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但随着战争与军事实践的深入发展，总结战争与军事实践经验并给战争与军事活动以理论指导的军事思想，却较动荡、分裂的南北朝诸国有所前进和发展。据唐代史学家魏徵主编的《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载录，隋代流行①的各种兵学著作有“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之多。这说明隋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是比较活跃的。在隋代流行的诸多兵学著作中，既有许多隋以前历代著名兵书，也有不少隋朝军事将领撰写的军事著作。现据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为隋人撰写的军事论著，有隋文帝时大将军赵煚的《战略》二十六卷②；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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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考证，中国雕板印刷术始于唐朝贞观十年（636年），隋代尚无印刷术，当时是以钞本书籍而流行于世。
②见《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又见明焦兹《国史经籍志》卷四下《子类·兵家》。
刘祐所著兵书有《金韬》十卷、《阴策》二十卷①，其中《金韬》一书是“奉诏”撰写，书成后受到隋文帝杨坚的赞赏②；还有上仪同萧吉所撰兵书《金海》三十卷③、《孙子注》一卷④，等等。以上所述隋人所撰兵书虽因年久失传，具体内容不得其详，但这并不妨碍有隋一代军事学术活动的客观存在。综观隋代军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能够比较集中反映隋代军事思想发展水平的代表人物，一是封建帝王杨坚，一是农民起义领袖李密。
一、杨坚军事思想
杨坚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世家，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卒于隋仁寿四年（604年），终年64岁。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担任宰相执掌北周朝政，到次年称帝建立隋朝以后，在其连续执政的25年中，杨坚先后组织指挥平定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的“三方之乱”⑤，组织指挥并取得了北击突厥、南灭陈朝等重大战争的胜利。从其全部军事与战争实践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到，作为隋朝开国皇帝的杨坚，他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颇有建树的政治家，而且也是隋唐时期富有谋略、战绩卓著的军事家。据《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载录，杨坚曾有《新撰兵书》三十卷⑥，但可惜的是，该书早已散佚失传。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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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隋书》卷七十八《刘祐传》。但《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载录：“《阴策》二十二卷”。
②《隋书》卷七十八《刘祐传》载称：刘祜“奉诏撰写兵书十卷，名曰《金韬》，上善之”。
③见《隋书》卷七十八《萧吉传》、《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
④见宋郑樵《通志》卷六十八《艺文略第六》。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⑥《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称为“《新授兵书》三十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兵家》称为“《隋高祖兵法》三十卷”。
我们虽然无法从杨坚自撰兵书中研究其军事思想，但从其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仍可窥见其军事思想的某些精华。兹将其主要军事思想观点分述如下：
（一）“以伐罪吊人”为目的的战争观
隋军平陈战争胜利后，一次，杨坚在“大宴百僚”①的庆功会上，当其讲到平陈战争目的时说：“朕平陈国，以伐罪吊人，非欲夸诞取威天下。”②通观杨坚执政后的长期军事与战争实践，可以说，“以伐罪吊人”为目的的思想，乃是集中体现杨坚战争观的一个基本思想观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杨坚主张要行仁义之师，以伐罪抚民为目的，反对肆杀无辜的残暴行为。开皇元年(581年)八月，居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出兵扰掠隋地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为了迅速制止吐谷浑的袭扰，巩固西北边防安全，杨坚命以乐安公元谐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数万步骑兵前往河西反击之。行前，杨坚诏命元谐，强调指出：“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③杨坚的这一诏命，不仅阐明了对吐作战乃是为了“自宁疆境，保全黎庶”的政治目的，而且指明了抚绥敌众所应采取的“晓示以德，临之以教”的策略方法，从而为隋军确立了以军事进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此后，元谐等将遵循杨坚的命令，在以武力击退吐谷浑数万劲骑进攻之后，又“移书谕以祸福”④，致使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⑤，从而取得了反击作战的完全胜利。战后，杨坚以元谐作战有功，特下诏予以褒奖，盛赞元谐是“识用明达，神情警悟，文规武略，誉流朝野”⑥的一代名将。开皇九年(589年)二月，在隋军攻占陈都建康、灭亡陈朝以后，杨坚为了迅速控制岭南地区，命以江州总管韦洸率军南进。杨坚在给韦洸的命令书中，再次强调指出：此次军事行动“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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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隋书》卷四十《元谐传》。
