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农民军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三大主力之一。这支农民军起义时间最早，发展规模最大。由于它明确地把推翻隋朝黑暗统治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斗争中逐渐发展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
一、翟让瓦岗起义与李密参加瓦岗军
瓦岗农民军是由翟让首先创建的。翟让，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自称“起陇亩之间”①。曾作过东郡法曹②，因犯法被捕入狱，后为狱吏黄君汉救出；约于大业六年至七年(610～611年)间③，逃往韦城西南的瓦岗寨聚众起义。同郡单雄信、徐世勣（降唐后改名为李勣）等人各聚众前来归附。由于瓦岗起义的参加者多为“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④，故这支义军骁勇能战，较周围其它义军更有战斗力。其后，翟让采纳徐世勃向“宋、郑两郡”⑤发展的建议，率众西出，进入荥阳（治管城，今
——————————
①《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法曹，隋制郡置执法之吏。
③翟让瓦岗起义的时间问题，历来其说不一。本书从漆侠《隋末农民起义》（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7月第1版）说。
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⑤《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河南郑州）至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之间，于汴水之上截获往来官私商船物资，从而使义军得以“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①。正当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李密的前来投军，乃是促使瓦岗农民军的斗争走向新阶段的重大事件。
李密，本是隋朝贵族蒲山郡公李宽之子，多筹善算，抱负雄远。大业九年（613年），因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而被捕。不久，李密在被隋军押送途中施计逃脱，辗转而隐匿于淮阳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阳）乡下，以教书为生。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李密在全国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毅然决定北上投奔中原农民起义军。是时，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队伍，除了由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外，还有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王当仁、济阳（今山东曹县西北）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李公逸等人领导的起义军。李密到达河南后，往来于上述诸路义军之间，“说以取天下之策”②，始则不为人们所信，交往既久之后，渐为义军所敬信。李密通过频繁的交往和认真观察，逐步认识到义军“诸帅唯翟让最强”③，于是，经王伯当引荐而参加了瓦岗军。
二、瓦岗军战略决策的制定
李密参加瓦岗军之初，义军中有的将领因李密是杨玄感的亡将，曾暗劝翟让杀害他，翟让便将其闲置于营外而不任用。但是，李密并没有因自己被冷遇而弃离瓦岗军，相反，他却通过王伯当积极“为让画策”④。鉴于瓦岗军声势日益壮大，李密及时建议翟让要积极发展义军力量，乘机推翻隋朝封建统治政权。李密认为，当今炀帝昏庸腐败，民众怨声载道，隋朝精兵尽在辽东，杨广委弃京都逃往南方，这正是义军奋起夺取隋朝政权的最好时机。为
————————
①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此，他激励翟让说：“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①翟让听了李密的建议之后，不仅对他疑忌骤逝，而且欣然予以采纳，从而为瓦岗军制定了以“诛灭暴虐”为政治目的，以“席卷二京”为进攻目标的战略决策。为了扩大瓦岗军的队伍，翟让在听了李密的建议之后，立即派遣李密为使相继说服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诸路小股义军，都联合到瓦岗军的旗帜之下。
三、进军荣阳地区的作战
（参见附图6）
在制定了以推翻隋朝政权为政治目的的战略决策之后，应采取何种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来实现这一战略决策，这是摆在瓦岗军首领面前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李密从义军兵多粮少、难以持久临敌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翟让作出了“直趣荥阳，休兵馆谷”②的首战决策。荥阳既是隋朝的富粮地区，又是洛阳东出的屏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瓦岗军如能控制该地区，不仅可以解决义军的长期粮秣供应，进一步发展壮大义军力量，而且还可以此地区作为西取东京洛阳的前进基地。所以，由李密首议、翟让作出的“直取荥阳，休兵馆谷”的决策，便成为瓦岗军实现推翻隋朝政权斗争任务的一个首要战略步骤。
