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六国的政治
十六国各政权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仅十余年，立国都不很长。各政权所占地区也大小各异，有的占有整个北方地区，有的仅居不足一州之地。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十六国各政权的政治状况也大不相同，一些立国时间短，占地面积小的政权，匆匆十几年，说不上有什么作为，政治上无可称述之处。另外一些立国时间较长，占地面积大，因而对历史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政权，在政治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也颇有可称述之处。因此，这里以几个较大的割据政权为主，对其政治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从统治方式上说，十六国各政权主要采用胡、汉分治，或沿用汉制两种办法进行统治。
胡汉分治以前，后赵最为典型。匈奴汉国在刘聪任国主时，灭掉西晋，占领了广大中原地区。随后，刘聪在其统治区内“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①。这里所设立的司隶、内史，便是专门用来统治汉人的，而所谓的“各领户二十余万”，则都是汉族百姓。与此同时，刘聪又在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②。单于左右辅及都尉，是专门用来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所谓六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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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指匈奴、羯、鲜卑、氐、羌、巴人6个少数族，另一种说法是有乌桓而没有巴人。立两套官吏班子，分别统治汉族和各少数族，这就是所谓的胡汉分治。在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下，国主以皇帝的身份为最高统治者。此外，由于少数族的传统，在皇帝之下又设大单于一职。大单于地位权势极高，仅次于皇帝而高居于百官之上，并常掌握重兵，一般由皇太子或其他亲近宗室成员担任。如刘聪在即位前，就曾任大单于，其即位后，又以其子刘粲为大单于。在十六国各少数政权中，大单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位。在胡汉分制的方式下，各政权除大单于、左右司隶、单于左右辅外，也设有其他官位。如刘聪就曾设置太尉、相国、太师、大司马等7公，并设有各种名号的武官。后赵石勒时，也采用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并为提高本族地位，规定称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使羯人高出汉人一等。
沿用汉制即沿袭汉族传统的统治方法，这在十六国各政权中有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完全沿用汉制，这以賨人建立的成汉和汉人建立的前凉等政权最为典型。如成汉，李雄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成都（今属四川）称成都王后，采用的是传统汉制。又前凉本为晋凉州刺史张轨之治地，至其曾孙张重华时称凉州牧、假凉王。张氏建立的前凉，沿袭的也完全是汉制。
十六国中另外一些政权，虽然也大体沿用汉制，但由于其少数民族的传统，又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这类政权以前燕、前秦、后秦等为代表。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是各少数族的贵族，他们在起事称帝王之初，都同时自称大单于，以证明自己是这一民族的最高首领。在建立政权后，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大体沿用汉制。如依汉制设立百官，地方上以州郡长官治理百姓。虽然他们曾一度保留大单于这一名号，并使其仅处于国主之下，有极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势，但其设置都未能保持很长时问。如前燕慕容廆在起事之初，即自称鲜卑大单于，后其子慕容皝于咸康三年（337年）称燕王，并接受东晋授与其“单于”的封号，慕容皝之子慕容儁也是身兼大单于、燕王两种名号。前秦苻健起事之初，也是自称大单于、大秦天王，及至其于永和八年(352年)称帝时，将大单于名号授与其子苻苌。后秦姚苌起事之初，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但他即帝位后，即废除大单于这一名号。上述几个政权所设大单于名号都未超过3世，前燕在慕容偶后、前秦在苻苌后、后秦在姚苌后，便不再设置大单于。这一类政权虽曾一度设置大单于，但未能长期保持下去，这是由于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数族，比那些实行胡汉分治的少数族学习汉制程度要广，因而实行汉制比较顺利。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在政治上一般以自己部族的少数贵族组成统治集团，以自己部族的部民为统治基础及主要的军事力量，用以统治和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其中有些政权也吸收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来维持和加强其统治。大体说来，除前秦、后秦等几个政权的某些时期外，各政权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缺乏有效的执政措施，因而也无建树可述。在这方面稍有作为的是后赵主石勒、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兴诸人。
后赵主石勒出身于下层，在位时比较留心政治。他在取得司（治今河南洛阳）、冀（治今河北临漳西南）、幽（治今北京西南）等州后，曾“阅实人户”①，实行固定数额的征收田租户调的办法，改变了以前大肆掠夺百姓的作法。他在夺取中原的过程中，注意吸收汉族士人参预政权，并一度采用魏晋的九品官人法，实行选举制度。此外，他在国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②。后又蜓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③。石勒还常“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④。石勒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兴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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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①。他自己也亲自巡行州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②。石勒励精图治，他曾“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靡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傥言也”③。并下诏说“有疑难大事，八坐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④。
苻坚在位时，重用汉人王猛，实行打击氐族贵族势力，加强前秦中央集权的政策，其结果大见成效，“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⑤。此后，苻坚又在王猛的辅佐下，推行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兴办学校等措施。如他曾“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⑥。他又“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⑦。苻坚曾数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史称他执政期间，“留心儒学”，“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⑧。
