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的被杀和李渊的称帝，标志着旧王朝的结束和新王朝的开始。在此新旧朝代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从战略全局来看，以瓦岗、河北、江淮三大义军为主力的农民军，虽在摧毁隋朝暴政的斗争中，各自作出了不可泯没的巨大贡献，但并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斗争使命。在新的形势下，他们不仅仍然肩负着同盘踞于洛阳的王世充和自江都北进的宇文化及这两个隋朝残余势力的斗争，而且还面临与李唐王朝以及其它割据势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由于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义军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致使后期的农民革命斗争呈现艰难曲折乃至最后失败的结局。
一、瓦岗军的曲折斗争与最后失败
（一）宇文化及北上与杨侗对义军诱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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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八十五《司马德戡传》。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与司马德戡等人于江都发动政变杀死杨广以后，利用官兵久盼西归的恋乡心理，以“欲还长安”①为名，率领禁军“骁果”及在江淮地区招募的士卒共约十余万人，自江都沿水路北上，企图逐鹿中原，夺取统治权。当其率军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时，因水路不通，遂弃舟登陆。宇文化及在途中消灭图谋反叛的司马德戡及其党羽之后，“拥兵北上，直指东郡”②。宇文化及所率之“骁果”，是炀帝统治后期隋军的主力部队，宇文化及率军北上的这一行动，不仅直接危害激战于洛阳地区的瓦岗军的安全，而且对盘踞于洛阳的杨侗势力，也是个严重威胁。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应付北上的宇文化及军，便成为杨侗和义军都在谋求解决的问题。
是年五月，已于洛阳称帝的越王杨侗，对于杀死其祖父杨广的宇文化及，既仇恨又畏惧。当宇文化及率军自东郡西进的消息传来后，洛阳顿时陷于“上下震惧”③的严重混乱局面。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杨侗采纳盖琮等人“请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④的建议，并以盖琮为通直散骑常侍往说瓦岗军，企图以高官厚禄诱降李密，借瓦岗军的力量阻击宇文化及西进，并让双方在互斗中两败俱伤，然后“徐承其弊”⑤，坐收渔人之利。杨侗对李密诱降的阴谋活动，给瓦岗军后期的斗争带来了极大危害性，使义军步入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
（二）黎阳之战与李密接受诱降
六月末，宇文化及留刑部尚书王轨（王轨原为东郡通守，降宇文氏后被任为刑部尚书）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看守辎重，自率大军北趋黎阳。是时，驻守黎阳的瓦岗军将领徐世勣，为避敌之军锋，主动撤兵西保黎阳仓城。宇文化及率军渡过黄河进占黎阳后，遂分兵西出进围徐世勣。有鉴于此，李密亲率步骑兵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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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②《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六月。
人前来救援，屯军于清淇（今河南滑县西南），采取深沟高垒、待机破敌的战术，与黎阳仓的徐世勣“以烽火相应”①，互成犄角之势。宇文化及每攻仓城，李密即挥军袭击其后，使其进攻不能得逞。宇文化及又大造攻城器械“四面攻仓”②，对此，徐世勃一面于城外掘深堑以阻断敌军近城，一面于仓城壁垒中挖地道通往城外，暗出奇兵袭击攻城之敌，尽焚其攻城器械，致使宇文化及军“大败而去”③。
尽管瓦岗军采取深沟高垒、待机破敌的战术，守住了黎阳仓城，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被围攻的不利态势。就在这时，洛阳杨侗所派之通直散骑常侍盖琮来到清淇诱降李密。为了摆脱瓦岗军西“与东都相持日久，又东拒化及”④的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李密采取妥协之策，欣然接受杨侗诱降，遂派记室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人，随盖琮赴洛阳入见杨侗。于是，杨侗册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⑤；又任命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李密对于杨侗的册封，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因卑辞以报谢焉”⑥。不久，杨侗义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赐书李密，许以“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挥”⑦。从此，李密便“悉以精兵东击化及”⑧了。