（一）大海寺诱歼张须陀军
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翟让、李密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率领义军自瓦岗寨西出，向荥阳地区挺进。瓦岗军以迅猛攻势，首破金陧关（今河南荥阳东北），继陷荥阳周围诸县，直逼荥阳郡城。时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杨坚从祖弟杨弘之子）面对来势迅猛的
———————————
①《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义军竟束手无策。有鉴于此，杨广只好另委齐郡（治历城，今山东济南）通守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兵对抗瓦岗军。十月二十七日，张须陀率兵出城迎战瓦岗军。翟让因以往数为须陀所败，闻其来攻，有些畏惧，打算避而不战，但为李密所劝阻。李密对翟让说：“须陋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①按照李密的作战部署，翟让率部正面列阵待敌，密率千余人埋伏于大海寺（今河南荣阳东北）以北的树林中，企图采取诱敌入伏的战法，一举歼灭来犯之隋军。张须陀素轻翟让，交战时，勒兵“方陈而前”③，直扑义军正面；瓦岗军利用须陀骄狂轻进之心理，刚一接战，翟让即行后退。须随误认义军畏战败退，遂挥军乘势向北追击十余里，恰好进入义军伏击圈内；李密乘其骄狂不备，立即“发伏自后掩之”③，隋军顿时败溃。李密乘胜挥军追杀，配合翟让及徐世勣、王伯当等部，将隋军四面包围，歼其大部，击斩隋将张须陀，其副将贾务本身受重伤，率残部五千余人逃往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不久死去。瓦岗军乘势进占荥阳城。
大海寺之捷，是瓦岗军自创建以来一次战果辉煌的军事胜利。此战不仅击斩了“勇决善战”、“号为名将”④的张须陀，沉重地打击了隋军的嚣张气焰，致“河南郡县为之丧气”⑤，而且极大地振奋了义军的军心士气，为瓦岗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战之胜利，既是在全国农民大起义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取得的，又是与李密根据双方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分不开的。面对强敌来犯，李密不但毫无惧色，敢于斗争，且以非凡的胆识说服翟让利用隋军骄狂心理，采取佯败诱敌入伏的巧妙战法，一举创造了伏歼强敌大部的成功战例。
（二）袭取洛口仓之战
——————————
①③《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④《隋书》卷七十一《张须陀传》。
瓦岗军取得进攻荥阳作战的胜利之后，翟让见李密军事才能出众，“于是令密建牙，别统所部”①，号称“蒲山公营”。但在义军初战获胜的情况下，翟让却滋长了志满意足的思想情绪，他对李密说：“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②遂率辎重别密东行；李密无奈，只得与翟让作别，率部西行，尔后南下进至康城（今河南禹县西北），“说下数城，大获资储”③。不久，东行的翟让已经悔悟，遂引兵西行复与李密合军。
在瓦岗军重归统一以后，如何进一步实施灭隋战略计划，这是瓦岗军面临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时，炀帝杨广已离东京洛阳，居江都，洛阳由其孙越王杨侗留守。由于杨侗年轻不孚众望，“留守诸官政令不一，士民离心”④，致使东京洛阳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而这恰为瓦岗军西向进攻发展，提供了极好时机。有鉴于此，李密及时向翟让建议说：“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预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⑤李密的一席谋深虑远的分析，为翟让谋求新的发展，打开了思路。对于李密这一新的战略构想，翟让不但完全赞同，而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⑥于是，一个夺占洛口粮仓，开仓济民，壮大队伍，然后攻打洛阳，实现灭隋总战略目标的新的作战计划，就这样制定出来了。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初九，翟让与李密率领精兵7000
——————————
