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军队的基本编制分为军、幢、队、什、伍。
军是北朝军队基层编制中的最高一级，设军主、军副各一人，统率全军。如北魏明元帝泰常(416～423年)时，闻大肥曾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②南进。太平真君（440～451年）年间，太武帝曾命周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③。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大举南进，彭城王元勰等率“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④。这些记载，都说明军是军队组织的最高编制单位。军的指挥官是军主。如太和十一年(487年)，柔玄镇都将李兜抗击柔然，奚康生曾任“前驱军主”，率部下将士“频战陷阵”⑤，立下战功。魏将赵遐、邢峦、李仲迁、杨大眼、贺拔胜等人，都曾以军主统军出征作战。
——————————
①《周书》卷二十《尉迟纲传》。
②《魏书》卷三十《闾大肥传》。
③《魏书》卷三十《周观传》。
④《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⑤《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关于一军的统兵数，从史籍记载看，一军拥有的兵力多少不等。如北魏道武帝时设置军府，“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①。这里反映北魏早期每军五千人，以后逐渐减为每军千人。孝文帝时，章武王元彬讨吐京胡，有“甲卒七千，与胡对战，分为五军，四军俱败，（奚）康生军独全”②。此处康生以军主从征，每军为一千四百人。北魏一军的正常编制大约为千余人左右。上述道武帝一军置五千人似非北魏常制，而后“一军兵才千余”，却可能正与当时一军兵力相符，所以北魏有所谓“千人军将”的称呼。如尉拨，随太武帝“从讨和龙，迁虎贲帅，转千人军将”③。再如尧暄，也曾“为千人军将”④。这里的军将，大概是与军主同一级别的统兵官。又当时的柔然军制，是以“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⑤。柔然军制与北魏军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二者处于同一时代，又经常交战频繁，相互产生影响则是可能的。因而柔然的军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北魏军制的情况。北魏之后的东魏北齐在制度上“多循后魏”，军制应与北魏无大差别。而与北魏制度不同的西魏北周军队的基本编制，其最低一级仪同将军所领的一军兵力也为千人，这也应该是沿袭北魏军制而来。所以从大体上说，北魏以及北齐、北周，其一军的兵力约为千人左右。
军以下的编制是幢，幢设幢主、幢副各一人，统领全幢兵士。由于军、幢是序列关系，所以当时常“军幢”连称。如路思令在北魏末上疏时说：“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贵宠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⑥。张普惠上疏时亦称：“宁有岳牧、二千石、县令、
——————————
①《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附弟椿传》。
②《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③《魏书》卷三十《尉拨传》。
④《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
⑤《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⑥《魏书》卷七十二《路恃庆传附弟思令传》。
丞、尉、治中、别驾及诸军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预乎”①？此外，从官品上，也可看出军幢的序列关系。北魏、北齐官制，军主为从七品，军副为从八品，幢主为从九品，每级之间正好相差一品。一幢所统兵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与北魏同时的柔然，其军队编制每幢有兵百人，即所谓“百人为幢”②。据《宋书·索虏传》记载：“（汝阳）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则北魏军队一幢兵数远不止百人。大体估计，北魏一幢的兵力，似应有一百至数百人不等。幢主有时也称幢帅。如北魏末年，“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执刺史宋颍据州反”③。这里的幢帅，当即为幢主。
幢以下还有队的编制，队有队主、队副，统率全队。如魏孝明帝（516～528年在位）初年，赵郡王元谧为岐州刺史，时朝廷派台使至岐州，因“驿逻无兵，摄帅检核”。元谧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④。这里的队主，应是北魏军队编制中队的首领。一队所有兵数不明。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军队中“队”这一单位有些特殊的情况。如北齐皇太子卫队，其地位要高于一般军队编制中的队。从官品上看，皇太子的二卫队主为从五品，太子诸队主为从六品，太子二卫队副为正八品，太子诸队副为从八品。这里的卫队主地位比军主要高四品，诸队主比军主高二品，而军主的品级仅相当于二卫队副。显然，这里太子卫队或东宫宿卫的队，处于特殊的地位，而非一般军队编制下的队。