（三）童山之战与字文化及败走魏县
字文化及在进占黎阳以后，由于久攻仓城而未下，至七月，其所属部队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李密在获悉这一情报后，采取假意议和与伪供军粮为手段“以弊其众”⑨。宇文化及求粮心切，不审虚实，竟让部队随意食用军中仅存的余粮，而寄希望于李密提供军粮，及至余粮用尽，才发觉中计上当。宇文化及在盛怒之下，便率军渡过永济渠，向瓦岗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终日激战于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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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六月。
②③《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⑤⑥⑨《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⑦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山（位于今河南浚县西南）之下，李密为流矢所中，堕马昏迷不醒，义军受挫奔散，幸得秦叔宝全力护卫营救，才从乱军中将李密救出。之后，秦叔宝复收兵继续奋战，终于打退宇文化及军的进攻。宇文化及无奈，只好率军西入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滑县西）抢粮；同时，“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①。由于宇文化及采取此种不得人心的劫掠抢夺政策，不仅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也加剧其内部的分化瓦解。先是留守滑台而“不堪其弊”②的刑部尚书王轨“以城归于李密”③；继有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率江淮排獭兵、张童儿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④。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宇文化及被迫率余部2万人，向北逃往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李密认为来自东面宇文化及军的威胁已经解除，遂留徐世勣率部仍驻守黎阳，自率瓦岗军主力西向还屯巩洛（洛水至巩县入河，故有巩洛之称）。
童山之战，瓦岗军虽然最后击败了宇文化及军的进攻，保住了黎阳仓，但自身的消耗、损失颇大，“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皆倦”⑥，瓦岗军的实力受到较大削弱，给义军此后对敌作战，带来很大不利。
（四）王世充乘隙反扑与瓦岗军北邙之败
在瓦岗军与宇文化及激战期间，东京洛阳一场将由王世充发动的兵变正在加紧酝酿之中。杨侗称帝后，王世充虽官拜纳言，但实权却为内史令元文都、卢楚等人所控制。元、卢二人力主招降李密的建议被杨侗采纳以后，王世充生怕李密降后自己位居其下，因此，十分忌恨元、卢二人。于是，暗中积极策划，准备除掉元、卢。七月十五日夜，王世充发动兵变，先后杀死元、卢二人及其诸子，迫使杨侗以其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此时，率领义军西返进到温县（今河南温县东）的李密，得悉元文都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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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
②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⑤《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皆死于兵变的消息后，便打消了“入朝辅政”的念头，遂进驻金墉城。
王世充控制了洛阳的军政大权以后，为了消灭瓦岗军，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他一方面针对“东都绝粮”①、军心不稳的情况，利用瓦岗军缺少衣服的困难，采取以衣易粮的手段，稳定了军心士气；一方面采取“厚赐将士，缮治器械”②等备战措施。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王世充决心乘瓦岗军童山战后尚未完全恢复之隙，简选精兵二万余人、战马二千余匹，于九月初十自洛阳东出进攻瓦岗军。次日，王世充率军进至偃师（今河南偃师东南）境内，于通济渠南安营扎寨，并立即于渠上架起3座桥梁，以沟通前进道路。
