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开拓边疆的战争与军事活动，、主要是在隋炀帝杨广统治前期，即从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年），他先后对林邑、契丹、吐谷浑、流求等地用兵。在此期间，他还亲率大军北巡突厥和开展经略西域的活动。
一、 攻林邑和反击契丹
（一）进攻林邑之战
林邑，原本西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年）所置日南郡（郡治西卷，位于今越南广治西北）之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奉命率军再开南境，而置此地为象林县。自汉武帝以来，至南朝宋、齐、梁等，林邑不仅遣使朝贡，而且接受王位封号。①可见，林邑当时是“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②的南地之一。隋朝灭亡南陈以后，林邑“乃遣使献方物”③。仁寿二年（602年），因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土著头目李佛子作乱，阻断林邑与隋朝中央的往来，“其后朝贡遂绝”④。
仁寿四年(604年)初，时天下无战事已久，群臣以“林邑多奇宝”⑤为辞，极力怂恿杨坚进军林邑。于是，杨坚遂以参加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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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卷七十八《海南诸国·林邑》。
②《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
③④⑤《隋书》卷八十二《林邑传》。
（平定李佛子作乱）的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为辖州（治今越南荣市）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率兵“经略林邑”①。刘方一面派遣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獾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率步骑兵出越裳（今越南河静西北），一面亲率大将军张愻、司马李纲舟师越海直趋比景（今越南洞海西北）。同年七月，太子杨广谋杀杨坚而立，但隋军南进林邑的军事行动并未因为朝廷易主而中止。大业元年（605年）正月，刘方挥军进抵林邑的出海之口，林邑王梵志遣兵据险抗击，为隋军所击溃。隋军乘胜进抵阉黎江（今名不详）北岸，林邑军又据南岸立栅抵抗，刘方采取“盛陈旗帜，击金鼓”②的虚张声势之战法，吓退了林邑军。隋军乘胜渡江后，南进至30里处，又遇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③，隋军与战不利，刘方遂即改变战术，采用“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④的诱敌入陷战法。梵志悉众而阵，刘方挥军与战佯败；梵志以为得计，驱众追击，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⑤。刘方乘其象阵混乱之机，纵兵回击，大败林邑军，俘轿万余人己之后，刘方以破竹之势，挥军南进，过区粟，度六里，“前后逢贼，每战必擒”⑥。当隋军进抵大缘江时，梵志“据险为栅”⑦，企图顽抗，刘方挥军又击破之。隋军迅速南下，过了铜柱山后，仅以8天时间，即迫近林邑都城。林邑王梵志见隋军来势迅猛，“遂弃城而走”⑧，逃往海上，隋军不战而入城，缴获其庙主18尊铸金人像，始知林邑“有国十八叶矣”⑨。进攻林邑之战，以隋军胜利而告结束。战后，隋炀帝杨广于林邑境内置冲州，不久复改为林邑郡。同年四月，隋军“刻石纪功而还”⑩，主将刘方因身染疾病而亡于归途中。隋军撤离林邑之后，梵志复其故地，仍为林邑郡主，为了表达他对隋朝中央的归顺，乃遣使入朝谢罪，自此“朝贡不绝”?，始终与隋朝中央保持和睦相处的臣属关系。
（二）反击契丹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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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⑥⑦⑩《隋书》卷五十三《刘方传》。
④⑤⑧⑨?《隋书》卷八十二《林邑传》。
契丹，其族源于鲜卑，属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①最初分布于今东北辽河以北地区。东晋时期，为鲜卑慕容部所破，逃散于松、漠之间。后逐渐发展，移至黄龙以北地区。北魏时，契丹为避高丽侵扰而内附，并逐渐移居辽河流域地区。杨坚取代北周而建立隋朝后，契丹主莫贺弗于开皇四年（584年）遣使归降，文帝杨坚拜其为大将军。从此，契丹对隋朝保持着称臣朝贡的关系。开皇末，契丹内分十部，各部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遇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②。此时的契丹尚处于“逐寒暑，随水草畜牧”③的落后状态。
隋朝建立之初，杨坚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在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设立总管府，委将镇守。开皇十五年（595年）四月，杨坚派遣开府仪同三司韦冲为营州总管。韦冲到任后，由于能够正确执行民族政策，深获当地民众的拥护，契丹、棘鞨等族“皆能致其死力”④。但自杨广即帝以后，隋与契丹关系发生磨擦。大业元年(605年)八月，契丹出兵西向，扰掠营州。隋炀帝杨广出于自卫和开拓的双重需要，立即命令通事谒者⑤韦云起率领突厥所派2万骑兵，“往讨契丹部落”⑥。韦云起受命后，将所率兵力分为20营，四路并进，直趋契丹境界。为了达成出奇制胜的作战效果，云起一面严令部队“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⑦，凡有违约者，一律处斩不赦；一面利用