队以下是什、伍等传统军队编制。十人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归所属队主统带。
以上所述主要为北魏的军队编制，北齐制度大体同于北魏，西魏北周早期制度亦与北魏略同，后期虽建府兵，其军队基本编制应与北魏大致无异。
————————
①《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②《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③《魏书》卷九《肃宗纪》。
④《魏书》卷二十一上《赵郡王干传附子谧传》。
北朝军队的兵种主要是骑、步二种，其中又以骑兵为主。北魏前期，由拓跋部游牧部落成员组成的军队，全是擅长骑射的骑兵。由于拓跋部游牧民族的特点，早在北魏建国之前，拓跋部已有“控絃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①。直至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军队主要都是骑兵。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②，大举伐燕，所率都是骑兵。。因而后燕中书令畦邃说：“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③。后燕中山尹苻谟也说：“魏军强盛……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④。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校阅军队，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⑤。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南伐刘宋，“六师涉淮，登瓜步山观兵，骑士六十万，列屯三千余里”⑥。可见北魏初年四处征战的主要都是骑兵。神瑞二年(415年)，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发生饥荒，群臣皆劝明元帝迁都。博士祭酒崔浩反对迁都，他说：“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于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⑦。从这里立论的根据看，也表明北魏军队尽是骑兵。
北魏前期在战争中偶尔也用少量步兵，如太武帝灭大夏的第二次作战，便曾用步兵3万人。孝文帝改制后，汉人开始正式负担兵役，北魏军队中步兵成份逐渐增长。因而北魏后期出兵，步骑混杂的情况逐渐增多，而骑兵单独出击的情况渐次减少。如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率师南进，共有“步骑百余万”⑧。延昌三年（514年），诏司徒高肇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步
——————————
①《魏书》卷二十四《燕风传》。
②《魏书》卷二《太祖纪》。
③④《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
⑤《魏书》卷三《太宗纪》。
⑥《魏书》卷一百零五《天象志三》。
⑦《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⑧《魏书》卷七《高祖纪》下。骑十万西伐”①。魏末，征西将军崔延伯进剿关陇起义军，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容甚盛”②。北魏中期以后这些出征作战的事例，都是步骑混杂使用。应当指出，北魏后期虽然骑兵已非唯一的兵种，并且在整个军队中的比例在减少，但由于骑兵冲击性大，机动性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仍是北魏军队的主力。
东魏北齐军队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很大。东魏北齐军队的主力是随高欢开创东魏基业的六镇鲜卑兵，以及原先北魏中央宿卫军六坊鲜卑的大部分。这些鲜卑兵是东魏北齐的中军，又大多数是骑兵，因而东魏北齐主管鲜卑兵的机构称作“内骑兵省”。东魏北齐京师宿卫，出征作战等都主要由鲜卑骑兵担任。东魏北齐的汉人兵则主要是步兵，因而主管汉人兵的机构称作“外步兵曹”。汉人步兵是东魏北齐的外军，主要担任州郡兵、镇戍兵等。但东魏北齐大规模用兵时，一般都步骑混杂和胡汉配合使用。
西魏北周军队也以骑、步为主要兵种，骑兵所占比例同样很大。如尉迟迥伐蜀，督开府将军元珍等六军，有“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③，主要是骑兵。大统四年(538年)，宇文泰增援洛阳，达奚武“率骑一千为前锋”④。步兵也是西魏北周军队的重要兵种，西魏北周朝廷派将出征，也常以步骑配合使用。如北周孝闵帝时，诏利州总管赵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仪同十人、马步一万”⑤，经略信州（治今重庆奉节）。建德五年(576年)，于翼迁任豫州总管，“给兵五千人，马千匹以之镇”⑥。这都是步骑混同配合的事例。
北朝时期，由于各代都曾与江南政权对峙，南北战争不断，因而在骑、步两大兵种之外，也还有一定数量的水军。早在太武帝
——————————
①《魏书》卷八《世宗纪》。
②《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
③《周书》卷二十一《尉迟迥传》。
④《周书》卷十九《达奚武传》。