①《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④⑤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人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向北，穿越方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北）后，自罗口（今河南巩义南）向东北方向进发，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袭占洛口仓。洛口仓，亦称兴洛仓，坐落于今河南巩义东北，建于大业二年(606年)，是隋朝最大的官方储粮仓城。该仓城周围20余里，内筑3000窖，每窖可储粮8000石，共计储粮2400万石；以每石120斤计算，共合28.8亿斤粮食。显而易见，洛口仓是隋朝政权赖以维持在中原地区统治的最大粮秣供应基地。瓦岗军袭占该仓城，不仅从经济上给隋王朝以致命性打击，而且为义军此后的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瓦岗军占领洛口仓之后，立即“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①。得到救济的民众，纷纷参加起义军，使义军一下子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因此，袭占洛口仓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战略一着，它既解决了瓦岗军的资粮供应来源，迅速扩大了义军队伍，又切断了洛阳隋军的重要粮源，陷敌于更加孤立的困境之中，从而为瓦岗军进一步夺取更大的军事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石子河聚歼刘长恭军
瓦岗军夺取了洛口仓之后，在义军强大攻势的威慑下，先后有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今属河南）反隋响应瓦岗军，前宿城（今山东汶上北）令祖君彦自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归附瓦岗军。义军声威的不断壮大，给洛阳的隋朝统治者以极大震动和打击。越王杨侗急忙派遣虎责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崩率领步骑兵2.5万人，自洛阳东出，对瓦岗军行正面进攻；又派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率所部，自汜水（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北）西进，对瓦岗军行侧后掩袭，并约期于二月十一日会师于洛口仓城南，妄图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消灭瓦岗军，夺回洛口仓。但隋军的作战企图，却事先为瓦岗军所侦知。据此，李密与翟让便将精锐部队编为10队，以6个队于洛水下游之支流石子河（位于今河南巩义
————————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东南）东岸列阵以待刘长恭军，以4个队埋伏于横岭（今河南巩义东）以待裴仁基部。刘长恭自洛阳率军先到，不等其士卒就食早餐，即驱赶他们渡过洛水，进到石子河西岸，并在南北十余里的宽大正面上列阵。刘长恭见对岸义军兵少，十分骄傲，不待裴仁基所部到达，即挥军渡河向义军发动进攻。瓦岗军翟让所部先与之交战，不利稍退，隋军尾追于后。这时，李密看准时机，乘敌骄狂不备，遂令单雄信、徐世勣等将率领骑兵“为左右翼”①，自引主力正面迎敌，采取正面迎击与翼侧包抄相结合的战术，给隋军以猛烈痛击。隋兵本已饥疲不堪，在遭到义军猛烈打击之后，一败涂地，十分之五六被击杀，余者四处溃散，隋将刘长恭“仅以身免”③，狼狈逃回洛阳。裴仁基在得悉刘长恭惨败的消息之后，畏战不前，屯于百花谷（在洛口仓东南），固垒自守，不敢出战。自此以后，瓦岗军“威声大振”③。
石子河之战，是瓦岗军继袭占洛口仓之后的又一次意义重大的作战行动。此役，义军在作战指导上，有以下主要成功之处：第一，充分的战前准备。这是义军获胜的主要原因。李密与翟让特别重视敌情侦察工作，在隋军预谋进剿瓦岗军之初，他们即通过侦察而“具知其计”④，从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敌情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选骁雄，分为十队”⑤，较为充分地做好了实战需要的组织准备和应战部署。第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义军获得作战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作为瓦岗军的实际指挥者的李密，在指挥义军作战中，能够从敌情实际出发，利用隋将刘长恭骄狂不备的弱点，采取正面迎击与翼侧包抄相结合的巧妙战术，予敌以猛烈打击，一举而获歼敌大部、“尽收其辎重器甲’，⑥的重大胜利。
————————
①《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②《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③④⑤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四、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
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是瓦岗军“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灭隋战略的必然发展。从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义军首袭洛阳，到次年正月义军再败王世充，在长达近10个月的洛阳地区争夺战中，瓦岗军既取得了辉煌战绩，又存在着重大战略决策的某些失误；既表现出团结对敌的雄劲力量，又隐伏着内部不和的不利因素。瓦岗军正是在此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历程中曲折前进，并一步步走向自身发展壮大的顶点的。
