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中国 军事通史之08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出版书)》作者:朱大渭【完结】 > 中国军事通史之08两晋南北朝军事史.txt

第七章 东晋末年的农民战争第一节 东晋的腐败统治及社会矛盾的加剧

一、东晋末年政治的黑暗腐败

东晋是门阀士族执政的顶峰时期,高门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垄断高官显位的特权;在经济上有广占良田沃土、山川湖泽,以及合法占有供其役使各类劳动人手的特权;在法律上有减免处罚的所谓“八议”的特权,从而使高门士族成为封建统治最上层的一个特殊贵族等级。东晋王朝对士族官僚实行的种种优待,必然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大士族的特权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另一面便是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的萎缩,也即自耕农这一阶层的衰落。自耕农是东晋王朝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他们不断的破产,国家编户不断缩减,他们身上所负担的赋税徭役也就愈来愈重。

 东晋初年,大体沿袭西晋课田制度,“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斛同石)”①,平均每亩八升。至太元二年(377年),晋孝武帝改按田亩征租为按人口收租,“王公以下,口税三斛”②。太元八年(383年),“又增税米,口五石”③。不按土地而按人口征收田租,显然有利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士族官僚,而对自耕农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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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初学记》卷二十七引《晋故事》。

②③《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则大大加重了负担。东晋的户调按户征收,每年大约征布四匹。田租、户调是国家的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临时征发的苛捐杂税,东晋农民的赋税负担十分沉重。

徭役对农民的摧残更甚。东晋仍以16岁为全丁,13至15岁为半丁,全丁服全役,半丁服半役。按照朝廷的规定是“男丁,每岁不过二十日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①。从制度上看,徭役并不很重,但实际上朝廷并不按制度规定征发。农民负担的徭役远远超过朝廷的规定,如庾和在升平年间(357~361年)为丹阳尹,一次就“表除众役六十余事”,未除的当不在少数。因而农民常常“残形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②。可见徭役直接摧残劳动力,破坏农民生产尤甚。

 自耕农之外,东晋的佃客、部曲等封建依附人口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他们虽然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但失去人身自由,要遭受所属主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东晋在淝冰之战后,朝政大权落入皇室司马道子手中。当时孝武帝在位。他“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③。司马道子残暴昏蒲,执政后:“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④。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安帝是个白痴,朝政大权尽入司马道子之手,政治更加腐败黑暗。隆安元年(397年),青、兖2州刺史王恭以诛司马道子的亲信王国宝等人为名起兵,迫使司马道子杀王国宝。隆安二年,王恭再次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都起兵响应。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虽然施计使王恭部将刘牢之反戈,平息了叛乱,但这次叛乱的方镇各据一方,东晋政令所行只限于今江浙一带,也即会稽(治今浙江绍兴)、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永嘉(治今浙江温州)、东阳(治今浙江金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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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③《晋书》卷九《晋孝武帝纪》。

④《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安(治今浙江淳安西北)、吴(治今江苏苏州)、义兴(治今江苏宜兴)等8郡。这些地区本为南北士族麇集之地,百姓所受压迫剥削本来沉重,而这时东晋朝廷的财政及徭役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们头上,使其处境更为艰难。因此,浙东地区成为东晋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一场人民起义斗争正是在这里爆发的。

五 斗米道的广泛传播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始创于东汉。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是早期道教中两个最大的教派。东汉末年,当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时,五斗米道也在巴蜀地区举行了武装斗争。魏晋之际,五斗米道传入江南,开始在民间广泛传播。东晋葛洪以儒学入五斗米道,对五斗米道进行了一番改革,使其蜕变为封建地主阶级也可信奉和利用的宗教。此后,五斗米道逐渐在士族官僚中传播。当时如琅邪王氏、孙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会稽孙氏、陈郡殷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东海鲍氏、吴兴沈氏等都为五斗米道世家。这样,下层群众信奉五斗米道原始教义,并以此作为发动起义的组织纽带:更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晋孝武帝(373~396年在位)。时,钱唐人杜子恭为三吴(指会稽、吴、吴兴)五斗米道之道首。琅邪孙氏“世奉五斗米道”①。孙恩之叔父孙泰,曾师事子恭。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为三吴地区道首。孙泰信徒甚众,三吴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②。孙泰成为宗教领袖后,开始利用。五斗米道宣传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准备伺机起事。当王恭叛乱时,孙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③。东晋朝廷惧怕孙泰为乱,遂于隆安二年(398年)冬,诱杀孙泰及其六子。其侄孙恩逃亡海上,“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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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晋书》卷一百《孙恩传》。

复仇”①,这就埋下了起义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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