姚兴在位期间，也勤于政事，实行了不少改革措施。他在用人方面，以其叔父姚绪、姚硕德掌军事，以汉人尹纬为谋主，并广泛招揽人才。史称他“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⑨。他还曾进行法律上的建设，“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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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⑤《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二》穆帝升平三年八月。
⑥⑦⑧《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⑨《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之廷尉”①。当时“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姚兴自己也常“临谘议堂听决疑狱，于时号无冤滞”②。姚兴也很注意提倡儒学及佛学。当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③。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④。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当时“学者咸劝，儒风盛焉”⑤。天竺人鸠摩罗什，是著名佛教大师。姚兴将他迎至京师长安，亲自听他讲说佛经，并使他翻译佛经300余卷，亲自参加新旧佛经的考校。在姚兴的提倡下，后秦的佛教也很兴盛，“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⑥。此外，姚兴还曾下令，各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⑦。姚兴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在他执政时期，后秦是当时北方最为强盛的政权。
二、十六国的经济
从整体上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中古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南北对立，北方各政权之间战乱不已。由此带来的人民流散，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战争对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消耗等等，是造成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凋敝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建立十六国政权的各少数族贵族集团，在开创基业的过程中，常横征暴敛，或烧杀抢掠，各政权循环不已地重复这一过程，因而使十六国长时期社会生产无法在整体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某些政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为富国强兵以征服其他政权，也常在其统治区内实行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因而在十六国某些区域或某一时期内，社会经济也曾得到过局部的恢复和发展，这在一些政权的个别君主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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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赵石勒开创基业之初，为满足军队需要，大肆掠夺百姓的粮食，“时人谓之‘胡蝗”’①口同时，他在转战北方与各股势力的争斗中，为消灭敌对势力，其破坏性极大。但石勒在定都襄国后，便开始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他在攻占司、冀2州后，便以“司冀渐宁，人始租赋”②。及至占领幽州后，又“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③。这是采用魏晋以来的封建剥削方式，以固定的户调田租来代替以前的横征暴敛，对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同时，石勒还大力劝课农桑，派遣使者循行州郡，“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④。石勒自己在循行州郡时，特引见勤于耕作的百姓，赐与谷帛，以示鼓励。此外，石勒为节省粮食，还采取了禁止酿酒的措施。他曾“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⑤。由于石勒的上述措施，后赵统治区内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其从子石虎当政时，曾“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⑥。当时有如此丰富的粮储，显然是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的结果。
前燕前期，也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慕容廆曾说：“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⑦。到其子慕容皝时，更是“躬行郡县，劝课农桑”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慕容皝曾将自己的园苑全部赐与流亡至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地区的百姓耕种。并以国家的耕牛贷与他们使用。史称他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⑨。后他又采纳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对于“不能自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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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②③《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⑤《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⑥《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⑦《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载记》。
⑧⑨《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全无资产”的贫苦百姓，“各赐牧牛一头”①。对于“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②。也就是说，百姓使用官牛者不再采用公家收其十分之八的作法，而是依魏晋旧法按六四或五五分成。同时，慕容皝还提倡兴修水利，命令“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③。此外，他还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④。由于他实行上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因而前燕境内前期的社会生产，曾一度得到发展。
