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兵制的衰落
南朝时期，世兵制仍是主要的集兵方式之一，但在魏晋盛行一时的世兵制，到了这时已渐趋衰落。
魏晋以来，世兵称为“军户一。军户与普通民户分立户籍，其户籍由军府管辖，军户为世袭制，不经朝廷放免，子弟要世代为兵。由于长期韵战争褙耗、私家分割及兵士逃亡等原因，南朝世兵数量更渐减少。由于军户的身份卑贱，除了一部分罪犯或被征服者加入世兵队伍外，只能由世兵的子孙来补充，显然这些来源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整个南朝时期，世兵的数量在日益减少。此外，由于世兵身份地位的低贱，极大地影响了世兵的士气和战斗力。世兵数量的减少和缺乏战斗力，使南朝世兵制走向衰落。刘宋世，荆州刺史谢晦曾“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①宋文帝太子刘劭也曾“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②谢晦、刘劭2人都是在反叛时赦免军户的，其目的是拢络军心，使士兵为其死战。但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手段，正好说明了军户世代为兵的低贱地位，以及世兵制的必然衰落。刘宋文帝时，赵广起义，众至10万，围困成都。益州刺史刘道济以世兵战斗力不强，更怕其临阵倒戈，便下令“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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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
②《宋书》卷九十九《刘劭传》。
宁二郡”①。南朝统治者为了提高世兵的战斗力，常常以放免军户的办法，刺激世兵为其效力。如宋孝武帝曾下诏令“军户免为平民”②。封建统治者不断放免军户，显示着世兵制日见衰落的总趋势。总之，世兵制发展到了南朝，已经走到它的尽头，起不到维持封建统治的作用了。
二、公私募兵的盛行
南朝最主要的集兵方式是募兵，这是南朝军队兵员补充的主要来源。募兵，即指招募人丁自愿为兵。募兵可以选择身强力壮，身负军事技艺的劲勇为兵，因而募兵战斗力很强。南朝时由于世兵制的衰落，而募兵可以保证军队的来源和战斗力，所以南朝募兵制盛行。
南朝的募兵分为公、私两种。所谓公，指朝廷诏令允许的募兵；所谓私，则指将领或豪强私自募兵。
南朝各代的军队，大都依靠募兵补充。如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为进行北伐，“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③。宋明帝初即位，因四方反叛，从中书舍人戴明宝之议，遣黄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④。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时欲北讨，使（沈）勃还乡里募人”⑤。孙谦为巴东、建平2郡太守，“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⑥。萧齐时，防戍北边与北魏对垒的军队，多为募兵组成。齐永明十一年(493年)，为抵抗北魏军队南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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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四十五《刘粹传附弟道济传》。
②《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③《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④《宋书》卷八十三《黄回传》。
⑤《宋书》卷六十三《沈演之传附子勃传》。
⑥《梁书》卷五十三《良吏·孙谦传》。
扬州民丁，广设召募”①。南朝各代在有战事时经常下诏募兵，这些属于封建政权的公开招募。
南朝时期，不经朝廷允许的私家招募更为盛行。自刘宋泰始以来，内外战乱频仍，将帅各募部曲私兵。由于私家募兵毫无限制，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后下诏禁断，诏曰：“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日恒制……自今以后，可断众募。”②但此后私家招募之风，并未因此而减弱。齐末梁武帝起兵时，即“颇招武猛，士庶向从，会者万余人”③。梁末侯景之乱，江南地方豪强蜂起，他们的武装大都由募兵组成。陈武帝陈霸先以定侯景之乱起家，其军队亦由募兵组成。陈霸先为广州刺史萧暎之中直兵参军时，即“招集士马，众至千人”④；“益招勇敢，器械精利”⑤。陈霸先还使其侄儿陈蒨（即陈文帝）“还长城招聚兵众”⑥。最后终于组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三、四万人的精兵，陈霸先遂凭此夺得帝位，建立了陈朝。
总之，南朝募兵是军队的主要来源，通过招募集兵是最重要和普遍的方式。不论公私招募的兵士，都不是终身为兵，应募者在一定期限后，即可免除当兵的义务。而且募兵常有赏赐，待遇较丰，并因军功可升入统治阶层，因而募兵的身份地位较世兵要高，这样既扩大了军队的来源，又有助于南朝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三、强行征兵制
强行征兵制，指南朝封建政权强行征发民丁为兵。这种征兵制，也是南朝经常采用的集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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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②《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
③《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
④⑤《陈书》卷一《武帝纪》上。
⑥《陈书》卷十一《章昭达传》。