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①。韦洸则严格遵循杨坚的旨意，率军进至广州（今属广东）后，采取政治争取的策略，说降了原陈朝镇南大将军王猛，兵不血刃地取得了收复岭南二十四州的重大胜利。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在战争问题上不以大张杀伐为乐事，主张“以伐罪吊人”为目的，这是贯穿杨坚全部战争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从此点出发，他所提出的“自宁疆境，保全黎庶”和“干戈不用，兆庶获安”的主张，对瓦解敌军、争取民心有积极作用，也是隋军攻取战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以练兵、选将为内容的治军思想
杨坚出生于军事贵族世家，祖祯，北魏宁远将军；父忠，从宇文泰开创关中政权有功，而官至柱国大将军，爵封隋国公。杨坚在将门家风的薰陶下，自幼习兵善武，15岁即任西魏车骑大将军，16岁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领府兵。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577年)，杨坚曾多次率军从平北齐，以战功卓著而进位上柱国、大司马。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担任大丞相，从此“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②。从杨坚在隋朝建立前的主要经历来看，他已是一位长期从军并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了。恰是这种长期的军旅生活和战争实践，使他懂得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特殊意义。因此，杨坚自担任北周重要军职以后，一向比较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并以治军亲身实践经验而形成他那颇具特色的治军思想。
杨坚治军思想的特点之一，是他不但重视军事训练，强调从严治军，而且亲自对部队将领“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③。杨坚治军的这一特点，在其组织指挥平定尉迟迥等“三方之乱”的作战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在杨坚言传身教的推动下，极大地激发了部队训练的积极性。通过训练，“诸将遵其成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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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四十七《韦世康传附韦洸传》。
②③《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①，迅速取得了平叛作战的彻底胜利。隋朝建立以后，杨坚为了巩固既得政权，实现统一南北的宏伟战略日标，从开皇伊始，就把军事训练作为治军的一项根本制度来抓，明确规定：“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②。经过长期训练，终于把隋军建设成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由步、骑、水师组成的武装力量。开皇九年(589年)初，杨坚一次即出动五十余万水、陆军，仅用个把月时间就一举灭亡陈朝。这一事实本身便足以说明杨坚重视部队训练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杨坚治军思想的特点之二，是他一贯重视军事人才队伍的建设，坚持文武兼备的选将任将标准。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杨坚下诏全国，指出：“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③。杨坚明令各地推举军政人才，这不仅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加强军队建设的需要。在铨擢军事人才方面，杨坚始终把选拔文武兼备的人才担任军队要职，作为其治军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这一点在杨坚给尚书左仆射杨素的诏书中有明显体现。仁寿二年(602年)，杨坚下诏褒奖杨素时，说他是“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论文则词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处，夙夜无怠”④。显而易见，杨坚这里所提出的“既文且武”的思想，实际是其选拔军事人才所一贯坚持的标准，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杨坚在进行平陈战争准备过程中，才把诸如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一大批文武兼备的人才，选拔担任重要将帅之职，并在对陈战争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他们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为统一南北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三）“先北后南”的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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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②《隋书》卷八《礼仪志三》。
④《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之后，即立下了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但是，统一战争先自何处发起，杨坚在战略指导上，却经历了一个“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发展变化过程。杨坚称帝之初，便“潜有吞陈之志”①，并于开皇元年（581年）九月，派遣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总指挥，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率军“大举伐陈”②。次年正月，当隋军“水陆俱进”③，即将渡江南下之际，恰遇陈宣帝（陈顼）病亡。行军元帅长孙览“欲乘衅遂灭之”④，但隋军总指挥高颎却“以礼不伐丧”⑤为由，奏请文帝批准而班师北归。杨坚中止隋军南下灭陈的作战行动，表面上虽是“礼不伐丧”的观念所使，但内里真实的原因，确是此时漠北的突厥南下袭扰的加剧，严重威胁隋朝新政权的安全，迫使杨坚不得不对既定的先南下灭陈的战略决策作重新考虑。隋建之前，居于漠北的突厥，常乘北周与北齐争战不休之隙，不断南下袭扰和掠夺；追于突厥的军事威胁，周、齐争相采取送美女、输财帛的作法，企图结好突厥，可是，杨坚称帝建隋以后，一反周、齐软弱屈从的作法，而对突厥实行停送美女、财帛的强硬对抗政策。于
