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统治后期，凭借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从大业八年至十年，接连三次以重兵进伐高丽，其结果非但未能取得预期胜利，相反，却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隋朝由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高丽的兴起及其与隋朝的关系
高丽，原谓“高句丽”，始见于北齐史学家魏收(505～572年)所撰《魏书》中，隋代改称高丽，此后我国史书多用之。高丽当时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并跨占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北部分地区，南与新罗、百济接壤，北与西分别同鞋羯、契丹、隋朝为邻，都于平壤城，亦称长安城。该国传为朱蒙所建，“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①，后为卫氏朝鲜所并。西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汉灭朝鲜，置玄菟郡，“以高句丽为县以属之”②，并接受汉朝封赏。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自此以后，高句丽一直同中原封建政权保持着臣属朝贡关系，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其国中所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中国古代典籍，其‘“兵器与中国略同一③。南北朝末期，高汤为高丽国王。北齐乾明元年（560年），北齐废帝高殷以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高汤遣使至周，周武帝宇文邕以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公、辽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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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②《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
隋朝建立以后，高汤①于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派遣使者朝贡，文帝杨坚授高汤以大将军，改封其为高丽王。自此，高丽对隋朝“岁遣使朝贡不绝”②，双方保持着密切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自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以后，高汤因怕高丽步陈朝灭亡的后尘，于是，以隋朝为假设敌，在国内大搞“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③。消息传到隋朝，文帝杨坚对高丽的作法深感不安和不满，致使双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开皇十七年(597年)十二月，杨坚致书高汤王，指责其“虽称藩附，诚节未尽”④，高汤“得书惶恐”⑤，一病而卒，其子元嗣立。杨坚为了改善双方关系，乘高元新立为主之机，先是主动派遣使臣前往其国，授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继则准其所请，册封高元为高丽王。高元对隋朝的“安抚”之策，虽曾“奉表谢恩”⑥，但并没有为增进和改善双方关系，作出实际步骤，相反，却于次年二月，驱使棘辑之众万余骑扰掠隋朝之辽西郡（治柳城，今辽宁朝阳），遭到隋军守将、营州总管韦冲所部的有力还击而溃逃。杨坚获此消息后怒不可遏，一面“下诏黜其爵位”⑦，一面以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三十万伐高丽”⑧。开皇十八年(598年)六月，杨谅率步骑兵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向辽东进发，水军总管周罗睺率水师自东莱（今山东掖县）人海直趋平壤，企图水陆并进，一举征服高丽。但因陆师“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⑨，水师海上“遭风，船多飘没”⑩，致使隋军未战而损失颇重。尽管如此，但当陆路隋军进抵辽水（今辽河）时，高元十分恐惧，因慑于隋军势盛，被迫遣使奉表自称“辽东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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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汤，《隋书·高祖纪上》和《北史·隋本纪上)皆作“高阳”．疑误。本书从《隋书·高丽传》和《北史·高丽传》说。
②③④⑤⑥⑦《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⑧《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⑨《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八年六月。
⑩《隋书》卷六十五《周罗睺传》。
臣元”①，以示谢罪，请求罢兵。杨坚于是下令班师，对高丽仍“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②。
杨坚决定出兵高丽，带有反击和惩罚性质。此次军事行动，虽因文帝尚能较好地把握兵威相加、适可而止的尺度，并从隋军出师不利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罢兵言和而避免了一场战火。但是，来自高丽方面的障碍双方关系正常发展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所以，自炀帝杨广即位以后，为谋求国防安全与自身发展，在其统治前期取得北巡突厥、西击吐谷浑等重大军事胜利后，便于统治后期移兵东北，向高丽连续进行三次大规模征伐，从而把双方关系由矛盾隐伏状态推上战争状态。