⑤《周书》卷三十三《赵刚传》。
⑥《周书》卷三十《于翼传》。
神?三年(430年)，为防止刘宋军队北进，就曾“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①。孝明帝时，魏扬州刺史李崇因萧梁军北侵，“密装船舰二百余艘，教之水战，以待台军”②。后魏军围攻梁硖石城，李平负责指挥，令崔亮督陆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军击其东面”③。李崇派统军李神“乘斗舰百余艘沿淮与李平、崔亮合攻硖石。李神水军克其（硖石）东北外城”④，梁硖石守将赵祖悦投降。这说明北魏在与南朝交界的边境一带，有时配以少量水军作战。
从北朝整个军事形势看，由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方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统一江南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北朝的少量水军，一般为临时建制，根本不能同南朝的水军相匹。
二、弓、弩、矛、戈及其他军械
北朝军队使用的兵器大体还是传统的弓、弩、矛、戈等。
北朝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因而适合骑兵使用的弓、弩是北朝的主要兵器。早在拓跋部未形成国家之前，其部落联盟就有“控弦之士数十万”⑤。这里的控弦之士，就是指的手持弓箭的骑射战士。由于拓跋部是善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弓、弩既是猎取野兽_维持生活的工具，又是出兵征战、抵御敌人的武器。所以有所谓“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⑥的说法。这里的“三仗”，应包括弓箭在内⑦。终北朝各代，在军队中弓箭使用都非常普遍。北魏孝文帝世，咸阳王元禧上表请求加强北魏州镇兵的训练时曾说：
——————————
①《魏书》卷四《太武帝纪》上。
②④《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
③《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
⑤⑥《魏书》卷二十四《燕凤传》。
⑦唐释玄应《-切经音义》二十三《摄大乘论·刀仗》：“仗亦弓、矟、杵、棒之总也”。
“州镇兵人，或有雄勇，不闲武艺。今取岁暮之暇，番上之日，训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并教，使人闲其能，临事无阙”①。北魏招募兵勇，也以规定的“弓格”，即按照使用弓弩的力量和技术取人。北朝时期，由于弓箭使用的普遍，出现不少擅长使用强弓的勇士，如北魏卫王拓跋仪，“膂力过人，弓力将十石”。被人誉为“卫王弓”②。魏名将奚康生“性骁勇，有武艺，弓力十石，矢异常箭，为当时所服”③。他出任南青州刺史时，萧梁以康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两张，长八尺，把中围尺有二十，箭粗殆如今之长笛，送与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犹有余力”④。魏陈留王拓跋虔，“其弓力倍加常人”，能“一箭杀二三人”⑤。
弓矢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兵器，而且能远距离杀伤敌人，因而其威力较大。弩，是装有金属或木制发射机的改良型的弓。弩是古代的传统兵器，战国时已见使用。北朝时期，弩仍然在军队中使用。大概是由于弩较为笨重，不适合骑兵在马上使用的缘故，因而从史籍上看，弩的使用似乎没有弓那样广泛。但北朝时期，威力较大的床弩却在军队中得到广泛使用。如北魏献文帝时，源贺上表防御北边柔然入侵之策说：“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⑥。从上述数中可以看出，强弩以床论，型制较大，使用人力或畜力，因而还须配以六牛，作为运输和发射床弩之用。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张看，可能这种弩主要用于城防守备，而从其数量看，使用也不很普遍。宋代军事名著《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式样繁多的床弩，大概即由此演化发展而来。
————————
①《魏书》卷二十一上《咸阳王禧传》。
②《魏书》卷十五《秦明王翰传附子卫王仪传》。
③《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④《北史》卷三十七《奚康生传》。
⑤《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
⑥《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
矟，又称槊，实即矛。汉刘熙《释名》称：“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如依此说，则矟为骑兵马上所用之矛。北朝时期，矟也是军队使用的主要兵器，极为普遍。前引北魏咸阳王元禧上书所称“弓矢千矟”，可见矟是与弓矢一样为北魏士兵所必备的常用兵器。所谓拓跋部“马上持三仗”的三仗，其中当包括矟在内。如拓跋部成员来大干于明元帝朝任内幢将，“尝从太宗校猎，见虎在高岩上，大干持矟直前刺之，应手而死”①。当时的勇士常以使用大矟闻名，如北魏陈留王拓跋虔，“武力绝人。每以常矟细短，大作之犹患其轻，复缀铃于刃下……虔常临阵，以矟刺人，遂贯而高举”②。时人誉为“桓王矟”③。