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⑧之点，派遣突厥人诈称赴柳城与高丽进行贸易，遂使契丹信之不疑而放松戒备。云起率军乘夜南进，抵达距契丹军营50里处“结阵而宿”⑨，契丹军竟毫无察觉。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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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②③《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
④《隋书》卷四十七《韦世康传附韦冲传》。
⑤通事谒者，隋代官职名。炀帝即位后，增置谒者台，改内史省通事舍人为谒者台职，通事谒者员额为20人，从六品。
⑥⑦⑧⑨《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
拂晓时分，云起挥军突袭，大败契丹军，尽俘获其男女4万，并缴获大批畜产。韦云起除将所获男子杀掉，女子及畜产的一半赐给突厥外，余皆携带还朝。战后，隋炀帝杨广以韦云起“行师奇谲，才兼文武”①，而亲自举荐并提升其为治书御史。
大业初年，隋朝对林邑和契丹的两次用兵，其直接起因虽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隋朝封建统治者开拓边疆、巩固国防的性质。战争的进行，虽在一定时间给各自的人民带来动荡不安和流血牺牲，但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它对开发边疆，加强边远地区民族与中原人民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隋军两次作战，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军事上的胜利，却是十分迅速的。这除了因为隋军有强大的国力、军力作为战争的坚实后盾外，担任统军作战的隋军主将，能够严令约束部队，从敌情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主观指导，乃是隋军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二、北巡突厥与经略西域
（一）北巡突厥
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取得北击突厥的军事胜利后，以摄图为首的东突厥和以大逻便为首的西突厥，相继遣使请降，愿意“永为藩附”②。在此后十余年间，隋与突厥虽然也曾发生过军事磨擦，但从总体上看，彼此和睦相处，则是双方关系的主流。此种相对和平局面的形成，是与隋文帝杨坚对突厥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政策分不开的。此种和平友好的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隋朝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突厥的社会进步。隋炀帝杨广即帝位后，正是在文帝杨坚开创的和平友好局面的基础上，发展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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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
②《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厥的关系的。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即帝执政之时，恰值启民可汗染干（处罗侯之子）统治东突厥。杨广为“欲出塞耀兵”①，进而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对突厥的控制，乃于大业三年（607年）四月，率领文武百官和大批军队，自京师长安东进，在巡省了河北的赵、魏两郡之后，决定北上巡视突厥。为确保北巡的顺利进行，杨广下令调发河北十余郡民工开凿太行山达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沟通北巡突厥的驰道。
六月初四，杨广亲率大队人马经新凿驰道穿越太行山向西北抵达连谷（今陕西神木西北），然后北上，于十一日进至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杨广打算在此休整数日后，径趋突厥牙庭（庭址在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尔后东向直抵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此行为防止惊扰启民可汗，杨广先派武卫将军长孙晟持诏前往突厥晓谕，启民可汗奉诏后，一面召集突厥所部及奚、霫、室韦等部族酋长齐集突厥牙庭；一面组织突厥民众，自榆林北抵突厥牙庭，再从牙庭直达涿郡，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里、宽100步的“御道”，以奉迎杨广北巡人马的到来。
六月二十七日，杨广登上榆林郡城之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②。时有太府卿元寿，为了充分显示北巡“出师之盛”③，建议杨广仿效汉武帝当年出塞巡边故事④，于御营之外，将所率隋军分为二十四军，每日遣发一军，相距各30里，从而造成“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⑤的军事盛况。但前来朝拜炀帝的定襄郡（治大利，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太守周法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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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陪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六月。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⑤《隋书》卷六十五《周法尚传》。
④汉武帝出塞巡边事，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十月。据《汉书·武帝纪》载称：汉武帝“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