是，为隋朝强硬对抗政策所激怒的突厥统治者，便乘隋朝政权初建尚待巩固之际，接连不断地派兵南下，对隋朝北部边境实施大规模军事袭扰。这不但严重威胁杨坚统治的安全，也给隋朝统一事业带来极大不利。因此，首先解决来自漠北突厥的袭扰威胁，巩固隋朝北部边防安全，便是摆在杨坚面前的当务之急和实现统一
大业的首要战略步骤。有鉴于此，杨坚一改初衷，依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果断而适时地制定了先北击突厥、后南下灭陈的“先北后南”的总战略决策。从客观摩际出发，对既定之策作出及时修正，以确保统一事业顺利实现的思想，这不仅是杨坚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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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六十五《吐万绪传》。
②《隋书》卷三十九《元景山传》。
③④《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
⑤《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的重要精华，而且是其较同时代诸多名将谋胜一筹的根本之点。其后，通过隋朝对突厥和陈朝前后两次用兵皆胜的战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杨坚所制定的“先北后南”的总战略决策，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和实践需要的正确战争指导。
（四）顺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战略转变
在灭陈战争取得胜利，南北统一完全实现的新形势下，能不能顺应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在指导思想上实施战略转变，即把封建国家的工作重点由战争轨道转向和平建设，这是直接关系到隋朝政权能否巩固、经济能否发展、国力能否强大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杨坚不但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及时作了战略性转变。可以说，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实施重大战略转变，这不仅反映了杨坚在治国方略上的明智，也反映了他军事思想精华的重要方面。
开皇九年(589年)四月，杨坚向全国发出诏书，明确指出：“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①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太平之法，方可流行”，是指在灭陈战争胜利结束后，南北统一已经实现的新形势下，隋朝应由以往“干戈方用”的战争状态，转向当今“率土大同”的和平时期。开皇十四年(594年)四月，杨坚再次颁诏全国，强调了“天下大同，归于治理”②的重要性。可以明显看出，两次诏书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杨坚顺应新形势发展需要而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思想。隋朝由战争转入和平以后，摆在封建王朝面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在上述杨坚所颁诏书全文中是有明确规定的，概言之，就是要求全国上下集中精力开展以“文治”为中心内容的和平建设事业。根据文献所载隋朝的实际作法，可以看出，杨坚在实施战略转变以后，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开展建设事业的。在政治建设上，杨坚主要采取“制礼作乐”③和加强吏治、法制等措施，建立以维护隋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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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朝统治为根本目的的封建政治秩序。在经济建设上，杨坚通过继续推行均田制，采取减免赋役、兴修水利、救灾济民等措施，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文化建设上，杨坚采取搜求“遗文旧物”①和普建庠序等措施，弘扬传统文化和发展学校教育。
加强军队与国防建设，这是隋朝实行战略转变以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在由战争转入和平以后，军队的职能是什么，还要不要加强建设，杨坚对此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在开皇九年四月颁布的诏书中，杨坚认为在平陈战争胜利，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虽然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活动应当停止，即所谓“戎旅军器，皆宜停罢”③，但军队“禁卫九重”和“镇守四方”③的职能仍然不变。在国家实施战略转变以后，依然不放松军队与国防建设，这是杨坚军事思想的最为可贵之处。根据史载可以看出，杨坚在实行战略转变以后，为加强军队与国防建设，主要采取以下重大措施：1、完善府兵制度。在继承西魏创建的府兵制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改革与建设，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十月，颁诏明确规定：“凡是军人，可悉蜃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④这样，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实行“兵民合治”、“寓兵于农”的新型府兵兵役制度，则完全确立起来。2、实行兵符制度。隋朝实行战略转变以后，杨坚先是于开皇九年闰四月，“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⑤；后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十月，再次“颁铜兽符于骠骑、车骑府”⑥。实行兵符制度，有利于隋朝封建中央对军队的统一管理与指挥。