二、炀帝第一次进伐高丽
（参见附图4）
（一）“征辽之策”与战前准备
隋朝对高丽战争的动议，由来已久。据《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记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这说明隋对高丽的战争，早在文帝杨坚统治后期，即已成为隋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意向，而到了炀帝杨广执政以后，则终于把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付诸行动了。大业三年(607年)八月，杨广率领隋军大队人马北巡突厥行至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恰值高丽使者先期到达突厥，启民可汗不敢隐匿，遂引见于杨广。高丽暗遣使者“先通于突厥”③的这一举动，显然对隋朝的安全不利，因而引起隋朝君臣的极大不安。当时黄门侍郎裴矩就此事向杨广启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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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③《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高丽之地，本孤竹国①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②，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地，仍为蛮貊之乡乎？”③杨广听后反问其怎么办？裴矩建议说：“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④杨广听后不但完全予以采纳，而且还当面警告高丽使者说：“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⑤。于是，一个进伐高丽的“征辽之策”⑥，终因高丽王不听命而最后形成了。
为了进伐高丽，杨广倾注国力，抓紧进行各项战争准备：
1、开凿永济渠，沟通战略运输。大业四年（608年）正月，杨广调发河北百余万民工凿通永济渠，引沁水南入黄河，北抵涿郡（治今北京城西南），运河全长二千余里，成为南物北运、支援征辽作战的重要水上战略运输线。与此同时，杨广还下令于涿郡修筑临朔宫，作为其出兵高丽的前进基地。
2、大造兵器，大造战船。大业三年(607年)三月，杨广命以云定兴督总少府工匠大造兵器，为进伐高丽储备大批精良兵器。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自“大阅军实”⑦，验收所造兵器，称赞云定兴监造的“甲仗为佳”⑧。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⑨，倘若所造兵器粗制滥造，则对制造者处以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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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孤竹国，商代墨胎氏之封地，汉属辽西郡，当今河北卢龙至辽宁朝阳一带。
②箕子，商纣王之诸父，本名胥馀，因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而得名。曾因规劝纣王收敛暴政而被囚。周武王灭商后，将其释放，并封之于朝鲜。
③④⑥《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⑤《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⑦⑧《隋书》卷六十一《字文述传附云定兴传》。
⑨《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杨广即帝以后，前后委官组织工匠制造大批船只，除供其巡游之用外，还用为作战舰船。大业七年（611年）二月，为了适应进伐高丽的海上作战需要，杨广派遣木工监元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①，又造战船300艘。
3、制造戎车，运储饷械。大业七年(611年)五月，杨广下令河南、淮南、江南制造戎车5万辆送往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以“供载衣甲幔幕”②之用；又发河南、河北民夫运储军需物资。七月，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舶，运送黎阳仓、洛口仓所储之大批粮食，并“载兵甲及攻取之具”⑧至涿郡，以备进伐高丽的作战需要。运送军需物资的“舳舻相次千余里”④，昼夜不停，每日“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⑤。隋军后勤保障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4、扩充兵员，广征军马。为了扩充进伐高丽的兵力，自大业之初，杨广即在全国范围内“增置军府，扫地为兵”⑥；其后，又下令“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喻。仅从江淮、岭南等地调集至涿的特种部队达7万人，其中：水手3万、弩手1万、排镩手3万。
杨广在大力扩充和征调兵力同时，还下令于“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⑧；又根据原有军马“已多损耗”⑨的情况，下令“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⑩，限期补足所需军马数量。
