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南北政权总体上说,南朝军事力量弱于北朝,但一次作战的胜负,却并不完全决定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把萧梁两次北伐综合起来考察,其失败的教训大体上有3个方面。
第一,调兵遣将用人唯亲,北伐统帅用非其人。萧梁天监四年(505年)的北伐,梁武帝以其弟临川王萧宏为统帅,这是很大的失策。萧宏一生唯知聚敛财物,腐朽无能,未见他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梁武帝用萧宏统军北伐,完全是把军国大事当作儿戏。萧梁当时并非没有统军人才,像韦睿即是非常合适的人选。韦睿既富有军事天才,具有胆略,且久经战阵,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梁武帝对此,乃是十分清楚的。他起兵进军建康时,便曾起用韦睿担任留守郢城(今湖北武汉)的重任,并说:“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①韦睿后来出色地完成了留守任务。在第一次北伐中,韦睿亲率一军居于梁军最前线。当梁军大败之际,韦睿沉着冷静,亲自断后,全军而返。这些都说明了韦睿的军事才能。梁武帝怕军权旁落,用人唯亲,这显然是萧梁第一次北伐失败的沉痛教训。梁武帝之所以弃良将而不用,将军国大事轻托于很不称职的萧宏,这是同当时梁立国未久,朝野上下离心的阴影在武帝心中作怪分不开的。虽然他后来曾注意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但梁国初建时还无暇顾及。
第二,北伐缺乏周密的战略部署,也无一往无前的决心和勇气。陈庆之北伐,正当北魏大乱之时,但梁武帝此次用兵目的,只是想利用北魏宗室元颢控制北魏,实际上无意大举进兵,只派陈庆之率不到一万军队孤军深入。其结果,陈庆之虽然开始进展顺利,屡战屡胜,后来却因孤守洛阳,援军不继,最后全军覆没,陈庆之仅以身免。萧梁此次北伐的教训,在于缺乏周密的部署和通盘的计划。派陈庆之轻军深入,却没有进一步的相应措施。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过程千变万化,所以在用兵之前,需要有通盘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要有坚定的决心,进则全力以赴,以求必胜;不进则养精蓄锐,待时观变,力求掌握战争发展的规律,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萧梁第二次北伐,显然是想以陈庆之及其部属作赌注,以期赢得对北方的控制。所以萧梁对战争局势的发展任其自然,全无相应措旋。陈庆之进展顺利,不见有所接应,对其孤军深入的危险性,毫无警惕,其最后败退,又没有丝毫的救援。梁武帝的用心是很清楚的,即想用最小的代价去换取对洛阳以南的控制,根本没有下决心大举北伐。在此情况之下,陈庆之北伐全军覆没,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三,萧梁北伐时机选择不当。从军事力量上说,南朝弱于北朝,而南朝又缺乏战斗力强大的骑兵,这就更增加了萧梁北伐的难度。但这并不能说明萧梁北伐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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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得当,善于抓住战机,萧梁也可能取得北伐的局部胜利。梁大通二年(528年)元颢投奔萧梁之时,北魏人民起义如火如荼,朝廷军多次被起义军击败,其政权分崩离析,其军事实力在镇压义军的过程中被大大削弱,萧梁若于此时大举进兵,正合时机。可以说,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最好的一次北伐机会。但梁武帝此时却
不图大举,而只想派少数兵力利用元颢向北扩展势力,没有下决心通过战争逐步占领黄河以南地区。尽管如此,陈庆之进军仍取得了47战破32城,迫使魏孝庄帝弃京师而逃的辉煌战绩。北魏素称慓悍的骑兵多次被梁军击败这一事实,说明了北魏军事力量的削弱。如果梁武帝真下决心北伐,.调度有方,陆续增派大军援助,采取措施巩固所占之地,很可能出现对萧梁有利的局面。但梁武帝热衷于通过对元颢做傀儡来控制北朝,命令边界诸军按兵不动。这就给了北魏喘息的机会,当它镇压了起义军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梁军。而且当时梁军的敌人,已由腐朽的北魏朝廷变为新兴的契胡酋帅尔朱荣的强大骑兵势力,以致陈庆之最后全军覆没。这就是说,梁廷第二次北伐,‘虽时机很好,但梁武帝却不愿大举北伐。相反,梁廷第一次北伐时,北魏国势虽已呈衰败之势,但其政权尚称稳定,军事力量也还很强大。综观萧梁两次北伐,该大举进兵而不进,不该进却轻易进兵,不善于捕捉战机,没有遵守待机而动的用兵原则,这是萧梁伐魏失败的又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