（一）瓦岗军建立政权与全国起义形势
在对隋军作战的斗争实践中，李密以其超群的军事指挥才能，而赢得了瓦岗军的创始人翟让及其他将领的崇敬和信任，于是，众将共推李密为领袖，号称魏公，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十九日，瓦岗军于巩县城南设坛，拥戴李密即位，建元永平，正式建立政权称魏公府，府置三司、六卫等机构；军事上称行军元帅府，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李密被拥立为魏公后，乃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其府亦置长史以下官属，编制员额为元帅府之半。李密又拜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各领所部官兵；以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诸将皆有封拜不等。①
李密就任魏公之位后，拜官设将，建立军政制度这一事件，标志着瓦岗农民军的革命斗争已经走上新的阶段，即由一般地反对封建压迫而进一步走向以夺取封建统治政权为根本政治目标的发展阶段。瓦岗军所建立的政权，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无法摆脱封建政权的基本模式，但由于这一政权的机体多系农民起
——————————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义领导者所组成，因此，它一出现便以有别于隋朝腐朽政权的崭新姿态，而吸引着更多的农民起义军。于是，自赵、魏以南，至江、淮以北地区的起义军“莫不响应”①，诸如齐郡的孟让，平原的郝孝德，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的王德仁，济阴的房献伯，上谷的王君廓，长平的李士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治今安徽亳县）的张迁，魏郡（治安阳，今属河南）的李文相，谯郡的“黑社”“白社”（似皆为义军组织名号），济北的张青特，上洛（今陕西商县）的周比洮、胡驴（似为少数民族起义者的绰号）等起义军，都纷纷归于瓦岗军的旗帜之下。对于所有归附的其他义军首领，李密“悉拜官爵，使各领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②各地归附的起义军不绝如流，多达数十万人口鉴于义军队伍日益壮大，李密一方面命由护军将军田茂广负责构建洛口城，建成一座方圆40里的城邑，作为瓦岗军的兵营驻地；一方面派遣元帅长史房彦藻率军东进攻城略地，先后攻取了安陆（治安陆，今属湖北）、汝南（治汝南，今属河南）、淮安（治比阳，今河南沁阳）、济阳（今山东东明西南）等地，“河南郡县多陷于密”③。自此，瓦岗军在以魏公李密为领袖的组织指挥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威震中原的反隋主力大军。
在瓦岗军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也在斗争中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十余万人的起义军，并在乐寿称王建立政权。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在屡败隋军进攻的艰苦奋战中，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威震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这样，到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间，在全国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河南瓦岗军为中坚，以河北义军和江淮义军为左右翼的三大农民武装力量。就在农民军反隋战争节节胜利，隋朝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各地官僚地主也乘机起兵反隋，割据一方。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便形成了各个割据势力与各地农民军既同时反隋、又互相对立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一点不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仅是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高潮阶段以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又是导致农民起义由顺利发展走向曲折斗争乃至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洛阳外围的争夺战
瓦岗军在进占荥阳地区和建立政权以后，随着全国农民起义斗争的不断高涨和瓦岗军队伍的迅速壮大，李密逐渐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隋王朝的陪都洛阳。为了夺取东京洛阳，李密命由护军将军田茂广负责督造“云旌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①为进攻洛阳做好物质准备。