南朝各代遇有重大战事时，都经常征发民丁为兵，用来弥补兵力的不足。刘宋元嘉末北伐，即曾“发南兖州三五民丁”，并命令“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①。所谓“三五民丁”，即户有三丁者，出一人为兵，户有五丁者，出二人为兵。所征民丁接到命令后，要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如果违期不至，便要受到严惩。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②。而且要处以死刑。齐高帝曾令南兖州刺史柳世隆，“民间若有丁多而细口少者，悉令戍”③。这也是强征民丁为兵。永明十一年(493年)，北魏扬言南进，齐武帝遂“发扬、徐民丁”④预作准备。梁天监四年(505年)北伐，亦曾发民丁为兵。
此外，南朝的方镇刺史也常强行征集境内百姓为兵。刘宋荆州刺史沈攸之准备反叛，即曾“扬声讨伐，尽户发上，蚁集郭邑……遂使田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⑤可见沈攸之征发民兵之多。刘宋晋安王刘子勋反叛时，其长史邓琬征发“诸郡民丁，收敛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⑥
南朝的征兵制，似非常制，一般在有重大战事时为补充兵力，以临战应急之用，因而当在战事结束后被征兵士即解甲归田。征兵制下的兵士多来自平民百姓，由于缺乏军事训练，军纪和战斗力均很差。征兵制在南朝不是主要的集兵方式，被征兵士在军队中不占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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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宋书》卷九十一《孝义·孙棘传》。
③《南齐书》卷二十四《柳世隆传》。
④《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⑤《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⑥《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四、军队的编制及训练
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大致为军、幢、队、什、伍等单位。
南朝军队最高一级的建制单位是军，当时出兵防戍作战，一般皆以军为单位。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朝廷进讨雍州刺史袁顗殷孝祖为前锋都督，“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绎继至”。①南齐为防止北魏军南进，在边地设置重兵把守，于“梁山置二军、南置三军、慈姥置一军、洌州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洲置一军、蔡州置五军、长芦置三军、菰浦置二军、徐浦置一军”②。军的统军长官叫作军主，各军皆设军主、军副，负责指挥全军。
一军的统兵数为多少，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南齐豫章王萧嶷曾遣帐内军主戴元孙率2000人进至石头。齐末，石头军主朱僧勇率水军2000人归降萧衍。当侯景之乱时，梁荆州刺史萧绎（梁元帝）“遣步骑一万，使援京师。”另一处记载此事说，萧绎“凡遣五军入援京师”③。五军合1万人，也正好一军2000人。刘宋元徽二年（474年）桂阳王刘休范反叛，荆州刺史沈攸之遣二军主孙同、沈怀奥率兵3000入援京师，则每军为1500人。当邓琬反叛时，军主郭季之、苟僧韶率众3000，声援沈攸之。似亦为两军3000人，一军1500人。此外，宋刘子勋反叛时，曾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派军主张宗之率千余人助守。齐武帝也曾遣军主张应期、邓惠真率3000人袭豫章。梁代军主王怀敬也曾率千余人守怀静城。根据上述材料，这些军有兵1500人。另外还有一军领兵千人的记载。如刘宋明帝泰始初年，军主王敬则率兵干人隶刘怀珍出征。宋陈显达为军主时，领1000人守下邳。宋末平定刘子勋叛乱时，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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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②《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③《南齐书》卷四十四《萧方传》，《陈书》卷十一《淳于量传》。
将军吴喜派军主佼长生率兵1000人，乘轻舸二百，以为游军。
南朝一军所统兵力，何以相差如此之多呢？东晋南朝承袭西晋旧制，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次、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人。晋制王国置军，“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①。可见西晋以来，一军素有2000人、1500人、1 000人之分。据此，南朝一军兵力的正常编制，当为2000、1500、1000不等。据记载看，其中2000人、1 500人之军，多为中军或大州都督所统军队。此外，‘南朝时期凡带兵者，不论带兵多少，亦常称作军主。如刘宋黄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②。这类军主，统兵常不足千人，与正常编制下的军有所不同。
军以下的建制单位是幢，幢介于军与队之间，因此当时常将“军幢”或“幢队”并称⑨a刘宋竟陵王刘诞反时，其幢主孙安期“率兵队出降”。证明幢在队之上。幢是紧接军以下的一级作战单位。孝武帝刘骏起兵讨伐元凶刘劭时，即“分麾下以为三幢，（刘）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④。当时刘骏为江州刺史，这里的“麾下”当然不是指他的全部军队，而应是指他直属的一军。从史籍的记载看，幢主的地位不低，如刘宋蒯恩曾“以宁远将军领幢”。宁远将军虽为小号将军，但当时以小号将军出任幢主的却不在少数。张涣为江夏国侍郎幢主，卜伯宗为正员将军幢主。皇甫仲远为正员将军军副。这里的正员将军即殿中将军，与殿中员外将军相对而言。幢主卜伯宗为殿中将军，是宫廷宿卫将领，其地位当不低。他与军副皇甫仲远同为正员将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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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②《宋书》卷八十三《黄回传》。