是时，瓦岗军的兵力部署是：王伯当率部守金墉城，邴元真率部守兴洛仓，郑颞率部守偃师，李密亲率主力屯于北邙山。在王世充即将展开进攻的前夕，李密召集军事会议，与诸将共同商讨战守之策。上柱国裴仁基认为，王世充率精兵而来，洛阳必然空虚，据此，可分兵扼守要道，以阻其长驱东进；再选精兵3万，沿河（这里指洛水）西出，“以逼东都”③。这样，王世充必然弃攻回救，对此我可按兵不动；待其再来进攻，我又出兵逼之，如此反复多次，“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④。李密听了裴仁基的发言后，十分赞赏地说：“公言大善”⑤。接着，李密又进一步分析指出：王世充凭恃兵甲器械精良和士卒食尽求战心切，决计深入来犯，对此不可立即与之决战，而应凭城固守以避其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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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③《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而《隋书》和《北史》的《裴仁基传》则载称：李密在听了裴仁基的发言后，斥之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从裴、李的主张来看，内容虽略有不同，但其要旨是一致的，即二人均主张不马上与敌决战。故《资治通鉴》说为是。
“按兵蓄力以观其弊”①；待其“求斗不得，欲走无路”②的时候，再出兵进击即可破之。裴仁基的主张意在扼守要道阻敌长驱直入的前提下，采取佯动误敌之法，调动敌人就范；李密的意见旨在坚守不战、待机破敌。如把裴、李二人的主张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便是一个依据敌情实际而确定的以攻为守、攻守结合的积极防御之策。但是，裴、李这一要旨一致的正确战略主张，却遭到了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将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王世充兵少，且屡被击败，已完全丧胆；义军兵力不仅多于王世充，而且江、淮新附之将士皆欲求战立功，正可“及其锋而用之”③。因此，他们坚决主张立即与敌进行决战。单雄信等人对敌我双方兵力状况的看法，虽然不无一定道理，但从总体上看，是带有较大片面性的意见。对工世充军，他们只看到其兵力人数少于义军和以往屡战皆败的一面，而不见其军经过备战以后“人心渐锐”④和“器械精”⑤的一面；对瓦岗军，他们只强调义军数量多于敌方的一面，却忽略了童山一战损失颇重且未完全恢复的一面。由于过低地估计敌方和过高地估计己方，他们便提出了立即与敌决战的主张。然而，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冒险主张，竟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将领的赞同。这就严重干扰和动摇了李密正确决心的定下。裴仁基会上苦争不从，无余而发出了“公后必悔之”⑥的长叹。会后，书记魏徵想通过右长史郑颈来劝说李密能够排除干扰而定下正确决心，他深刻指出：瓦岗军虽胜宇文化及军，但“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而“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⑦。据此，魏徵建议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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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北史》卷三十八《裴仁基传》。又见《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
③⑧《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④《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⑤《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
⑦《旧唐书》卷七十-《魏徵传》。
密要“慎无与战”①，主张采取“深沟高垒，旷日持久”②的坚守固垒、持久疲敌的作战方针。然而，这一符合实战需要的取胜之策，却被郑颂讥笑为“老生之常谈”③，而拒绝向李密转达意见。李密身为义军最高统帅，会议之初虽对敌情作过正确判断和提出了正确战略方针，却因“惑于众议”④，而终于改变了自己初始的正确决心，作出了立即出兵与敌决战的错误决定。
九月十一日，王世充遣数百骑兵渡过通济渠，向屯兵于偃师城北的单雄信营地发起攻击，李密急派裴行俨、程知节两将率兵自北邙山前往救援。行俨先驰赴敌，不幸中矢堕地，知节救之而还；敌骑追击，知节返身奋杀，敌骑受挫败退。时至入暮，双方各自收兵还营。初次交锋，瓦岗军竞有骁将孙长乐等十余将领身
受重伤。尽管义军初战失利，但李密仍因新败宇文化及而轻敌之心颇重，故依然“不设壁垒”⑤。这就为王世充军暗袭义军提供了可乘之隙。当夜，王世充派遣二百余骑兵潜入北邙山谷设伏。次日天刚亮，王世充即对其所属部队进行战斗动员，说：“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乏!”⑥随后，即率军向北邙山瓦岗军主力逼近。李密因“有轻世充之心”⑦，预先备战不足，临敌只得仓卒出兵应战，未及列好阵势，王世充即挥军冲杀过来。王世充所部“皆江、淮剽勇”⑧，骁健能战；他又事先找一貌似李密的人“缚而匿之”⑨，待其士卒交战方酣之时，突然将此缚匿之人拉过阵前，大叫：“已获李密矣！”⑩其士卒信以为真，斗志倍增。就在这时，其伏兵骤然而起，乘高驰下，直迫李密军营，“又纵火焚其庐舍”?；瓦岗军“大惊而溃”?，其将张童儿、陈智略等人不战而降，李密无奈，遂率领余众万人退往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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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④⑥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⑤?《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⑦?《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方向。