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初九，李密命以孟让为总管，率领步骑兵2000人，夜入洛阳东郭，火烧丰都市②，比及拂晓而去。瓦岗军的这一军事行动，虽是进攻洛阳前的一种试探性袭扰活动，却给洛阳内外的封建统治者以极大震恐。惊乱中，越王杨侗急令“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③。巩县令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献城请降，李密遂委柴孝和为护军将军，郑颈为右长史；坐守百花谷的隋将裴仁基偕秦叔宝、罗士信等人率领部众献虎牢归降，李密任命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郡公；继有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程咬金以及赵仁基等人也率众归附。李密以秦叔宝、程咬金等四将为骠骑，挑选军中骁勇士卒8000人作卫队，分隶四骠骑统领，号称“内军”；以罗士信、赵仁基为总管，使其各统所部。经过上述组织准备之后，李密终于把进军洛阳地区的作战，提到了灭隋战争的重要日程。
——————————
①《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旗，本谓古代旗的一种。这里指发射石块的器械，《说文·认部》释“旌”为：“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也。”
②丰都市，洛阳的集贸市场之一。隋炀帝时，洛阳建有三大集贸市场，即：东市丰都，南市大同，北市通远。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四月十三日，李密派遣裴仁基、孟让率兵3万余人①，自洛口西进，一举袭破回洛仓。该仓城是隋朝第二大官储粮仓，位于洛阳城北7里，仓城周围10里，内凿300窖，共储粮240万石。义军袭破回洛仓，将进一步陷东京洛阳于困境之中。裴、孟率兵袭破回洛仓之后，直趋洛阳城，火烧天津桥②。时东京洛阳尚有隋军20余万人。为防义军攻城，越王杨侗命令隋军“乘城击柝，昼夜不解甲”③。在其获悉义军入城烧了天津桥的消息后，杨侗急令隋军迎击，裴、孟因寡不敌众，败还巩县。此时，率众进至回洛仓的李密，也因指挥义军进攻偃师（今属河南）、金墉（今河南洛阳城东北）等洛阳外围城邑不克，只得退兵返回洛口城，回洛仓得而复失。
此时，因东京洛阳“城内乏粮”④，城外防卫薄弱，杨侗一面派人自回洛仓运入大批粮食；一面调兵遣将加强洛阳东之外围的防卫力量，遂派兵5000守丰都市、5000守上春门、5000守北邙山，“为九营，首尾相应，以备密”⑤。
四月十九日，李密亲率3万瓦岗军自洛口西进，再次攻占了回洛仓，然后据此“大修营堑，以逼东都”⑥。杨侗急忙派遣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恭等率兵7万拒之。二十一日，义军与隋军战于回洛仓城北，隋兵败走。二十七日，李密命记室祖君彦作讨隋檄文而“移檄州县”⑦，数列炀帝十大罪状，痛斥杨广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⑧的独夫民贼，
——————
①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新唐书·李密传》和《资治通鉴》均作“二万余人”。
②天津桥，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令字文恺营造东都，以洛水贯都有天汉之象，故建桥取名为“天津桥”。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⑥《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⑦《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⑧（唐）韩昱（号“太行山人”）《壶关录》（载于《说郛》卷三十五）；又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公开号召各地吏民共同起来推翻杨广的黑暗暴政。这篇措词尖锐的讨隋檄文，无疑对唤起民众觉醒，推动起义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瓦岗军的战略分歧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正当李密积极准备再次进攻洛阳地区的时候，护军将军柴孝和向李密提出了西进长安、乘虚夺取关中的战略设想。孝和分析指出：关中地区“阻山带河”①，形势险要，秦、汉两朝都是以此处作为立国之基地，而今又是隋朝都城之所在，夺取该地，则便于“传檄指扌为，天下可定”②。他还指出，目前各地反隋武装竞起，如不及早决策，必为他人所先据，一旦失机，则后悔莫及。为此，柴孝和主张由翟让据洛口、裴仁基据回洛，继续牵制洛阳地区的隋军；由李密亲率精锐，西袭长安。这样，“即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③，一举而定天下。柴孝和的建议，是一个颇具远见卓识的战略设想。关中地区不仅形势险要，而且又是隋朝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先克长安、夺取关中，既可使义军立稳根基，避免处在洛阳与江都隋军的战略夹击之中，又能使隋王朝因丧失立国之根基和全国的第一政治中心，而加速其灭亡的进程。柴孝和的建议，又是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重要谋策。洛阳是隋王朝对全国实施统治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杨广即帝位后，虽仍以长安为首都，但其战略重心逐渐东移，在其统治期间的多数时间，是以东京洛阳为基地，开展政治、军事活动的。杨广到江都以后，洛阳尚有隋军二十余万。由于隋军主力被蓬勃发展的义军斗争吸引在中原地区，致使关中地区隋军兵力薄弱，长安防卫尤为空虚。因此，倘若瓦岗军采纳柴孝和的战略主张，先舍洛阳，转攻关中，那么，攻占隋都长安，进而夺取天下，是有较大可能性的。然而，李密对此富有进取意义的战略建议，竟未予完全采纳。他虽然也认为柴孝和的主张是上策，但却顾虑到义军皆系山东（这里指崤山、函谷关以东）之人，