3、收缴兵器，禁止私造。开皇九年四月，杨坚下诏实行战略转变以后，曾规定：“人间甲仗，悉皆除毁”⑦；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兵器，并规定除“关中缘边”地区外，一律禁止私人制造兵器。⑧杨坚这样做，其主要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封建国家对武器装备的控制，以维护隋王朝的封建统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能够私造兵器的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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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⑦⑧《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⑥《隋书》卷二《高祖纪下》。铜兽符，当为“铜虎符”，唐人讳改。
拥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官僚地主，而一般贫苦百姓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因此，杨坚禁止私人制造兵器的措施，主要还是针对那些不法官僚地主而发。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在其所颁收缴江南私造大船的诏书中，指出：“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①从上述诏书的全文看，杨坚此项收缴私船的措施，显然是针对开皇十年江南地主武装叛乱而发。因此，这一措施的实行，除有防范群众反抗之企图，还有反对不法地主反叛、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一面。
从上述四个方面不难看出，杨坚作为隋代著名军事家，不仅对战争和治军问题有其定见，而且尤在战略指导上有其独到之处，此点正是杨坚军事思想的基本特色。综观杨坚一生军事与战争实践活动，可以看出其军事思想发展脉络是，当南北分裂局面出现统一趋势之际，他不但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勇担统一全国的大任，而且善于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和具体实施计划，指导战争到胜利；而在取得北击突厥、南灭陈朝的胜利，完成南北统一大业之后，杨坚又能够顺应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时将国内工作重点由以往从事战争，转变为当今的和平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就。杨坚此种“自强不息，朝夕孜孜”②的进取精神，既是构成其军事思想精华的基础，也是促使隋朝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呈现“人庶殷繁，帑藏充实”③的兴盛局面的原因之一。
二、李密军事思想
李密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之一。他出身于将门之家，曾祖李弼，北周开国功臣、八柱国之一；祖父耀，北周开府，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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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隋书》卷一《高祖纪下》。
公；父宽，隋柱国、蒲山郡公，累世“皆知名当代”①。李密在前辈的教育和影响下，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隋大业初，以父荫任左亲卫侍等职，后遭炀帝疑忌而辞官归家专心读书，从师于国子助教包恺，学习《史记》、《汉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②；以其“才兼文武，志气雄远”③，而深受当朝宰相杨素赏识，并因此而与素子杨玄感结“为刎颈之交”④。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杨玄感乘隋炀帝率军远征高丽之机，于黎阳起兵反隋，并推李密为“谋主”（军师）；八月，玄感兵败被杀，李密则辗转逃往淮阳（治宛丘，今河南淮阳）农村，隐姓埋名，“聚徒教授，经数月”⑤。后在全国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推动下，李密毅然弃教北上，投奔了 瓦岗农民军。
李密参加农民革命斗争以后，以自己丰富的军事才学，积极出谋划策，为瓦岗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不断取得军事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赢得瓦岗军创始人翟让的充分信任，在广大将士的拥戴下，一跃而为瓦岗军后期的领袖。李密虽然并没能把瓦岗军的反隋斗争引向最后胜利，但综观其参加农民革命后的全部军事实践活动，可以看出，李密不愧是杰出的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他在领导义军开展反隋斗争中，无论是制定战略策略，还是指导作战、治军，都有可供后人总结和继承的成功思想和经验。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推翻隋王朝统治为根本目标的战略思想
这是李密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李密参加瓦岗农民军之初，该义军在翟让领导下，仅是一支“聚党万余人”⑥的小股农民军，它同当时许多义军队伍一样，既无明确的斗争纲领，又无巧妙的战略战术，主要活动在流经宋、郑二郡的汴水水域，以“劫公私船取物”⑦为目的。因此，瓦岗军在当时全国兴起的诸路农民起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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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⑥《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③④《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⑦《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伍中并无多大影响。李密参加瓦岗军后，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义军队伍，他以积极的态度向翟让建议，制定一个明确的反隋斗争纲领，以引导瓦岗军夺取更大胜利。李密在通观隋朝政局形势后，向翟让指出：“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刘、项奋起之会。一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①李密一席精辟分析和积极建议，翟让听后茅塞顿开，不禁“深加敬慕”②，完全予以采纳。不久，李密在建议袭取洛口仓以壮大义军队伍时，再次提出“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③的口号，又为翟让所采纳。这样，瓦岗军一个以推翻炀帝暴政、夺取隋朝政权为根本目标的战略计划，在李密的积极倡导下制定出来了。从此，瓦岗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很快便由“旦夕偷生草间”④的小股义军，发展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三大主力军之一。