王世充乘胜挥军夜围偃师，义军守将郑颈为部下劫持后“以城降世允”①；裴仁基、祖君彦等数十名将领被俘。接着，王世充率军自偃师东向进攻洛口仓。该地义军守将邴元真，原本隋朝县吏，投瓦岗军后任元帅府右长史，因其“性贪鄙”②，有人曾建议李密及早将其除掉，李密虽未准许，但事泄后，邴元真便忌恨于心，伺机“阴谋叛密”③；及至义军北邙战败，李密被迫东走将入洛口之时，邴元真已暗中派人迎引王世充军。李密对邴元真的背叛行径，表面上采取“知而不发”④的态度，暗地里却与众将谋议，拟“待世充之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⑤。可是，当王世充率军东进抵达洛水之时，义军担任侦察任务的候骑并未发觉，及至发现而将要出击的时候，王世充军已全部顺利渡过洛水，直趋洛口仓。此时，单雄信等义军将领“又勒兵自据”⑥而不出援，在此情况下，李密自度不支，遂率所部轻骑东奔虎牢。邴元真“竞以城降于世充”⑦；接着，单雄信也以所部叛降王世充。
瓦岗军北邙对王世充军的作战，由于李密急于决战的错误指导和将领内部的叛降，使义军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前后被俘降的将士及后勤人员达“十余万人”⑧。从此，瓦岗军的斗争由低潮而走向失败。
（五）李密归唐与瓦岗军解体
李密率领轻骑向东退往虎牢以后，本打算北赴黎阳与徐世勣合兵一处，但有人劝密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⑨李密听后，遂打消北赴黎阳的念头。此时，据守金墉的王伯当已弃城退保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李密自虎牢北渡黄河而归之。到达河阳以后，李密召集诸将会议，共商今后打算的问题。当他首先把自己“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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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⑧⑤⑦《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④⑥⑨《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月。
行动设想讲出以后，诸将都对他继续停留河南地区的想法表示不赞成，并且指出说：“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②李密听了诸将的发言后，失去主张地说：“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③遂拔剑欲自刎以谢大家，幸被王伯当及时抱住救下。李密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便提出了一个西去关中降唐的想法。他说：“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④此议一出，立即得到诸将赞同。于是，李密率领诸将及所属部众2万人，西入关中归附了李唐；瓦岗军原所占有的河南诸郡县，大多沦于王世充的控制之下。对于李密归唐举动，唐高祖李渊深表欢迎，“遣使迎劳，相望于道”⑤。李密抵达长安后，李渊拜其为光禄卿，爵封邢国公；其他诸将，也都得到不同封赏。其后，李渊派遣秘书丞魏徵（归唐后任职）前往黎阳说降了徐世勤，李渊授任其为黎州总管，封莱国公，并赐李姓，史称李勣。从此以后，瓦岗军作为反封建的农民武装力量，已经完全解体，结束了自创建以来多年艰苦奋战的光荣历史。
李密归唐以后，因“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⑥，常常郁郁不乐，尤对受任光禄卿（专掌皇室酒醴、膳羞之事的职官）“深以为耻”⑦。为此，他在得到旧将王伯当的支持下，表奏李渊，以前往山东收抚旧部为名而另谋发展。李渊遂派李密与王伯当率本部兵马前往黎阳，当行至桃林（今河南灵宝东北）时，渊又令其疾速返回，李密因之“大惧，谋将叛”⑧；伯当虽劝阻，但密不从。于是，李密亲率骁勇之士数十人攻入桃林县府，“因据县城”⑨而起兵反唐。接着，李密率众东向，派人驰告襄城（治承休，今河南临汝）的故将张善相，“令以兵应接”⑩。但当李密率部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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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④⑧⑨⑩《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月。
⑥⑦《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东北）南70里处，突遭唐军伏兵袭击，李密与王伯当等战败被杀，密年仅37岁。①
二、河北农民军的曲折斗争
（一）河间收降隋官王琮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窦建德指挥河北农民军于七里井大败隋将薛世雄军后，乘胜移兵北向，进围河间郡（治河间，今属河北），由于郡丞王琮凭城固守顽抗，义军围攻岁余不下。次年七月，当隋炀帝杨广于江都被杀的消息传到河间以后，给正在围攻该郡城的义军领袖窦建德以前所未有的影响，自此，河北农民军的斗争进入了复杂曲折的发展阶段。是时，河间郡丞王琮获悉炀帝被杀如丧考妣，亲率士吏为之发丧；受封建忠君思想毒害的窦建德则派员入城进行祭悼。王琮因感建德“遣使吊之”③的态度至诚，遂率官属“素服面缚诣军门”③请降；建德则亲释其缚，设宴款待。酒宴之间，当说到隋亡之事时，王琮痛哭流涕，“建德亦为之泣”④。有的义军将领因王琮负隅顽抗，杀伤义军甚众，建议将王琮杀掉以平民愤时，窦建德非但不准，而且还严令军中：谁敢轻举妄动，则将“罪三族”⑤。并授王琮为瀛州（即河间郡，唐时改瀛州）刺史。不久窦建德正式定都乐寿，将其居所命名为金城宫，并依隋开皇之制⑥，“备置百官”⑦。其后，改国号日夏，改元五凤。