——————————
①②③《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今见洛阳屡攻不下，怎肯随军西去；如留翟让等人在河南，又怕他们“各竞雄雌”①，不听指挥，等等。据此，李密仍然坚持其先取洛阳、后攻长安的既定方针。在柴孝和一再请求之下，李密始同意由孝和率领少数兵力西上，仅以“间行观衅”③、探察虚实为目的。
是先攻洛阳，还是先攻长安，实质上是个如何正确选择战略首攻方向的问题。战争的胜利或决定性胜利，往往取决于正确地选择战略首攻方向；换言之，正确地规定战略首要基本打击方向，乃是一个“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③的关键问题。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恰恰在此重大问题上，由于李密的固执己见所造成的决策失误，而使瓦岗军最终失去了夺取天下的机会。
（四）回洛仓的争夺战
瓦岗军自进军荥阳地区以来，由于接连取得胜利，李密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其拒绝柴孝和的先弃洛阳、转攻长安的建议之后，他自“恃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军连战”④。面对瓦岗军的不断进攻，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慌忙派人急赴江都，请求杨广速返东京，以解洛阳之危。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杨广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中兵东援洛阳。杨侗在得到隋军增援之后，遂乘瓦岗军连续作战未得休整和李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⑤之机，于五月二十八日派遣段达与庞玉等将率军夜出，在回洛仓西北列阵挑战。李密与裴仁基急忙率兵出战，结果为隋军所败，死伤大半，左司马杨德方、右司马郑德韬等将皆战死，李密被迫放弃回洛仓而奔回洛口城。此时，率领少数兵力西上而进到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柴孝和，虽曾一度发展到万余人，但在获悉李密败归洛口的消息后，其部众纷纷离散，孝
——————————
①④⑤《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五月。
③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
和无奈，只得“轻骑归密”①。这是瓦岗军自进军荥阳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挫折。
瓦岗军余众自回洛退归洛口，经过休整和补充之后，李密又率军向洛阳方向进发。六月十七日，瓦岗军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在洛阳城东）。李密采用“左骑、右步，中列强弩”②的进攻布势，鸣击千鼓以令部队猛烈冲击，一举大败隋军，再次夺占回洛仓。
七月，杨广鉴于东京洛阳的形势又趋危迫，乃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精锐部队5万人③，又派将军王隆、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将，各率所部同赴洛阳，企图会剿瓦岗军。这样，义军与隋军之间，一场围绕东京洛阳的激烈争夺战，又在积极酝酿之中。
（五）黑石首败王世充军（参见附图7）
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河南、山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灾民每天饿死者多达数万人。严重灾荒固然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困苦，但也正是义军进一步发动民众，掀起反隋抗暴斗争高潮的大好时机。为了谋求瓦岗军新的发展，右武候大将军徐世勣向李密建议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④李密对此建议完全赞同，并立即派遣徐世勣率兵5000自原武（今河南原武西）北渡黄河，尔后东进，在河北郝孝德、李文相、张升、赵君德等义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黎阳仓（位于今河南浚县南）。义军开仓救济灾民，深得百姓拥护，世勣所部迅速壮大，仅10天时间，就扩大了“胜兵二十万余”⑤。自此，瓦岗军在黄河以北也拥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兵力，与黄河以南由李密亲率的义军主力形成犄角之势。接着，又有武安（治永年，今河北邯郸东北）、永安（治黄冈，今湖北新州）、义阳（治今河南信阳）、弋阳（治
————————
