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自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于寿阳起兵，仅7个月即攻破台城。他以不善水战的8000士卒，长驱直入，横跨大江，一举摧毁萧梁政权，这不是偶然的。侯景久经战阵，善于用兵，其行军作战，指挥灵活，变化多端，兵法谓“兵不厌诈”，这正是侯景用兵的一大特点。他对部下恩威并施，将士乐为其效死。同时侯景在东魏，专制与萧梁交界的河南地区14年，熟悉萧梁内情，他在讨梁檄文中，深刻揭露梁廷的腐败统治，在军事上集中打击以萧梁宗室为首的高门士族集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民，使其野心能够暂时得逞。从萧梁方面看，梁士族政权极端腐朽，在侯景叛梁之前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侯景正是利用了这些矛盾，才得以偷渡长江，攻破台城，横行江南近四年之久的。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萧梁政权的腐朽性，表现在军事上，是兵不习战，号令不一，其军队不堪一击，这也是侯景暂时得胜的原因之一。
侯景之乱是南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南朝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侯景之乱直接摧毁了萧梁政权，使继之而起的陈政权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大为削弱。自刘宋元嘉末年宋魏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北强南弱的趋势，至此更加明朗化，南北双方表面上势均力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陈朝的统治区域在南朝为最小，长江上中游的荆、益、梁、雍地区被西魏占领，而中下游的江北淮南地
区被北齐占领。陈立国“西不得蜀汉，北不得淮淝”①，局促于长江中下游的大江以南地区，因而陈朝在南朝各代中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弱。
第二，侯景之乱对江南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萧梁京师建康，是江南经济发达区，也是南朝政权财政的重要来源地。而持续近4年之久的侯景之乱正好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区。侯景围困建康台城数月，城中人口死亡殆尽，后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军平定侯景时，又抄掠百姓，烧毁宫殿，所谓“王师之酷，甚于侯景”②。建康地区遭此浩劫，其经济从此一落千丈。史称“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③的三吴地区亦是如此，侯景兵锋所及，烧杀抢掠，“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④。江南在侯景之乱中，人口损失严重，“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⑤。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下诏云：“自丧乱以来，十有余载，编户凋亡，万不遗一，中原氓庶，盖云无几”⑥。由于南朝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遭到摧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必然受到破坏，社会经济难以及时恢复。因而南朝“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狭小，指不足）”⑦。南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和不能及时恢复，使陈朝因境域缩小带来的实力削弱更为加剧，它已完全无法与西魏（后为北周）、北齐抗衡了。
第三，侯景之乱使江南的士族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萧梁时期，江南士族已日渐走向衰落，侯景之乱更使其受到沉重打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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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
②⑤《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梁纪十九》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
⑥《陈书》卷三《世祖纪》。
⑦《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此一蹶不振。侯景起兵之初，即有打击士族高门的企图，他曾“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①。侯景围攻建康时，“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②。由于建康是江南士族聚居之地，侯景军的锋芒又主要指向士族，因而被杀者大部分是士族。后台城遭围困数月，城中饥疫流行，人口死亡殆尽。史载：“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③。此后，西魏攻破梁元帝占据的江陵，元帝身边的官僚及士民10余万被掳北徙，“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④，“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⑤。经过梁末建康和江陵两次战乱，江南士族遭受到致命打击，士族势力从整体上说，受到极大削弱，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第四，侯景之乱为江南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本已趋向衰落的江南士族，经过侯景之乱的沉重打击，在政治上已一蹶不振。当萧梁王朝濒临土崩瓦解之际，江南的酋帅豪强势力乘势兴起，登上了江南的政治舞台。史称：“梁末之灾诊，群凶竞起”⑥。又说：“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⑦。陈王朝就是在酋帅豪强势力勃兴的基础上建立的，因而所谓“士庶天隔”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南方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势力大批地涌进陈政权最高统治集团。如果把梁、陈两代最高统治集团士庶比例作一比较，可以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梁代将相大臣共127人，其中高门士族109人，约占总人数的85%;庶民地主19人，约占总人数的15%。在高门大族中，王、谢、袁、萧4大族共68人，约占士族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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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③《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引《观我生赋》自注。
④《周书》卷三十-《周瑾传》。
⑤《颜世家训》卷三《勉学篇》。
⑥⑦《陈书》卷三十五《史臣曰》。
62%。这3种统计数字表明，梁代门阀势力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占绝对多数，他们把持最高统治权力。而王、谢、袁、萧四大族仅占将相大臣中士族23姓中的17%，却占士族总人数的62%。这又说明，王、谢、袁、萧第一流高门，在梁代上层统治中居于特殊地位。同时，梁代最高统治集团中，属于北方籍的共有110人，约占总人数的87%;属于南方籍的共有17人，约占总人数的13%。由此可知，从东晋以来，南方政权主要由北方南渡士族所掌握的局面，一直沿袭到梁代。陈代最高统治集团共有72人，高门士族共29人，约占总人数的38%;庶民地主共48人，约占总人数的62%。王、谢、袁（萧氏无一人）三姓共11人，约占士族总人数的38%。这3种统计数反映出，陈代最高统治集团士族人数，从东晋以来第一次退居少数。而且陈代最高统治集团中，属于北方籍的人物只有23人，约占总人数的30%;属于南方籍的共有54人，约占总人数的70%①。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陈代士族的衰落和南方豪帅的兴起。这是魏晋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历两晋、宋、齐、梁各代，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士庶组成结构带根本性的变化。侯景之乱给南朝政治和社会的深远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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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大渭《梁末陈初少数民族酋帅和庶民阶层的兴起》，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第四编 北朝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