前秦苻坚在位期间，也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的一个时期。苻坚在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东晋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他在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同时，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史称他即位后，“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不久，他在登龙门时，“丐所过田租之半”，又以“是秋大旱”，“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在灭前燕后，苻坚又下令，“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以此鼓励人们归乡务农。为了抵御关中地区的干旱，他在境内推广区种法，“课百姓区种”。并“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同时，苻坚还提倡节俭。他“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以上这些措施，对于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因而在苻坚执政期间，“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⑤。由此可见，前秦境内社会经济不仅得到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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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⑤以上引文皆见《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恢复，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
三、十六国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少数民族由互相争斗进而融合的时期，十六国时期作为这一全过程的一个阶段，也具有这一鲜明的特色。但由于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还很深，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中民族斗争很突出，民族间的融合尚处于初步的渐进过程。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分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建立。这些少数族大多以本族贵族及部落成员为主要依靠力量，开创基业，建立政权。随后，便以本族成员为统治势力，压迫和奴役汉族及其他少数族成员。在十六国前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赵的前身匈奴汉国建立之初，刘渊便利用匈奴部民对于西晋王朝的民族仇恨及阶级仇恨，所谓“晋为无道，奴隶御我”①，以此激发部民起兵反晋。他知道自己起兵后，“晋人未必同我”②，所以他对于汉人采取烧杀掳掠的政策。当时广大汉族百姓纷纷结聚一处，建立坞堡自卫，便是刘渊这一政策的结果。匈奴刘氏建立前赵政权后，更是对汉族百姓实行残酷的奴役政策。刘聪在位时，实行胡汉分治，由于汉人不堪奴役，司隶部汉民逃离的有二十余万众。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在开始四处转战中，也是大肆杀戮汉人，他的侄儿石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③。石勒在建立政权后，虽然采用拉拢汉族士人的作法，以汉人张宾为谋主，并“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④；“不许侮易衣冠华族”⑤。但他同时又规定称呼本族羯人为“国人”，不许称“胡”，其政治地位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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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③《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④⑤《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族要高。在这种民族政策下，所谓不许欺侮“衣冠华族”，实际上很难作到，如后赵的汉族官员却曾被羯人白昼抢劫，而普通老百姓所受的奴役则可想而知了。石勒的继任者石虎，更是一个残酷压迫汉族和其他少数族百姓的暴君，他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当时一位沙门吴进称“胡运将衰，晋运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①。石虎竟然发京都邺城“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②。结果遇大雨暴风，“死者数万人”③。后来后赵瓦解，汉人冉闵亲率部众“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④。这一民族仇杀事件，正是由于后赵所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引起的。
十六国前期，前秦主苻坚是一位能够实行较为和缓的民族政策的君主。苻坚执政，大胆任用汉族士大夫，对于被他征服的各少数族政权的贵族，则都给予优待重用。他认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⑤。他比较平等地看待各族，主张各族应和睦相处，都是国家臣民。但由于他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没有重视当时民族矛盾还比较尖锐这一现实，对少数族首领阴谋搞分裂缺乏警惕，从而使其民族政策未能成功。正是苻坚对于民族矛盾的尖锐没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他在淝水之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前秦政权也因此而土崩瓦解了。
十六国后期，各政权中民族仇杀的事件已比较少见，但各政权大体上仍实行着以本族贵族及部民为统治基础，拉拢汉族士人大族为其所用，实行压迫和奴役汉族及其他少数族百姓的政策。东晋末年刘裕北伐，进攻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⑥。刘裕进攻后秦乏粮时，“百姓竟送义粟，军食复振”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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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⑤《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⑥《宋书》卷--《武帝纪》上。
⑦《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当他灭亡后秦欲从关中回朝时，当地父老流泪挽留，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①汉族百姓的上述行为，乃是南燕、后秦统治者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族百姓的奴役政策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过，在十六国1 3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民族矛盾和斗争，各族人民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换来的是各民族的了解和融合，最终出现了中古汉族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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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