①《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③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④⑤《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光山，今属河南）、齐郡等地相继归降瓦岗军；河北农民军领袖窦建德、长江中游的地主武装头目朱粲，“亦遣使附密”①，李密委朱粲为扬州总管：封爵邓公。随着瓦岗军声势的进一步扩大，李密又把进攻洛阳的作战推上了活动日程。
在瓦岗军抓紧准备进攻洛阳的同时，隋朝统治阶级也在积极调兵遣将入保东京洛阳。截至是年九月初，杨广所调增援洛阳的诸路隋军除王隆误期未到和薛世雄所部被河北义军窦建德截击消灭外，其余所调各路皆会于东京洛阳。九月十一日，越王杨侗命虎贲郎将刘长恭等率留守兵、庞玉等率偃师兵，与王世充所部共计十万余人，在王世充的统一指挥下，向洛口瓦岗军发起反扑。隋军东进至洛口西，与瓦岗军相隔洛水而成对峙局面。
十月二十五日，王世充率领隋军夜渡洛水，至黑石（今河南巩义东南）扎营。次日，王世充分兵一部守营，自率精兵进至洛北列阵待攻；李密闻之，亲率义军渡过洛水迎战，被隋军所败，护军将军柴孝和落水而亡。有鉴于此，李密及时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东走洛口仓之月城（即，临洛水所筑之屏蔽仓城的半圆形小城），诱使隋军主力来追；而李密则亲率精骑退往洛水之南，“策马直趣黑石”②，突袭隋军营寨。黑石留守之隋军见形势危迫，连举六次烽火告急。此时，正率主力包围洛口月城的王世充，见状不得不“释月城之围，狼狈自救”③。李密乘隋军主力仓皇回救黑石之机，挥军还战，迎头痛击，大败王世充军，歼敌三千余人。王世充败后龟缩于黑石营内，凭据壁垒而不敢出战，直至十一月初九，追于越王杨侗的压力，才不得不越壁出战。是日，王世充率部与瓦岗军夹石子河（今河南巩义东南）对阵，李密沿河南北布阵十余里。交战中，翟让率部先战，不利而退；王世充自以为得手，遂率兵跟踪追击，瓦岗军乘其不备，王伯当、裴仁基各率所部从两翼出击，横断隋军后路，李密则率主力正面迎战，大败隋
——————————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月。
军，杀伤甚众，王世充率残部仓皇向西逃窜。
（六）洛水再败王世充军（参见附图8）
瓦岗军黑石连败王世充军后，“河南诸郡尽附李密”①。正当义军顺利发展，李密的领袖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瓦岗军领导集团内部却不幸地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翟让的部将司马王儒信因“惮密威望”②的迅速提高，极力“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③；而翟让之兄荥阳公翟宽④则大肆煽动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⑤对于这些严重妨害义军领导之间团结的言论，翟让先是“不从”，后“但大笑，不以为意”⑥。这一方面说明翟让本无削夺密权的意向，另一方面也说明翟让对上述之挑唆性言论，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而李密对此破坏团结的言论，先是“闻而恶之”⑦，后在部下左长史房彦藻、左司马郑颐等人的怂恿之下，始“有图让之计”⑧。大业
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密在其部下的支持下，利用宴会之机，将翟让与其兄宽及王儒信、摩侯等岁数翟之亲信杀害。李密此举虽然所诛范围不大，但采取谋杀手段毕竟是公开分裂义军的严重政治事件，所以，自此以后，“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⑨，使瓦岗军的内部团结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给隋军再次反扑提供了可乘之机。
屡为李密所败的隋将王世充，早就察觉翟让与李密之间的关系“必不久睦”⑩，并且寄希望于翟让在内讧中取代李密，但在得知翟让被杀的消息后，王世充虽有大失所望之感，却仍然认为这是进攻瓦岗军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募兵飨士”?，妄图利用瓦岗
——————————
①⑥⑦⑨⑩《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
②《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③《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④翟宽，《资治通鉴》作“翟弘”。本书这里从《隋书·李密传》、新旧《唐书·李密传》说。
⑤⑧《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
军内讧不和之机，采取偷袭手段，夺占洛口仓城。然而，王世充的险恶企图，却被义军所侦知。李密于是乃命瓦岗军积极进行应战准备，并令郝孝德、王伯当、孟让诸将“勒兵分屯仓城之侧以待之”①。十二月二十四日，入夜三更时分，王世充果然率兵而至，瓦岗军奋力迎击，大败王世充，击斩其骁将费青奴，隋军被歼和跌入洛水而亡者千余人。王世充因屡与义军交战不胜，无奈，只好“诉以兵少”②而再次向洛阳求救。于是，杨侗又派兵7万补充王世充军。