（二）深泽兼并魏刀儿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据有深泽（今属河北）而活动于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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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③④⑤《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⑥见《新唐书》卷八十五《窦建德传》。
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间的另一支农民军魏刀儿，有众10万，自称魏帝。窦建德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联合为名，乘魏刀儿守备松弛之隙，出兵袭击之，攻占深泽，击斩魏刀儿，“尽并其众”①。接着，易（治易县，今属河北）、定等州不战而降；唯有已附李唐的冀州刺史翘棱未降，建德率兵急攻，城陷棱降，建德待之以厚礼，任其为内史令。为了进一步向北扩大势力范围，建德复于十二月率兵10万，进攻据守幽州已附李唐的罗艺，但“相拒百余日”②而终未能克，只好退兵南返乐寿。
（三）聊城擒斩宇文化及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宇文化及于童山战败率余众北走至魏县以后，鸩杀其所立之杨浩，自称皇帝，国号曰许，建元天寿，并“署置百官”③。不久，他引军东北进至聊城（博州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企图“以珍货诱”④使附近的农民军归降；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义军王薄乘机率众“诈来投附”⑤，宇文化及信以为真，“与共居守”⑥。当宇文化及魏县称帝与东进至聊城的消息传到乐寿以后，窦建德十分震怒，他对隋之降官、现为义军纳言的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不道，此吾雠矣，请与诸公讨之，何如？”⑦此议一出，立即得到宋、孔二人的积极支持。接着，窦建德亲自率兵进讨宇文化及，于聊城外围“连战大破之”⑧；宇文化及退保聊城，建德挥军进抵城下，并“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⑨。就在建德加紧攻城之际，诈降宇文化及且佯“与共守聊城”⑩的王薄，率众作内应，打开城门“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虏其众”?。窦建德率军入城之后，首“先谒隋萧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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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
③⑤⑥?《隋书》卷八十五《字文化及传》。
④⑩《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
⑦⑧⑨《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炀帝妻），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簿仪仗，抚存隋之百官”①；继而将参与谋杀杨广的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秉等人处死，“枭首辕门之外”②；然后，以槛车载宇文化及并其二子承基、承趾北返至大陆③（今河北隆尧东）时，在历数其“杀君之罪”④以后，连同其二子皆斩之，并传首以献嫁给突厥可汗为妻的隋义成公主。
宇文化及作为隋王朝的封建贵族和炀帝政权的重要成员之一，无疑应是农民起义的打击对象，杀了他乃是其罪有应得。但是，身为农民起义领袖的窦建德，对杨广之被杀先是“遣使吊之”，继则公开提出为其报仇，此种作法不能不同农民起义反抗炀帝暴政的初衷相背离，因而也是导致河北农民军后期斗争走向艰难曲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接受杨侗封号称夏王
窦建德在率军消灭宇文化及以后，北返回到乐寿，进一步建立健全其政权机构。对于所收降的隋朝文武官吏，凡愿留任的，他都“随才拜授，委以政事”⑤。因之，先后拜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内史侍郎虞世南为黄门侍郎、太常博士欧阳询为太常卿，等等。而对不愿留任的隋官吏，无论是欲投关中还是东京洛阳的，皆听其便，并发给资粮，以兵护送出境。对于俘获的隋骁果近万人，“亦各纵遣，任其所之”⑥。接着，窦建德“又与王世充结好”⑦，派遣使者奉表赴东京洛阳朝拜隋皇泰主杨侗，并接受杨侗的封号，称夏王。
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于长安称帝建唐以后，在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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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