经过上述的战争准备之后，杨广遂率文武百官和王公后妃，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进至涿郡临朔宫，并“下诏讨高丽”?。于是，一场进伐高丽的大规模战争如箭在弦上，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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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七十四《元弘嗣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五月。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七月。
⑥⑨⑩《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四月。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二月。
（二）隋军的进攻部署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朝“四方兵皆集涿郡”①，计113. 38万人，号称200万；而担负后勤保障的“馈运者倍之”②。是时，虽因炀帝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已激起农民起义的强烈反抗，但杨广并未因此而打消进兵高丽的企图。正月初二，杨广将隋军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并下诏部署进攻事宜。
左十二军的进攻部署是：
第一军出镂方道（今辽宁沈阳西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二军出长岑道（今辽宁沈阳东），本由武卫将军樊子盖统率之，后因担任“宿卫不行”③，改为别将，失考；
第三军出海冥道④（今朝鲜海州），此路为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之；
第四军出盖马道（今朝鲜北部狼林山一带），由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统率之；
第五军出建安道（似在朝鲜境内），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六军出南苏道（今辽宁新宾境），由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统率之；
第七军出辽东道（今辽宁辽阳），由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统率之；
第八军出玄菟道（今辽宁新宾西），由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统率之；
第九军出扶馀道（今吉林四平），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统率之；
第十军出朝鲜道（今朝鲜平壤南），此路为水军，由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统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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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③《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传》。
④海冥道，《隋书·来护儿传》作“沧海道”。从来护儿所率水军的作战经过地区来看，“沧海”亦即“海冥”，故从《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第十一军出沃沮道（约今吉林临江至长白一带），由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统率之；
第十二军出乐浪道（今朝鲜平壤），由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统率之。
右十二军的进攻部署是：
第一军出黏蝉道（今朝鲜平壤西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二军出含资道（今朝鲜平壤东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三军出浑弥道（今朝鲜平壤北），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统率之；
第四军出临屯道（今朝鲜汉城东），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五军出侯城道（今辽宁沈阳东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六军出提奚道（今朝鲜瑞兴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七军出蹋顿道（今辽宁朝阳县境），由右骁卫大将军史祥①统率之；
第八军出肃慎道（今辽宁北部），由太仆卿杨义臣统率之；
第九军出碣石道（今河北昌黎南），由右候卫将军赵才统率之；
第十军出东目施瞒道（今朝鲜江陵），由何人统率不详，但史载治书侍御史陆知命为该路隋军的“受降使者”②；
第十一军出带方道（今朝鲜平壤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十二军出襄平道（今辽宁辽阳北），由右御卫将军张瑾统率之。
从上述二十四军的进攻部署来看，担任陆路进攻作战任务共有二十二军（其中左军十、右军十二）担任海上进攻作战任务共两军（即左三、十军）。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集中优势兵力于陆路进攻，而以部分水军于海上进攻相配合的声势浩大的进攻作战部署，其战略企图是：陆路进攻部队在集中兵力攻克辽东诸城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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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祥，《隋书》卷六十三《史祥传》称其为“左骁卫将军”；本书从《北史》卷六十一《史宁传附史祥传》说。
