难，杨坚下令“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万余石”①。仁寿二至三年（602～603年），河南诸州连续两年水灾，杨坚都适时派遣工部尚书杨达前往“赈恤之”②。杨坚针对灾情实际，采取及时救济的作法，对解决部分地区灾民生活的困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
隋朝在结束统一战争以后，文帝杨坚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实旋战略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到国内建设上来。为此，他采取一系列加强国内建设的重大措施，从而把隋朝建设成为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繁荣、国防上比较巩固的封建王朝。开皇之初，全国有户不满四百万、人口有九百余万。平陈之后，由于杨坚大力推行“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③的政策，使社会呈现“衣食滋殖，仓库盈溢”④的繁荣兴盛景象。随着国内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人口有较大增长，到大业初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余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人口较开皇之初增长了四倍多。人口的迅猛增长，充分反映了开皇时期惰耕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唐代史学家魏徵等人在评价隋文帝杨坚时，曾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成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⑤。如此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开皇时期隋朝政治、经济发展的盛况和由此所奠定的雄厚国力。其后，隋炀帝杨广进行的开拓边疆和对外战争，恰是在此基础上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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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前后用谷五百万余石”句，原文无“万”字，清乾隆进士陆锡熊《炳烛偶钞》考证指出：“案文当作‘五百万余石’，疑脱‘万’字。”今据此增补。
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评语。
二、隋朝对周边民族和邻国的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汉族占绝大多数的立于世界之林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在中华民族内部曾出现过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地区政权。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扩大对外影响，在对待和处理民族间、国家间、地区间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和睦友好的交往，也有过兵刃相见的战争。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一个短暂王朝，同样也不例外。隋朝时期，居于隋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主要邻国是：在东北方向，有同属东胡族的奚、契丹、室韦和棘鞫，有居于今朝鲜半岛北部、并跨占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北部分地区的高丽以及居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在北部与西北方向，有东、西突厥，吐谷浑以及高昌、伊吾、焉耆等西域诸部族；在南部与东南方向，有林邑、流求等。隋朝对上述周边民族和邻国所采取的政策，从总体上说，是经历了开皇时期和大业时期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帝杨坚在其执政的24年中，除在开皇三年(583年)北攻突厥和开皇十八年(598年)东征高丽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外，其余大多数时间，对周边民族和邻国，都是实施睦邻友好政策的。而周边的民族和邻国多数也都承袭历史上旧有关系，或接受隋朝的封号称臣，或岁岁遣使朝贡，与隋朝保持着和睦相安和友好往来的新关系，“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①。但是，到了炀帝杨广执政以后，他一改文帝杨坚时期所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而代之以兵刃相见的武力政策。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广即帝位后，在其执政近14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炫耀武力、大张挞伐的军事活动中度过的。杨广所进行的战争和军事活动，在不同的时期，其性质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在其统治前期对契丹、突厥、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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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史臣评语。
谷浑、流求等的战争和军事活动，是属于对国内周边民族用兵以开拓边疆和巩固边防的军事行动；但在其统治后期对高丽的3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虽然不无其拓边固防的一面，但其不顾国情民意的好战政策，恰是导致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