②⑤⑦《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③大陆，《隋书·宇文化及传》作“河间”，《资治通鉴》作“襄国”。本书这里从《北史·宇文化及传》与新、旧《唐书·窦建德传》说。
④《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
固了关中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自是年十一月始，李渊先后出兵平定据有陇右、河西、河东等几支敌对割据势力以后，便把战略进攻的矛头转向盘踞洛阳的隋朝残余腐朽势力王世充。而此时“以布衣而起”①的农民军领袖窦建德，由于受封建忠君思想的毒害，竟接受隋朝皇室杨侗的封号，与腐朽的封建割据势力王世充携手联合。此种有悖于农民起义斗争方向的作法，恰是导致河北农民军此后在与唐军争夺中原作战失败乃至最后解体的重要政治原因。
三、江淮农民军的曲折斗争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如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一样，也经过了由发展壮大到衰落失败的曲折斗争历程。
（一）上表杨侗称臣接受封号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杜伏威率军击败隋军陈稜部的进攻，继而乘胜占领历阳以后，由于采取了“进用士人，缮利兵械，薄赋敛，除殉葬法”②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加强战备的措施，使这支起义队伍逐渐发展成为江淮地区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农民武装。次年三月，宇文化及等人杀死杨广而控制了江都政局以后，为了寻求对其政变的支持者，曾以授任历阳太守一职来诱引杜伏威就范，但为伏威所断然拒绝。可是，就在其拒绝宇文化及的政治利诱之后不久，这位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农民军领袖，竞为封建忠君思想所使，主动向洛阳的杨侗上表称臣，并受任为隋东南道大总管，爵封楚王。杜伏威主动向隋朝皇室称臣受封一事，这不能不给江淮农民军的斗争带来不利影响，也是导致义军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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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②《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传》。
斗争走向曲折复杂的重要因素。
（二）应援隋将进攻义军李子通
在杜伏威上表称臣于杨侗之时，江淮地区除了他和辅公祏领导的农民军外，还有据毗陵（治晋陵，今江苏常州）称梁王的隋官沈法兴、拥兵江都（治江阳，今江苏扬州）的隋将陈稜、据海陵（今江苏泰州）称将军的农民军李子通等几支规模较大的武装力量。由于他们“并握强兵，俱有窥觎江表之志”①，因而也给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农民军的斗争带来了复杂性。唐武德二年( 619年)九月，李子通率领义军进攻江都，陈稜见势危急立即南求救于沈法兴，而西乞师于杜伏威。沈法兴应援派子沈纶率兵数万进至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杜伏威则应援率兵进屯清流（今安徽滁县）。李子通为破坏沈、杜两路援军协力来攻，采纳部下计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伏威营”②。伏威不明真相，因恨沈纶侵己而出兵袭击之，由是沈、杜“二人相疑，莫敢先动”③。在此情况下，李予通得以尽锐攻陷江都，继而大破沈纶军，伏威见状亦自清流引兵退归历阳。陈稜于江都城破后逃往伏威处，不久为伏威所杀。‘李子通入据江都，自立为帝，国号为吴，建元明政，成为与杜伏威相并立的又一政权。
（三）杜伏威归唐受新职
在李子通攻占江都称帝后不久，杜伏威与辅公祏向唐请降，李渊授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并赐姓李氏，“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④；授任辅公祏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至此，杜伏威与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已经结束了反抗隋王朝压迫的斗争使命，转而变成唐军攻取河南、消灭王世充割据势力的重要助攻力量。但是，其后随着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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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六《沈法兴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③《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六月。
伏威入朝任职和辅公祏起兵反唐，这支久战江淮地区的农民军，又经历了被镇压乃至完全解体的痛苦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