②《隋书》卷六十六《陆知命传》。
路南进，渡过鸭绿水（今鸭绿江），继续南下，进逼高丽都城平壤；海上作战部队，则分别自东莱、江淮东渡渤海、东海（今黄海），从今朝鲜半岛西岸登陆后，溯濒水而上向北挺进，与南下的诸路隋军“总集平壤”，①，以南北夹击之势，而收一举击败高丽之效。但是，其后隋军作战经过表明，战争实践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按照杨广进攻部署的初衷进行。
（三）辽东之战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初三，百余万隋朝大军，在炀帝杨广的“亲授节度”②之下，陆路进攻部队自涿郡向辽东进发，日遣一军，相去40里，连营渐进，历时40天，诸军始发完毕。加上御营内的十二卫和三台、五省、九寺等隋军官员所隶之内、外、前、后、左、右六军，隋军首尾相继，旌旗绵亘千里之遥。与此同时，海上进攻部队也分别自东莱、江淮入海东渡，“舟舻千里”，“迳造平壤”③。隋军出师之盛，近古“未之有也”④。
三月十四日，杨广率军进至辽水。面对隋朝“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⑤的严重形势，高丽兵阻水拒守，毫不示弱，致使隋军无法渡河。有鉴于此，杨广遂命工部尚书宇文恺督造3道浮桥于辽水西岸，既成，隋军登桥直趋东岸，却因桥身太短不及东岸，致使隋军大队人马仍不得过河。就在这时，高丽众兵突然来攻，隋兵争先“赴水接战”⑥，高丽兵居高临下而击之，隋兵不得登岸，伤亡甚众。隋军前锋、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人，虽率先登上东岸，但因寡不敌众，皆在混战中被杀。见此情形，杨广无奈，只好下令收兵“引桥复就西岸”⑦。接着，杨广又命少府监何稠率人继续造桥，二日而就，隋军相次过河，大战于辽水东岸，高丽军大败，死者以万计。隋军乘胜东进，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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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⑤⑥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二月。
杨广车驾过辽水之后，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围辽之战。为了显示隋朝军威，杨广一面引随军东征的西突厥曷萨那可汗（即处罗可汗）和高昌王伯雅等人登“观战处以慑惮之”①；一面命以卫玄为刑部尚书偕尚书右丞刘士龙前往安抚辽民，企图以许诺“给复十年”②为手段，来配合隋军攻城作战。此时，辽东城内的高丽守军，鉴于隋军重围，数次出战不利，遂改取“婴城固守”③之策。对此，杨广一面催促诸路隋军加紧围攻，一面又严令诸将不得擅自行动，“高丽若降者，即宜抚纳，不得纵兵”④。高丽守军见此有隙可乘，故每当城围吃紧将陷之时，即声言请降；隋军诸将奉旨不敢机断行事，只好驰奏杨广待命，比及命令到来之时，高丽守军业已做好了守御之备，并且“随出拒战”⑤，给攻城之隋军以打击。高丽守军再三使用诈降手段欺骗隋军，而杨广竟然始终不悟，致使隋军“食尽师老”⑥，顿兵城下。六月十一日，杨广来到辽东城南，“观其城池形势”⑦，怒责诸将攻城不肯尽力，遂亲自指挥部队攻城，但由于高丽守军凭据坚城顽强抵抗，辽东及附近诸城，仍然“攻之不下”⑧。杨广无奈，只好退到城西数里，缩居于“六合城”内，再无良策可施了。
围攻辽东，是杨广对高丽战争的首攻目标。隋军从三月下旬攻城，至七月下旬撤军，历时4个月之久，竟未攻占一城。此种战局的出现，虽与高丽守军的顽强抵抗不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杨广统军太死、指挥不力所致。其结果不仅使攻辽隋军“食尽师老”，战斗力锐减，而且严重地影响了隋军及时南下，破坏了隋军“总集平壤”、一举击败高丽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平壤之战
在陆路诸军向辽东进兵的同时，水路诸军在右翊卫大将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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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三月。
③④⑤⑥《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⑧《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护儿、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等将领的统率下，自东莱、江淮等处入海东进，直趋平壤。六月中旬，隋军水师自浈水（今朝鲜大同江）逆流而上，进抵距平壤60里处，与高丽军遭遇，隋军奋勇进击，大破高丽军。此时，来护儿欲乘胜直迫平壤，但周法尚认为不可孤军深入，建议“俟诸军至俱进”①。可是，来护儿根本不予采纳，执意率领精兵4万，直抵平壤城下。高丽王高元之弟建成见来护儿孤军深入，遂设伏兵于城内空寺之中，出动少数兵力与隋军交战而佯败，诱使隋军入伏。来护儿不知是计，遂挥军入城，高丽伏兵乘隋军入城后队形混乱之际出击，大败隋军，来护儿仅以身免，4万隋军伤亡惨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②。高丽军乘胜追到隋军泊船之所，幸有周法尚事先“整陈待之”③，才没有为高丽追兵所乘。高丽追兵不战而遇之后，来护儿与周法尚不敢复留，遂率余众沿淑水而下，还屯海滨，“以待期会”④，再攻平壤。但其后在得知宇文述等南下的九路隋军已经失败的消息后，来护儿等只好班师回国。
来护儿本昕周法尚的正确建议，执意孤军深入，已犯冒进之忌；进抵平壤郛郭（外城）之后，又不严控部队，这就给高丽设伏邀击以可乘之隙。从而铸成了来护儿的平壤之战的败局。倘若来护儿虚心采纳周法尚的建议，即便实现不了待诸军至而会攻平壤的计划，也可以伺机而进退，取得一定战果，或者全军而还。
（五）萨水之战