认为元寿的这一建议，“乃取败之道”①。法尚指出：“兵亘千里，动间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长，难以相救”②。为此，他建议“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阵”③，从而形成一个如同固守坚城的方阵壁垒布势。这样，一旦交战得手，即可遣骑追歼；倘或交战不利，也可屯营自守。杨广对上述两种建议权衡利弊后，欣然采纳了周法尚的建议，并因此而授任他为左武卫将军。
七月初四，突厥启民可汗为表达其对隋朝的臣附，乃上表请求说：“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④杨广览表后交臣下讨论，公卿大臣皆请依其所奏，但杨广却以为不可准请，遂以玺书答启民，谕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⑤。这不仅说明杨广深知尊重民族习俗的重要性，而且懂得突厥的“服饰法用”与战争、军事的关系。七月初七，杨广于榆林城东设千人大帐，隆重宴请前来迎驾的启民可汗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余人，并下诏赐“志怀沉毅，世修藩职”◎的启民可汗以路车乘马、鼓吹幡旗，明令其“位在诸侯王上”⑦，以资褒奖和笼络。
八月初六，杨广车驾自榆林出发，溯金河（今内蒙古大里河）而上，径往漠北。隋军“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⑧。进入突厥境内以后，杨广又令工部尚书宇文恺等人建造“观风行殿”于野外，“戎狄见之，莫不惊骇”⑨。启民可汗于突厥牙庭亲奉庐帐以恭候杨广车驾。初九，杨广亲幸启民住所，受到突厥君臣的热烈欢迎，启民可汗亲自“奉觞上寿，宴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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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隋书》卷六十五《周法尚传》。
④⑤⑥⑦《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八月。
⑨《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传》，
极厚”①。杨广对此十分高兴，当即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韦冓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②以此抒发其北巡突厥的得志之意。
八月十三日，杨广率众南返，启民可汗亲自护送至定襄后归藩。杨广大队人马途经楼烦关（今山西神池东）、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济源（今属河南）等地，于九月二十三日回到东京洛阳。杨广北巡突厥之举，是一次空前的具有拓边、固防性质的军事活动，出动军队五十余万，历时五个月，行程数千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史所罕见。此次军事活动虽以“出塞耀兵”为直接目的，因而不能不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和消耗，但在客观上，对进一步沟通中原人民与突厥民族的联系和交往，对增强隋朝北部边防，均有重要意义。
（二）经略西域
杨广在结束北巡突厥之后，积极开展经略西域的活动。
西域，是汉以后对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有狭、广二义：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主要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以东的我国新疆广大地区；广义则指通过葱岭向西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中亚细亚，直至地中海东岸古罗马等地。
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西汉于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设西域都护府，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等地区。东汉时期，继置都护或校尉，对西域实施管理。东汉以后至南北朝，虽因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而影响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从未间断过。隋朝建立之初，由于北方突厥的强盛和西境吐谷浑的崛起，使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受到阻碍。隋炀帝杨广即位执政以后，出于开拓边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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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国防的需要，便把经略西域的问题，提到了隋朝的重要议事日程。
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杨广任命吏部侍郎裴矩赴张掖（今属甘肃）主管隋朝与西域诸蕃商业贸易事宜。裴矩根据炀帝“方勤远略”①的实际需要，千方百计地从前来贸易的西域诸“商胡”了解“其国俗山川险易”②情况，撰成记载西域44国的《西域图记》3卷，并“别造地图，穷其要害”③，尔后入朝上报隋炀帝。裴矩在《西域图记》序言中，载明敦煌（今甘肃敦煌西）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④，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鄯善西）、鄯善（今新疆若羌）并为“西域之门户”⑤，从此三地出发向西而达于西海⑥，有3条可为通行的大道：
北道为天山北麓，由伊吾向西，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今新疆乌鲁木齐西）、西突厥可汗庭（位今新疆新源南），渡过北流河（今名不详）至拂蒜国（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而达于西海（这里具似当指今地中海）。