③参见《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卷十八《礼志五》、卷六十四《何承天传》、卷九十九《二凶传》。
④《宋书》卷四十五《刘怀慎传附刘道隆传》。
然身份相当，其职位与军副相差不多。这表明幢是仅次于军、而高于队的一级建制。
那么，一幢拥有兵力多少呢？从宋孝武帝刘骏分其麾下为三幢看，幢之兵力当不会太少。又刘宋时幢主杨仲怀“领五百人居前”，后其“所领五百人死尽”①。则一幢有兵约五百人，一军分为三幢，似也合乎情理。《宋书·索虏传》说：“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这里虽指北魏军队编制，但也可作为南朝军队编制的参证。因此，一幢大致有兵五百人。幢的兵力编制，也有多于五百人的，如宋末，“幢主檀文起率千人戍西昌”②。大概在一军兵力多于常制时，则一幢的兵力也随之增多。
幢以下的建制单位是队。队是南朝军队编制中介于幢与什、伍之间的一级组织，队设队主、队副，负责指挥全队。
南朝军队一队所拥有的兵力，大约为50人。西晋皇帝大驾卤簿仪制规定中有步、骑兵卒30队，每队50人口刘宋“兼用汉、魏之礼”③，此仪制应与晋制相同，即每队50人，因晋与汉魏在制度上本是一脉相承。刘宋诸王常行随从不得过6队，如以50人为一队，则有兵300人，再加上“格置三百许人”④的随身白直、夹毂，已约600人。而王国置军，西晋时的下国仅有兵1500人。南朝各代王国领兵数一般已少于西晋。因而当时诸王常行所从用600人，已为数不少。如再增加，则与王国所领兵力不相协调。又刘宋王僧达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时，置佐领兵，“台符听置千人，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⑤。这里僧达所领兵数及每队人数皆超出常制，所以史家特指出八十人为一队。同僧达职衔相近的龙骧将军、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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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八十七《殷琰传》。
②《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③《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④《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王萧嶷传》。
⑤《宋书》卷三十五《王僧达传》。
阳太守虞丘进，“统马步十八队，于东道出鄱阳”①。如以50人为一队，总兵力则近1000，正好符合“台符听置千人”的规定。
从队主的身份看，其所统兵力也不会太多。刘宋宗越，出身补郡吏，刺杀父仇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②。宋衡阳王刘义季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③。他们或以身份卑贱的郡吏补队主，或家贫无以养母，说明其地位很低，统领50人之众是符合其身份地位的。
南朝队这一建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王镇恶讨刘毅时，“大城内，（刘）毅凡有八队，带甲千余……金城城内东从旧将，尤有六队千余人”④。这里队又似有百余人至200人许。刘裕北伐后秦时，派遣白直队主丁睥“率七百余人……为却月阵”⑤。这里一队又似有700人。前者为强藩所领军队，后者为抗击北魏骑兵的阻挠，因而其队兵力有逾常制，显是特例。
南朝军队最基层单位是什、伍，这是传统的基层建制。刘宋时，卜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伙”⑥。“伙”即“什”，每伙十人，正同于传统建制。，这里所谓“队将”，可能是泛指最基层军官，包括什长在内。从天生教同伙跳坑“并皆叹服”看，他大约是什长，依据惯例，什以下为伍，伍的兵力为什的一半，由五人组成，设伍长一人。
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战争频仍，各代都比较重视军队的训练。
南朝中军的训练在京师进行，训练时皇帝常亲自参加，颇具规模。刘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在京师建康专设宣武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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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四十九《虞丘进传》。
②《宋书》卷八十三《宗越传》。
③《宋书》卷六十一《衡阳王刘义季传》。
④此事为东晋末年事，但其制应与南朝相接，见《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⑤《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附朱超石传》。
⑥《宋书》卷四十一《卜天兴传附弟天生传》。
以操练步兵骑兵。此后，宣武场遂成为南朝各代训练军队的场所。刘宋孝武帝时，又在玄武湖大阅水师，所谓“大阅”，即检阅训练水军。随后玄武湖成为南朝各代训练水军的场所。
南朝各代皇帝都重视中军的训练，经常亲临现场检阅中军。宋文帝时，曾多次阅师讲武。孝武帝也曾大阅步骑水军。南齐时，齐武帝多次“讲武”，或至宣武场校阅步骑，或至玄武湖校阅水步军。梁代，中军训练仍依宋法。陈宣帝时，也曾在玄武湖大阅水、步、骑三军。
南朝中军的训练规模很大，自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以下的六军及中军的其他部分都要参加，有时参加人数达10万之多。训练时，不仅要操练队列，还要比试武艺。如南齐周盘龙即常在齐武帝讲武时，“领马军，校骑骋稍”①。
南朝外军也常进行训练，一般由各方镇都督刺史主持。梁武陵王萧纪为益州刺史“九日讲武，躬领幢队”②。梁豫州刺史夏侯夔任职7年，有部曲万人，马2000匹。史称其军“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③。所谓“服习精强”，即训练有素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