在隋军主力围攻辽东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军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率军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率军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军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率军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率军出襄平道，右候卫将军赵才率军出碣石道，检校左武卫大将军崔弘升率军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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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④《隋书》卷六十四《来护儿传》。
城道①，检校右御卫大将军卫玄率军出增地道②。以上九路隋军于六月中旬“皆会于鸭绿水西”③，并且准备继续南进，企图配合水军，对平壤实施南北夹击。
此时，面对即将展开的隋军攻势，高丽王高元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北赴隋营以请降为名，“实欲观虚实”④。宇文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⑤，把乙支文德抓起来，但由于随军慰抚使、尚书右丞刘士龙的极力阻挠，只好将其放还。就在宇文述等人因放还文德而“内不自安”⑥之时，又遇军粮已尽，士气不稳。有鉴于此，宇文述“议欲班师”⑦北返，但却遭到于仲文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派遣精兵追捕乙支文德，以立军功。宇文述迫于众议压力，不得已而从之，遂与诸将率军渡水南下追击之。乙支文德自隋营脱身返回后，根据隋军粮尽士饥的实际情况，采取“每斗便北”⑧的佯败疲敌之战术，故意麻痹和骄纵隋军。宇文述等九军不知是计，遂挥军奋追，一日之中竟七战皆捷。隋军恃胜而骄，于是，南渡萨水（今朝鲜清川江），进到距平壤30里处“因山为营”⑨。对此，乙支文德故伎重施，又遣使者前来隋营诈降，诡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⑩。宇文述等见隋军已经疲惫，不堪再战，又鉴于平壤险固，难以力攻，“遂因其诈而还”?。宇文述等九路隋军以方阵队形而浩浩荡荡北撤，乙支文德见有机可乘，于是挥军“四面抄击”?，隋军被迫且战且行，慌忙北撤。七月二十四日，当隋军退到萨水，士卒刚渡过一半时，高丽追兵突然而至，袭击隋军之后，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隋诸军“大溃不可禁止”?，昼夜奔逃，而溃至鸭绿水。将军王仁恭殿后挥军奋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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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遂城道，位于平壤之西。《隋书·崔弘升传》作“平壤”；本书这里取《资治通鉴》说。
②增地道，隋左、右二十四军的进攻部署中并无“增地遭”一路，可能是根据作战实际需要，临时增加的。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⑤⑥⑦⑧⑨⑩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
退高丽追兵，使隋军余众得以北归。
宇文述等九军渡辽水之初，共有兵30.5万人，及溃还至辽东之时，仅剩2700人了，九军中唯卫玄一军独全；而“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①。杨广对此十分恼怒，遂将宇文述、于仲文等人收监属吏治罪，并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班师，至九月初三，始回到东京洛阳。
隋军萨水之战，除粮尽师老、军心不振是致败的根本原因外，宇文述与于仲文等人主观指导上的一再失误，也是致败的重要原因。放走前来刺探军情的乙支文德，暴露了隋军粮尽师老的弱点；追击中不察敌情实际，贸然轻进，中了高丽佯败诱歼之计；当乙支文德诈降故伎重施之时，又不辨真伪，轻信不疑，竟因麻痹大意而作出退军不战的错误决定。隋军客观条件存在的明显弱点和主观指导上的一误再误，成为高丽最后反击隋军得手的有利条件。
三、炀帝第二次进伐高丽
（一）隋廷再征高丽之议
隋军一攻高丽败归以后，国内农民起义蜂起，但隋炀帝杨广并未从战败和动荡中汲取教训，改弦易辙，收敛进伐高丽的企图，相反，战争刚刚结束，又积极策划再次进伐高丽。于是，杨广召集朝臣“复议伐高丽”②之事，当即遭到左光禄大夫郭荣、太史令庾质等人坚决反对，他们各以“中国疲敝"③、“糜费实多”④为由，规劝杨广不要再次冒险。然而，杨广却一意孤行，置此正确意见于不顾，决定向高丽进行第二次攻伐。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初二，杨广下诏征天下兵集于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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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二月。
③《隋书》卷五十《郭荣传》。
④《隋书》卷七十八《庾质传》。
为了扩充进伐高丽的兵员，杨广开始“募民为骁果”①，并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②。二十四日，命刑部尚书卫玄等辅佐代王杨侑（杨广之长孙）留守西京长安；不久，又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佐越王杨侗（杨广之孙）留守东京洛阳。二月，下令恢复宇文述等人官爵，令其统兵从征。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又动用大批民工整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③。经过以上的匆忙准备之后，杨广终于又把进伐高丽的战争，再一次推上了日程。