李密以推翻炀帝暴政、夺取隋朝政权为根本目标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始于大业九年他参加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逃匿于淮阳农村教书的数月中。李密在此期间，由于目睹了广大农村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更加激起他对隋朝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他在自撰的五言诗中这样写道：“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⑤读此诗文，不难看出，这岂但是一首抒发个人“郁郁不得志”⑥的伤感诗，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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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⑤⑥《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又见《隋书》卷七十《李密传》，但诗文略异。一篇观点鲜明的讨隋檄文！诗中不仅饱含着李密对隋末黑暗社会的揭露（“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还蕴藏了他要奋起推翻隋朝统治的决心（“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李密把炀帝统治比作秦始皇暴政的继续（“秦俗犹未平”），而寄希望于继秦而兴的汉朝刘邦式的统治的到来（“汉道将何冀”），并决心作一个以推翻隋朝统治为己任的“世上雄”。这说明，李密后来决意投身于农民革命斗争洪流，绝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李密在写给泰山道士徐鸿客的招聘书中，明确地表白了自己参加反隋农民起义斗争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孤门承世胄，地藉余绪，平生大志，岂图富贵？只为时逢板荡，代属艰虞，厌海水之群飞，悯苍生之涂炭，便与二三人杰，百万武旅，欲受降于轵道，将问罪于商郊”；“除暴静乱，方称君子，赞我兴运，今也其时”。①可见，李密参加农民起义军的目的，不是为了贪图富贵，而是为了“除暴静乱”，推翻炀帝的反动统治，以拯救深遭涂炭的“苍生”。这标志着李密虽系“门承世胄”的贵族知识分子，但其阶级立场却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点恰是李密投身于农民革命斗争后，所以能够积极为瓦岗军出谋划策的原因所在。
（二）以夺取隋朝粮仓、壮大义军队伍为首要任务的扩军、建军思想
这是构成李密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李密在为瓦岗军制定了以灭隋夺权为宗旨的斗争纲领以后，始终把扩大义军队伍作为主要任务。为此，他受翟让派遣，往来于诸路义军之间，积极做义军的联合工作，终于把附近诸小股义军都团结在瓦岗军的旗帜之下。随着义军队伍的扩大，李密意识到，瓦岗军要想求得更大发展，进而实现“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总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建立一支兵强马壮的农民起义队伍，而要建立一支兵员雄厚的武装力量，必须首先解决义军赖以生存、发展的粮物供应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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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一三一《李密·招道士徐鸿客书》。
勤保障。为此，李密及时向翟让建议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①翟让听后欣然采纳。这样，李密所提出的“直取荥阳，休兵馆谷”的作战方略，便成为瓦岗军获取生存与发展条件的首要战略步骤。其后，瓦岗军在此作战方略的指导下，攻陷了隋朝富粮地区的荥阳郡所属大多数县城，歼灭了隋军中原主力之一的张须陀部，从而为瓦岗军的生存与发展，获取了有利条件。
在瓦岗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李密不但没有满足于既得的军事胜利，相反，他依据对整个斗争形势的分析，又在酝酿一个义军更大的发展计划，即夺取隋朝两大粮仓以壮大义军队伍的作战计划。他向翟让建议说：“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③李密此一建议的战略意图是，夺取隋朝粮仓以进一步扩大义军队伍，为进攻东都洛阳创造条件。不管选择洛阳作为实现“席卷二京，诛灭暴虐”这一总目标的首攻战略突破口是否得当（其后作战实践证明，选择洛阳作为瓦岗军的战略突破口，是李密战略决策的一大失误），而李密那种胜利面前不停步，敢于斗争、积极进取的思想，确是为起于“陇亩之间”③的翟让所不及的可贵之处。因此，李密这个夺取隋朝粮仓以扩大义军队伍的战略构想一提出，便再次为翟让所采纳。其后，李密与翟让率领瓦岗军先后攻占了隋朝兴洛仓（亦称洛口仓）和回洛仓两大粮储基地，并开仓救济饥民，深受广大群众拥护，远近民众纷纷参加起义军。从而使瓦岗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数十万“威声大振”④的农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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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装力量。
