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自建立至灭亡，仅历38年，可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短命王朝。其得失存亡之情，“大较与秦相类”①。唐太宗李世民在与臣下讨论治国之道时，曾经指出：“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②可以认为，这大体上揭示了隋亡于炀帝的基本缘由。因此，从史载杨广执政以来违背国情民意的种种暴行，便可清楚了解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社会背景及其不可避免性。
隋炀帝杨广是文帝杨坚的次子，他是靠搞阴谋而当上皇帝的。他13岁时被封为晋王，先后担任并州总管、河北道和淮南道行台
——————————
①《隋书》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传末史臣评语。
②《贞观政要》卷五《仁义第十三》。
尚书令等要职。灭陈战争中，他担任隋军行军元帅，战绩颇著。杨广随着自身职权的不断扩大，他一心想当皇帝的欲望也在日益膨胀。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串通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采用“内外喧谤”①的阴谋手段，促使杨坚废掉太子杨勇，首先夺得太子之位。仁寿四年(604年)，又与杨素、右庶子张衡等人合谋杀害了卧病中的隋文帝②，而终于夺到了帝位。杨广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改变了文帝时期所行的各种富国利民之政策，推行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暴政，把一个比较安定、繁荣的隋朝社会，搞得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杨广所行暴政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恶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徭役频兴，民不堪命
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暴君之一。对内横征暴敛，连年大兴徭役，置劳动人民疾苦于不顾，乃是杨广内施暴政的突出方面。在其残酷统治之下，广大劳动人民除要完成隋朝政府法定的成丁岁役20日之外，还要承担炀帝恣意兴起的各种徭役和兵役。从仁寿四年(604年)杨广即帝时起，至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进攻高丽止，在8年时间里，杨广所兴的大规模徭役和兵役，史有明确记载的达22次之多③。尽管所兴之役，如开运
——————————
①《隋书》卷四十五《房陵王杨勇传》。
②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注引马总《通历》载称：“上（文帝）有疾，于仁寿殴与百僚辞诀，并握手献欷。是时，唯太子（杨广）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杨广与杨素等人谋杀杨坚之事，又见于《隋书》卷三十六《宣华夫人陈氏传》。
③参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载于中华书局《文史》第十一辑，1981年3月版。
河、修道路、筑长城等类工程，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开发边疆有积极作用，但综观杨广统治时期的各种徭役，确有不少是为了满足其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需要而兴。连年不断的徭役，不仅浪费了大批劳动力，而且给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例如，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杨广即帝不满1年，就下令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负责营建洛阳新都。此项工程包括修建显仁宫和西苑等附属配套工程项目，历时10个月竣工①，以“每月役丁二百万人”②计算，前后累计役丁不下2000万人次。由于工程规模大、工期紧、劳役重，致使服役民工“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巩义东北），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车相望于道。”③可见，死于营建洛阳之役的民工，至少数百万之多。如此惨状，史所罕见。又如，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杨广征调丁男百余方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④次年正月，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⑤。由于连年征役，劳动力死亡过巨，“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⑥。
杨广统治时期，大兴土木，“劳役不息”⑦，造成“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⑧的凄惨社会局面，这无疑是导发农民起义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
①据《隋书·炀帝纪上》、《北史-隋本纪下》和《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载称：大业元年三月始“营建东京”，次年正月“东京成”。可见，营建东京洛阳及其附属配套工程，历时10个月竣工。今人研究者有的根据《隋书·裴矩传》所载：“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误以为营建东都整个工程的工期为“九旬”即三个月。实际上，所谓“九旬而就”，本指裴矩“职修府省一这一专项工程的工期，并非指整个工程包括附属配套工程的完成时间。
②③⑥⑧《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
⑤《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⑦《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
二、穷奢极侈，挥霍无度
隋炀帝杨广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以他为首的隋朝封建统治集团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在杨广执政的13年中，“无日不治宫室”①，先后动用大批民力，修造了显仁宫、天经宫、汾阳宫、晋阳宫、临朔宫等大型豪华的宫殿；从长安至江都，沿途所建离宫多达四十余所。而所有这些建筑，都极尽奢华铺张之能事。在营建东京洛阳之初，杨广虽在诏令中提出“今所营构，务从节俭”②，但实际建筑却是不计工本，“穷诸巨丽”③的。杨广为满足自己“雅爱宏玩，肆情方骋”④的奢侈需要，他下令“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⑤。修建西苑，这是营建东京总工程中的重要附属配套工程之一，是专供杨广及其统治集团寻欢作乐的场所。该苑位于新都洛阳之西，“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雕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肴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⑥建筑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穷极华丽的皇家园苑，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和物力！