（二）围攻辽东之战
大业九年（613年）三月初四，杨广自东京洛阳起驾，再次统率大军亲征高丽。杨广行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命礼部尚书杨玄感留在该地负责督运作战物资。四月二十七日，杨广率军渡过辽水后，一面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兵南下直趋平壤，一面命令诸将率军围攻辽东城。杨广改变以往统军过死的作法，“乃敕诸军以便宜从事”④。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劲骑担任前锋，师出扶馀道南下进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附近，遭到数万高丽兵的抵抗，仁恭率劲骑1000猛烈冲击，一举而破之。高丽军被迫退入新城而“婴城拒守”⑤，仁恭则挥军“四面攻围”⑥，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进攻辽东城的诸路隋军，使用飞楼、藿车、云梯等攻城器械和采用地道战法，“四面俱进，昼夜不息”⑦。面对强攻硬取的诸路隋军，辽东城内的高丽守军则“应变拒之”⑧；他们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战术，抵御攻城之隋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各自伤亡甚众。隋军虽然付出很大代价，而城终未能拔。
（三）杨玄感起兵反隋与杨广罢攻班师
正当隋军攻辽激战之际，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的阴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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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正月。
④《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⑤⑥《隋书》卷六十五《王仁恭传》。
⑦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四月。
在加紧酝酿之中。杨玄感，是尚书令、楚国公杨素之子。大业四年（608年）正月，受任为礼部尚书，袭父爵楚国公。杨玄感担任朝廷重臣之后，“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①，又见杨广猜忌日甚，朝政日紊，早有“潜谋废帝”②的野心。杨广二次进伐高丽，杨玄感认为这是起兵反隋、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此时，杨玄感正受命于黎阳督运军需物资。为给隋军攻辽作战制造困难，他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密谋，以“水路多盗贼”③为借口，故意拖延漕运时间，“欲令渡辽诸军乏食”④。同时，他又暗中将其弟玄纵、鹰杨郎将万硕等亲信，从辽东战场秘密召回；又派家奴至长安，密召其弟玄挺等人潜赴黎阳，共同策划起兵反隋。是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隋军舟师自东莱即将入海东趋平壤，杨玄感暗遣家奴伪为从东方归来的使者，“谬称护儿失军期而反”⑤，为其起兵反隋制造借口。六月初三，杨玄感入黎阳“闭城大索男夫”⑧为兵，依照开皇旧制置署设官，并移书附近各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⑦，揭起了反隋的旗帜。其后，杨玄感率众万人西进，企图袭取东京洛阳。杨玄感的起兵作乱，不仅加剧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而且打乱了杨广进伐高丽的作战部署。
隋军攻辽作战进入六月以后，杨广鉴于辽东城久攻不克，一方面派遣大批人员制造百余万个布囊，皆装满沙土，并用此沙囊堆积宽30步的高与城齐的“鱼梁大道”（即筑道如鱼梁状），“使战士登而攻之”⑧；一方面又令工匠制作八轮楼车（即安有8个轮的楼车），高出于城墙，夹鱼梁道而立，以作“俯射城内”⑨之用。在此攻城准备已经就绪，且“指期将攻，城内危蹙”⑩之际，恰值杨玄感反书至，杨广十分惊惧；又听说隋朝“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则越发忧虑不安。在此情况下，杨广不得不中止围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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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⑤⑥⑦《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四月。
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六月。
并于六月二十八日深夜，“密召诸将”①，令其引军还京。隋军“众心汹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②，仓皇回撤。其大批军资、器械、攻具，堆积如山；营垒、帐幕，按堵无损，皆弃之而去。隋军回撤的狼狈相，由此可见一斑。对于隋军的秘密撤退，高丽虽然即时察觉，但因“犹疑隋军诈之”③，而未敢及时出兵追击。待隋军后撤已过两日，高丽虽然出兵数千尾追于后，又因“畏隋兵之众，不敢逼”④，总与隋军尾队保持八九十里之距。高丽追兵将到辽水之时，在得知杨广的“御营毕渡，乃敢逼后军”⑤。是时，隋军的后军有数万人，虽为高丽追兵所抄击，但仅损失老弱残兵数千人。隋军大部队则安全返回内地。至此，杨广第二次进伐高丽之战，以耗资巨大、损失颇重而暂告一段。此后，杨广调兵遣将，大肆围攻杨玄感，终于在八月初将其消灭在闵乡（今河南灵宝西北）一带。