李密建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不仅仅注重从数量上扩大瓦岗军，更重要的是注重从质量上建设瓦岗军。史载李密非常重视军事训练，经他统御训练的义军，其“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①，这充分说明了李密从严治军的思想特点。正是在李密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治军思想指导下，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最能战斗的三大主力之一。
（三）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策略思想
这是李密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瓦岗军在李密的运筹之下攻占兴洛仓以后，又一举歼灭隋军主力刘长恭所部2.5万人。李密以其足智多谋和卓著战绩，而赢得了瓦岗军广大将士的信赖和拥护，翟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②。从此，李密便成为瓦岗军的最高领袖。统军作战的实践经验，使李密认识到，要实现灭隋夺权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不仅要从军事上给隋军以强大打击，而且还要从政治上给隋王朝以有效瓦解；只有把开展政治攻势与实施军事打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灭隋夺权这一根本目标。因此，李密在同年四月指挥义军袭占洛阳北之回洛仓以后，一面令部队据此仓城“大修营堑”③，从军事上做好进攻东京洛阳的准备，一面令记室祖君彦“作书以移郡县”④，以笔代剑，向隋王朝展开政治攻势。这篇长达近3000字的讨隋檄文，既表白了李密灭隋的坚强决心，又体现了李密斗争的策略思想。该文一方面以大量事实历数了隋炀帝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恃众怙力、穷兵黩武，妒贤嫉能、滥施淫威等十大罪状，揭露了在以炀帝为首的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下，“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⑤的悲惨社会情景，号召广大人民奋起推翻隋朝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它以犀利的笔触讴歌了“四方起义，足食足兵，无前无敌”⑥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指明了隋朝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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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全处于人所“共识殷亡”①的穷途末路，敦促广大“隋代官人”②要认清形势，“识机知变，迁殷事夏”③；规劝他们要反戈一击，投身革命，“共建功名”④；警告他们不要“守迷不反”⑤，否则将后悔莫及。
李密在指挥瓦岗军对隋军作战中，由于正确运用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首先给隋朝最高统治者以极大心理震慑，迫使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派人赴江都奏报，请求炀帝速返洛阳应付危局，并发出了“不然者，东都决没”⑥的哀鸣；而炀帝听后则“为之改容”⑦，一筹莫展。其次，大大加剧了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加速了以炀帝为首的隋王朝统治垮台的进程。李密发出讨隋檄文是在大业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而隋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李世民于晋阳起兵反隋是在同年五月十五日，这两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之如此紧密，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联系的。这从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起兵战略的一段对话可以得到印证。刘文静本晋阳令，“有器干，倜傥多权略”⑧。李渊奉命出任太原留守之初，文静察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⑨；其后，文静因与李密有连姻关系，而被炀帝下令拘捕入狱。在李密发出讨隋檄文后不久，李世民以探监为名，入狱与刘文静谋议起兵之事。文静指出：“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⑩李世民听后欣然采纳。于是，一个于晋阳起兵，尔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计划制定出来了。从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起兵时谈及“李密长围洛邑”一事来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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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⑥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⑧⑨⑩《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明李渊父子其后不久于晋阳起兵反隋，恰是在李密对隋朝统治者采取重大军政攻势的影响下发生的。李渊父子是隋朝统治支柱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的起兵反隋，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的进一步分裂和崩溃。可见，李密军政结合的策略思想的正确运用，起到了加速隋王朝灭亡的重要作用。
李密参加农民起义斗争以后，在其领导瓦岗军同隋朝反动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尽管犯有不可原谅的杀害翟让的严重政治错误和战略首攻方向选择不当的重大失误，然而，综观其参加和领导农民起义后的全部实践，可以看出，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瓦岗军的发展壮大所做出的业绩，却是光辉而不容抹杀的。特别是制定灭隋夺权的总战略决策、建设义军队伍、运用军政策略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李密军事思想，均是高出于同时期的其他农民义军领袖思想水平的。李密不愧是知识分子型的隋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