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主观指导上的低能。早在首攻高丽的进军途中，兵部尚书兼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在其病笃弥留之际，曾上表杨广建议说：“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①段文振的上述建议有两个值得肯定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一是以高丽的首都平壤为隋军的根本进攻目标，只要集中兵力攻陷平壤，那么，其余诸城便不攻自破；其二是为了达成“倾其本根”的战略企图，必须采取“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的以奇取胜的速战速决战术。这样，既可避免秋雨的艰阻，又可缓解粮竭的困扰。显而易见，此一建议乃是从敌我双方和天候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较为符合实战需要的制胜之策。然而，“自负才学”天下无比的杨广竟不采纳，却督令隋军主力按部就班地围攻辽东城。高丽守军凭据坚城，采取诈降误敌之战术，迫使隋军久攻不克，顿兵坚城之下而无所施策。其后，虽有宇文述等九军南下之举，却因自身师老兵疲、军粮竭尽，以及来护儿水师孤军进攻平壤之败，而使隋军终于丧失了水陆会攻平壤的有利时机。倘若杨广最初以部分兵力进攻和箝制辽东高丽守军，以主力疾速南下，以水师密切配合，采取速决制胜之策，那么，攻取平壤、战胜高丽，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三，隋军行军缓慢和消耗过重，水陆两军缺乏密切协同，这是导致隋军失败的又一因素。
杨广将百余万隋军编为三十军，其中，遂行作战任务的为左、右二十四军，担负御营守卫任务的为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从涿郡出发，每日发一军，每军相距四十里，历时月余，三十军始发完毕。行进中的隋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②，旌旗飘荡，绵亘千里。由于千里行军，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惫和消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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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至前线之时，部队战斗力已经锐减。十分明显，此种徒有“近古出师之盛”①虚名的作战编成和行军序列，根本不适合野战条件下的作战需要。杨广策划进伐高丽的战争，虽然采取的是水陆并进的进攻战略，但由于战线过长，通讯不灵，指挥失当，致使陆师长期顿兵于辽东而不能南进，水军不待诸军俱至而贸然轻进，水陆两军互不协同，孤自为战，对高丽始终没有形成合力而强大的总体进攻之势。因此，尽管杨广最初设想以“总集平壤”②为其进伐高丽的总战略目标，然而，最终却以其错误的主观指导，而化为泡影。
第四，杨广统军御将过死，严重压抑诸将组织指挥才能的充分发挥，也是导致隋军失败的一个因素。
隋军三次进伐高丽之战，杨广是以最高军事统帅率兵亲征的。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的皇权之威，他在进伐高丽之前，就明令告诫诸将说：“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③杨广的这一命令，表面看似乎是在强调统一指挥和战场纪律，而实际上则是违背战争的客观实际的一种主观主义规定。实践的结果表明，杨广的这个规定，就像一条绳索捆住了诸将的手脚，严重地妨碍他们作战指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致使多次陷城歼敌的有利时机，失之于“奏闻待报”的往返过程之中，而这恰恰给高丽守军采取诈降手段重整守备，“随出拒战”，提供了时间和条件。首战高丽，隋军之所以久攻辽东而不克，直接原因即在于此。二攻高丽，杨广虽能汲取教训，改变统军御将过死的作法，给诸将“以便宜从事”的指挥之权，但却因为杨玄感起兵作乱，而终致围辽之战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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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