——————————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四年三月。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三月。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每岁巡幸”①。这是隋炀帝杨广穷奢极侈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杨广自称帝以来，即以“观风问俗”、“忧勤兆庶”②为名，几乎每年都要外出巡游。他这样做，虽然也为了安辑地方、巩固统治，但也确实存有显威夸富、游山玩水之目的。这一点，在其三幸江都的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自大业元年（605年）八月十五日开始的一幸江都之游，往返历时8个月。为了这次巡游能够成行，杨广先于三月遣人赴江南采木，制造龙舟、凤艏、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型号的舰船数万艘。据估算，此次所造船只“至少也不会少于二、三万艘”，所用资费“当合庸绢六千七百余万匹”，所用人力“当共役丁匠九百五十七万余人”。③可见，仅此一次造船之役而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何等巨大！至于巡游过程中的奢华之盛、靡费之大，更是十分惊人。据《大业杂记》记载，随同巡游江都的有“骑兵翊两岸二十余万……别有步骑十余万，夹两岸翊舟而行”，再加上“挽船士八万余人”④，那么，巡游中所动用的兵力和役丁，“合计当在五十万人左右”⑤。杨广一幸江都之游，其“骷舻相接，二百余里”⑥，如此庞大的船队，沿途“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⑦。大业六年（61 0年）三月，杨广再游江都，下令营建江都宫，命以王世充领江都官监。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杨广为躲避农民起义的打击而三幸江都时，因先前所用龙舟水殿皆焚于杨玄感兵变，故又“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⑧。总之，杨广三幸江都之游，因追求享受、讲究排场所造成的巨大耗资和浪费，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
①《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下》。
②⑥《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⑤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④⑦《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一年十月。
盛治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这是杨广穷奢极侈生活的又一表现。大业二年（606年）二月，杨广诏命由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等人负责制造车舆仪服。为此，下令“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①。由于官府搜刮急迫，朝命夕办，平民百姓不得不网罟遍野，四处捕求，以至“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②，被迫出高价“买于豪富蓄积之家”③而上交官府。致使羽毛之价暴涨，“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一种双丝的细绢），白鹭鲜半之”④。可见，杨广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仪和排场，而强行盛治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的作法，给民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负担。隋朝政府从百姓那里搜刮了大量骨角齿牙、皮革羽毛之后，杨广责令由太府少卿何稠督役工匠制成“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⑤，送往江都供其寻欢作乐。仅制造车舆仪服一项，即动用“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⑥，其耗资浪费之大，可见一斑。
夸富于外，大肆铺张。杨广即帝之后，经常在东京洛阳举办演奏散乐百戏和盛大饮宴活动，向来朝的外国使者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夸示隋朝的富有和强盛。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杨广“欲以富乐夸之”⑦，于是，“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⑧，于西苑积翠池畔大演百戏口史载开场之后，“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歙然腾过，左右易处。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⑨。其场面之盛，热闹之烈，“旷古莫俦”⑩。自此以后，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都要“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
————————
①②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⑥《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
⑦⑨《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
⑧⑩《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①；歌伎舞女多达3万人，皆身着锦绣缯彩，致使“两京缯锦，为之中虚”②。大业六年（610年）正月，为款待来朝“大献方物”③的诸蕃酋长，杨广乃于洛阳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厨缔绣。其营费巨亿万。”④可见，挥霍浪费之大，“振古无比”⑤。
以上所述，仅是炀帝杨广及隋朝统治集团穷奢极侈生活的几个侧面。为了确保其挥霍浪费的财源不竭，隋朝政府对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压榨政策，“租赋之外，一切征敛”⑥。即使如此横征暴敛，也满足不了他们挥霍无度之需要，因而“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采取各种手段，大肆搜刮，中饱私囊。诚如史载所揭露的：“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⑧在隋朝封建统治集团苛暴的赋役和残酷的榨取之下，广大人民已处于“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⑨的悲惨境地。这是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又一重要原因，“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⑩。