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王世充在得到洛阳的大批援兵之后，再一次向瓦岗军发动进攻，于洛水北岸击退李密军千余骑，遂进屯至巩县北，与瓦岗军主力在洛口仓附近，相隔洛水而对阵。是月十五日，王世充命诸军备造浮桥，准备过洛水大举进攻瓦岗军。但因桥成有先后，先成者先过，致使隋军过洛水行动不一，秩序异常混乱。虎贲郎将王辩桥成先过洛水，孤军突进，虽破瓦岗军之外栅，致“密营中惊扰，将溃”③，但不明此战况的王世充，却急忙“鸣角收众”④，李密乘机亲率敢死之士奋力反击，再次大败王世充，隋军仅困争桥而落水淹死者万余人，洛水北岸的诸路隋军亦纷纷败溃，瓦岗军乘胜追杀，击斩王辩、杨威、霍世举、刘长恭、梁德、董智等隋军“大将六人”⑤，王世充仅以身免。是日入夜，适逢天寒大雪，溃逃中的隋军士卒因涉水沾湿而“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⑥。王世充因屡战屡败，不敢逃回洛阳，只得向北逃窜，比至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隋军仅剩几千人。王世充因败而“自系狱请罪”⑦，杨侗遣使赴河阳予以赦免，并将其召回洛阳，赐以金帛、美女，“以安其意”⑧。其后，王世充收拾散众，复得万余人，进屯至洛阳城北之含嘉城，自此，“畏缩不敢出”⑨战了。
——————————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
③④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⑤《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⑥⑦《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⑨《新唐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瓦岗军洛北大败王世充军后，李密乘胜扩张战果，挥军西进，一举攻占了金墉城（位于洛阳新城东北），并据此“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之声，闻于东都”①。接着，李密将义军30万兵力自北邙（位于金墉城北）布阵，向南直逼洛阳上春门（洛阳城之东北门）。正月十九日，隋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奉杨侗之命率兵出战，段达望见义军兵盛生畏，竟“不阵而走”②；李密乘机纵兵追杀，大败隋军，击斩韦津，直抵洛阳城下。瓦岗军再次进逼洛阳的作战行动，不仅极大地震撼了隋朝统治阶级，而且进一步壮大了义军声威。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以及隋游骑尉宇文儒童③等隋朝地方军政官吏，各率所部归降瓦岗军。至此，“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④。其他义军领袖，诸如窦建德、杨士林、孟海公、徐圆郎等人，也都先后遣使奉表劝李密早就尊号，但李密却表示：“东都未平，不可议此”⑤。其后，李密一方面派遣左长史房彦藻、右长史郑颚等人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⑥，以扩大瓦岗军地盘；一方面继续以主力进攻洛阳，以期实现其先取洛阳的战略计划。但终因洛阳城坚，且有重兵防守，以致瓦岗军久攻不下而顿兵于洛阳城外。
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是瓦岗军胜利进军荥阳地区和建立政权以后的又一重要战役；也是实施李密“席卷二京”战略计划的首攻目标。由于义军此时正处于顺利发展的阶段，加之李密作战
——————————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②《隋书》卷八十五《段达传》。
③宇文儒童，隋将作大匠宇文恺之长子。《旧唐书·李密传》载称：“将作大匠宇文恺叛东都，降于密一。显然，这一记载有悖史实，因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所载，宇文恺已死于大业八年（612年）十月初八；而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叛东都，降于密”的不可能是宇文恺，而只能是其子字文儒童。本书这里从《新唐书·李密传》说。
④⑤《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二月。
指挥比较灵活有力，故使瓦岗军在洛阳外围地区的一系列对隋军的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在与王世充军的“前后百余战”①中，歼灭大批隋军，迫使王世充退入含嘉城而再也不敢出战。从而使隋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东京洛阳，已完全陷于义军进攻的威胁之下。
瓦岗军虽在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中，取得了战绩颇著的胜利，但在义军的胜利中确实隐伏着某些重大战略弱点。首先，李密舍柴孝和颇为可行的先攻长安、再取洛阳的战略建议而不用，长期顿兵于洛阳城下，这不仅使瓦岗军失去了有可能夺取天下的战略主动权，而且是导致义军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李密杀害瓦岗军的创始人翟让，是其不善于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所酿成的重大政治失误。这一错误行动的严重后果，不仅为隋将王世充妄图消灭瓦岗军，提供了“得从而乘之”②的机会，而且更破坏了义军的内部团结，埋下了分裂乃至最终失败的因素。只是由于隋军的极端腐败无能和义军尚处于上升发展时期，才未使王世充的险恶用心得逞和引起瓦岗军的更大动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