中道为天山南麓之北道，由高昌向西南，经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过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附近）、苏对沙纳（今塔吉克斯坦乌拉提尤别）、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伊什特汗）、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伊什特汗西）、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穆国（今土库曼斯坦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而达于西海（这里具体似当指今波斯湾）。
南道为天山南麓之南道，由都善向西南，经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禁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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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⑥西海，我国古籍对位于西方远处之海域的泛称，具体所指则因时因书而异。《隋书·裴矩传》三处提到的“达于西海”句中的“西海”，根据前后文义，似当依次指今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
葱岭南麓，又经护密（今属巴基斯坦境内）、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挹怛（今阿富汗北境）、忛延（今阿富汗巴米安）、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至北婆罗门（今北印度），而达于西海（这里具体似当指今印度洋）。
裴矩还提出：以国家之威德，将士之骁雄，控制西域，易如反掌。“但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①
裴矩上报的《西域图记》之作，不仅为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进军路线等详尽的兵要地志资料，而且提出了怀服西域诸蕃、孤立打击浑、厥的军政并举的实施方略。十分明显，裴矩在《西域图记》序言中所提出的“混一戎夏”的计划，既富有积极开拓精神，又颇为切实可行。因此，杨广读后“大悦”，“每日引矩至御
坐，亲问西方之事”②，裴矩不仅一一详细作答，而且再次指明“吐谷浑易可并吞”③。杨广终于定下经略西域的决心，并且把“将通西域，四夷经略”④的重任完全委诸裴矩。杨广遂以裴矩为黄门侍郎，复令其前往张掖实施经略西域的计划。裴矩到达张掖后，按照既定方略，采取“啖以厚利，导使入朝”⑤的策略，先后争取了高昌、伊吾、铁勒、西突厥等西藩数十国。“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⑥，朝贡不绝。杨广以裴矩“有绥怀之略”⑦，而进其位为银青光禄大夫。
隋朝经略西域的成功，不仅密切了隋与西域的关系，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有利于边疆的开拓与发展，而且提高了隋朝在西域的声望和影响，使吐谷浑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从而为其后在军事上战胜吐谷浑，消除西北边患，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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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⑦《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十月。
三、进击吐谷浑和开拓流求
（一）进击吐谷浑之战（参见附图3）
吐谷浑，本是辽西鲜卑族徒河涉归的后代。涉归生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嫡少曰若洛廆。西晋太康四年（283年），涉归死后，嫡子若洛廆代统鲜卑部众，是为慕容氏；吐谷浑虽为长子，但因其庶出，仅分有1700家①。吐谷浑因与若洛廆发生矛盾和斗争，而逐渐西迁至陇，止于甘松（今甘肃腊子口附近）之南、洮水（今甘肃洮河）之西一带。东晋成和四年（329年），吐谷浑之孙叶延继立首领，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并以吐谷浑为其族氏和国号。其后，吐谷浑不断向南、向西扩展，征服当地的氐、羌等族，逐渐强大起来。到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年)，伏连筹继立首领之后，吐谷浑已成为据有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青海和新疆南部广大疆域的强国。当北朝魏、周之际，其首领吕夸始称可汗，并定都于伏俟城（位于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为完善其国家政权机构，吕夸仿效汉制，设置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军政职官，“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②。此时的吐谷浑与中原汉族政权不仅保持通商往来，而且建立了岁修职贡的朝贡关系。但到北朝末期，由于周、齐交争，吐谷浑遂乘隙袭扰，常与北周发生战争。
隋朝建立初期，鉴于吐谷浑东进袭扰，文帝杨坚先后两次派兵击败之；特别是在隋灭陈战争之后，吕夸慑于隋朝势盛，遂“遁逃保险，不敢为寇”③。开皇十一年(591年)，吕夸死，其子世伏立为可汗，他遣使“奉表称藩，并献方物”④；杨坚派遣刑部尚书宇文撤前往进行抚慰，其后又以光化公主嫁给世伏为妻，双方保持着和睦友好关系。开皇十七年（597年），世伏为部下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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