三、恃强好战，穷兵黩武
隋炀帝杨广在其执政的十余年间，为了巩固和扩大隋朝的封建统治，几乎连年发动战争，特别是在其统治后期，接连三次对高丽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与破坏，是有隋以来最为严重的。大业七年（611年）二月，杨广为了准备进
——————————
①②③④⑤《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⑥⑧⑩《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隋书》卷四《炀帝纪下》。《旧唐书·李密传》则载称：“逆折十年之租”。
⑨《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攻高丽这场战争，他派遣木工监元弘嗣前往东莱监造战船。由于官吏督役严酷，动辄捶楚，造船工匠、役丁被迫昼夜立于水中赶造战船，而不敢略作休息，致使他们“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①。接着，杨广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征兵，并强行征调大批民工担负作战物资的运输任务。到大业八年(612年)正月，杨广首攻高丽之前夕，调集总兵力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强征民工二百二十六万余人。隋军一攻高丽遭到惨败之后，杨广非但没有接受教训，息兵止攻，反而变本加厉，接着又于大业九年、十年，连续两次进攻高丽。杨广先后三次进攻高丽之战，累计动用兵力达三百四十余万，民工六百八十余万，两项累计千余万人。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困苦和灾难。以一攻高丽为例，仅江、准以南地区被征发运送军粮兵械的民船，就相次连绵千余里，每天往返运输在路的民工达数十万人之多。他们“填咽（拥挤）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②。从陆路向泸河、怀远二镇运米的六十余万鹿车夫，由于路途遥远险狭，自身消耗过大，到镇已无粮可交，因之“皆惧罪亡命”③。而前线作战部队，因严重缺粮，加之战斗减员，“士卒死亡过半”④。可见，进攻高丽的战争所直接带给兵士、征夫的灾难，是何等惨重！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无休止的战争给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三次进攻高丽之战，累计千余万壮年劳力被征投入残酷的战争，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⑤，社会生产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人民群众过着“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⑥的悲惨生活。加之水旱灾情不断，官府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
——————————
①《隋书》卷七十四《元弘嗣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七月。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⑥《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离失所，“转死沟壑，十八九焉”①；“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③。一个在文帝末期呈现“国家殷富”③的隋王朝，到了炀帝统治后期，竟变成田园荒芜、“死人如积”④的悲惨社会。隋末农民大起义正是在此种形势下爆发起来的。
四、内讧迭起，统治不稳
杨广是靠搞阴谋而被立为太子和登上皇帝宝座的。因此，从其上台伊始，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就蕴藏着分裂的危险因素。早在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随着太子杨勇的被废和杨广被立为太子，而日趋尖锐。蜀王杨秀（杨坚之四子），对于杨广阴谋夺得太子之位“意甚不平”⑤；而杨广为防“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⑥。怂使文帝杨坚将蜀王杨秀废为庶人并软禁于内侍省不得外出，“与相连坐者百余人”⑦。汉王杨谅（杨坚之五子）见蜀王秀被废，“尤不自安，阴蓄异图”⑧，且以并州为基地（时谅任并州总管），“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⑨，伺机而动。仁寿四年（604年），杨谅乘文帝故去、杨广初即帝位之际，“遂发兵反”⑩，而“从谅反者凡十九州”?。杨广急忙派遣杨素率领大军围攻，杨谅几经作战，最后穷蹙不支而降，被“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而其所属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这场围绕皇权继承人问题的皇室内讧．，突出地反映了隋王朝统治集团高层矛盾斗争的白热化。这场斗争虽以杨谅及其支持者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深深埋下了杨广政权严重不
——————————
①《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②《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
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⑥⑦《隋书》卷四十五《杨秀传》。
⑧⑨ 《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八月。
⑩?《隋书》卷四十五《杨谅传》。
稳的种子。
杨广是中国古代肆虐成性的封建暴君，这不但表现在他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也表现在他对臣属的骄横暴虐。杨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的十余年统治中，他一贯“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①。因此，在其治下为官而“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②。其中，号称“先皇心膂，参谋帷幄”③的高颎、贺若弼，“藩邸惟旧，绩著经纶”④的张衡、李金才等人，就是在杨广“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求其无形之罪，加以刎颈之诛”⑤而先后丧生的。杨广对朝臣的骄横猜忌和恣意虐杀，这无疑是导致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业九年(613年)，礼部尚书杨玄感的起兵反隋，便是隋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裂的集中体现。杨广虽然调兵遣将把杨玄感镇压下去，但却永远无法弥合隋朝政权因内部激烈斗争所造成的裂痕深沟。隋末农民大起义又是在以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