杨广二次亲征高丽之战，虽终因杨玄感称兵作乱而师出无功，但此次军事行动，杨广在作战指导上，确有改进和可取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吸取了一攻高丽作战的教训，比较注意发挥诸将指挥作战的积极性。为此，二攻高丽伊始，杨广便一改首攻高丽时统军过死的作法，明令给诸将“以便宜从事”的机断指挥之权。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统军将领的主观能动性，去夺取更多的战果。二是从敌情实际出发，注意运用多种攻城的技术战术。围攻辽东之初，杨广命令诸将采用多种攻城器械和地道战术，昼夜不停地四面攻城，虽未立即破城，但却给高丽守军以较大消耗和杀伤。其后，杨广又根据攻城作战的特点，堆筑鱼梁大道和制作八轮楼车，作为攻城的辅助技术条件，致使高丽守军即刻陷入危蹙不利的态势。倘若不是杨玄感起兵作乱于内，那么，攻克辽东城将是指日可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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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六月。
四、炀帝第三次进伐高丽
（一）炀帝下诏三征高丽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初三，杨广诏命文武“百僚议伐高丽”①。然而，诏下数日，竟“无敢言者”②。这说明，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多数人，对杨广三攻高丽的动议，是持反对的态度。此种情况的出现，恰是其统治阶级内外危机不断加深的集中反映。此时，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几乎燃遍全国各地，严重地动摇着隋朝统治的基础，以杨广为首的统治集团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是，穷兵黩武的杨广竟置隋朝内外危机于不顾，于二月二十日，下诏“复征天下兵”③；二十三日，再次下诏亲征，“分命六师，百道俱进”④，揭开了第三次进伐高丽的战争帷幕。
（二）卑奢城之战与高丽请降
大业十年三月十四日，杨广自博陵（治今河北定县）北赴至涿郡。各地隋军在向涿郡集结的途中不断逃亡，杨广虽以执杀相威胁，可士卒逃亡“而莫能止”⑤。四月二十七日，杨广进抵北平（治今河北卢龙）。时因天下大乱，朝廷所征之兵多失期不至，加之“在路逃者相继”⑥，故杨广在北平停留数月，才督军东进，于七月十七日抵达辽水西畔的怀远镇（今辽宁沈阳西南）。与此同时，隋军水师在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下，自东莱人海东渡至卑奢城（又称毕奢城，今辽宁旅大东北），高丽举兵迎战，隋军奋击破之，斩首千余。正当来护儿即将乘胜直趋平壤之时，高丽王高元因其内部困敝而惧，于是，遣使执送叛臣斛斯政⑦至辽东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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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二月。
⑤⑥《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斛斯政，本隋兵部侍郎，与杨玄感兄弟关系密切。大业九年随军东征高丽期间，因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阴谋活动，事发而畏罪潜逃至高丽。“上表请降”①。杨广欣然准请，并立即遣使持节诏来护儿还军。八月初四，杨广自怀远班师，于十月初三至东京洛阳，二十五日，回到西京长安。杨广班师还朝后，仍徵高丽王入朝，但高元竟然不予理睬。杨广大怒，又令诸军整装以待，拟再讨高丽，但终因“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③。
从军事角度探讨，杨广三征高丽之战，虽因国内民众广泛起义和士卒反战逃亡的严重冲击，而使隋军呈现强弩之末势，但在高丽更加困敝不堪的情况下，来护儿卑奢城一战，竟迫使高丽王“上表请降”。然而，高丽的请降，并非真心归附，只不过是诈退隋军的一种缓兵之计。而“自负才学”③天下无比的杨广，对此却未能识破，竟下令班师还朝。当杨广派遣使者持诏命令来护儿旋师之时，来护儿始则“不肯奉诏”④，恳请乘“高丽困敝，野无青草”⑤之窘境，挥军东进，“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⑥。长史崔君肃对此竟以违诏治罪相威胁，迫使来护儿不得不奉诏还军，从而使隋军失去了进击高丽并取得更大军事胜利的良机。
五、进伐高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杨广即帝执政以后，“负其富强之资”⑦，从大业八年至十年，接连向高丽进行三次大规模征伐，企图使高丽完全俯首听命，岁岁朝贡不绝。然而，战争实践的结果则与杨广的主观意愿相反，隋朝不但损兵耗资，“三征不克”⑧，而且导致国内严重政治危机，使隋王朝步入衰亡之途。此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原因和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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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⑤⑥《隋书》卷六十四《来护儿传》。
②《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③《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
⑦《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⑧《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首先，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是造成隋军进伐高丽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隋朝进伐高丽的战争企图，始于文帝开皇之末，带有对高丽邀棘鞨之众袭掠隋辽西郡进行反击和惩罚的性质。当时，“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①；而炀帝杨广鉴于高丽曾邀靺鞨袭隋辽西郡，认为高丽对隋怀有二心，他即位伊始，不但“潜有取辽东之意”③，而且凭借隋朝强大的国力，终于把进伐高丽的战争推上了历史的日程。杨广进伐高丽之战，虽然具有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拓边固防的性质，但置国情民意于不顾，倾注全力地接连发动大规模战争，势必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害。事实上，由于统治阶级在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过程中，“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③，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遭到隋朝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遭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而这恰是导致杨广“三驾辽左”④无功而还的基本因素。三伐高丽的战争，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不仅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激起民众普遍起义，而且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造成隋朝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此种内外交困的动荡局面，便把隋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诚如唐代史学家魏徵所深刻指出的，杨广“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怒，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⑤。
其次，战争指导上的重大失误，是导致隋军进伐高丽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进伐高丽的战争，虽是在经过长期较为充分筹划和准备的基础上发动的，但由于杨广战争指导的不力，而造成隋军实战的失利。综观三次进攻作战的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杨广在战争指导上的重大失误，主要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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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②《隋书》卷七十四《元弘嗣传》。
③④《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⑤《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史臣评语。
第一，庞大的水陆兵力与后勤供应难以确保之间的矛盾，乃是导致隋军失败的首要因素。
第一次进伐高丽之战，杨广调集水陆大军113万余人，号称200万；而动用担负军需运输的民工，则是兵力总数的两倍，即226万余人。第二、三两次进伐高丽之战，出动的兵力和民工数，均大体与首攻高丽时相当。《通典》卷七《食货志七》明确载称：杨广“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据此可知，隋朝三次进伐高丽的战争，累计使用兵力约为340万，民工约680万，两项累计约1020万人。在战线过长、交通不便、连年用兵的情况下作战，怎样确保如此众多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乃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大问题。为此，杨广除下令士卒每人自带一定数量的米粟外，主要采取征调倍于作战部队人数的“馈运者”，征用大批船只和车辆运送资粮。其中，仅征调的鹿车（小车）夫多达60余万人，每2人推挽1辆鹿车，载米3石。由于道途险狭遥远，车夫自身食用消耗过大，待运到前线时，已经“不足充糇粮”①，军粮物资难以保障，军心士气势必动摇。首攻高丽作战的失败，特别是宇文述等九军的惨败，“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②是很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尽管杨广为了解决庞大作战部队的军需物资问题，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隋军的后勤供应始终未有可靠的保障。而要使资粮匮乏的隋军作战部队保持高昂的军心士气，去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战略打击方向选择得不正确，战役战斗上缺乏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这是导致隋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战略上能否正确地选择既是敌人的要害、又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或环节，或地段），作为隋军的基本打击方向，并且根据敌情实际，采取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战术，这是关系到进伐高丽之战能否取胜的关键。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暴露了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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