弓、弩、矟之外，一些传统兵器如刀、戈等，也是北朝军队常用的兵器。如西魏北周的府兵即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④。
铠甲、盾等传统防御器械，北朝也继续使用。北魏名将崔延伯镇压关陇起义时，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⑤。这里甲卒指穿铠甲的士兵，铁马指装配铁甲的战马。北齐后主时，曾亲“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⑥。这是指在正式出战前，要配穿铠甲。北齐清河王高岳，“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储甲千余领”⑦。西魏时，宇文泰曾“以所著铁甲赐（田）弘”⑧。邙山之战时，西魏将蔡祜曾“著明光铁铠”⑨。前述西魏北周府兵所穿铠甲，是由国家资给的。
————————————
①《魏书》卷三十《来大干传》。
②《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
③拓跋虔死后谥陈留桓王，故称“桓王矟”。见《魏书》卷十五《秦王翰传附予卫王仪传》。
④《北史》卷六十传论。
⑤《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
⑥《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高俨传》。
⑦《北齐书》卷十三《清河王高岳传》。
⑧《周书》卷二十七《田弘传》。
⑨《周书》卷二十七《蔡祐传》。
除弓、弩、矟、戈、刀、铠甲等单人使用的军械外，北朝历代军队也常在攻城中使用大型攻具。如北魏泰常八年(423年)，魏军攻打刘宋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北），先用虾蟆车二十乘攻城，后又用撞车攻城，皆被宋青州刺史竺夔所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南进，在攻打悬瓠（今河南汝南）时，曾用冲车攻城。后攻打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又曾用钩车、冲车等攻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东魏丞相高欢围攻西魏要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也曾“起土山”，“造攻车”，其攻车威力极大，“车之所及，莫不摧毁”①。
北魏早期，军队本以骑兵为主，长于略地，短于攻城。如太武帝伐刘宋，号称百万之众，虽占有长江以北六州之地，但“六州城守未尝失也”②。即六州州城和主要镇戍，大多未攻下，以致太武帝最后不得不退兵。随着军队中步兵比重的增加及攻城的需要，北魏逐渐重视攻城之法，于是原先本为鲜卑骑兵所不熟习的各种攻城器械渐被推广使用。
前面列举的所谓虾蟆车，是特制的大型车辆，上覆以生牛皮，攻城将士伏于牛皮之下，再用人力推行，因人在牛皮下，攻城时敌弓箭不能伤。
撞车，是上边设有撞木的特制的车，撞木上裹以铁叶，逼近敌城时，以撞木撞城③。
钩车，与撞车类似，但车上不设撞木，而是设一长钩，用以钩垮敌城墙④。
冲车形制不见于记载，从名称上看，大约是如撞车一类的攻具，只是冲击城墙时用的可能不是撞木。
北朝时期，弓弩稍矛戈、刀剑铠甲及大型攻具等多种军器械，
——————————
①《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正月胡三省注。
③④见《武经总要》卷十二及卷十《双钩车图》。
一般由国家统一制造、统一管理、统一发用。
北魏天兴二年(399年)道武帝拓跋珪在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第二年，便“增启京师十二门。作西武库”①。天赐元年(404年)，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②。这是北魏政权最早设置的储存军械的武库及制造军械的场所。此后，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代皆由国家设置武库，以作储存保管军械之用，并设专司掌管武库。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宣武帝曾下诏云：“比军役频兴，仗多毁败，在库戎器，见有无已。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须充积，经造即殷，非众莫举。今可量造四万人杂仗”⑧。由于当时武库中军械匮乏，所以要制造四万人的杂仗以备急用。东魏北齐时，中央也设有武库，其京师邺城“北城有武库”④。西魏北周亦有武库，保管兵器。
北朝武库的主管长官皆称为武库令。但武库令所隶属的机构，各朝却略有不同。
北魏前期，武库令的上级主管长官，似无定职。如明元帝(409～423年在位)世，屈垣为将作监，“统京师诸署”⑤。其统似应包括武库令在内。太武帝至孝文帝改革前，北魏诸曹尚书中有库部尚书一人。从此职的权限看，似应掌武库事⑥。孝文帝改制后，尚书诸曹郎中有库部郎中一人，隶属度支尚书，掌管“戎仗器用”⑦事，武库令归其统辖之下。
东魏北齐武库令的隶属情况，大抵与北魏后期相同，除库部郎中外，又有卫尉一职，亦统领武库令。
西魏军政大权在丞相宇文泰手中，武库也由相府属官掌管。如
——————————
①②《魏书》卷二《太祖纪》。
③《魏书》卷八《世宗纪》。
④《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高俨传》。
⑤《魏书》卷三十三《屈遵传附孙垣传》。
⑥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⑦见《通典》卷二十三《职官典五》兵部尚书条。
周惠达任宇文泰大将军府司马，掌管“营造戎仗，储积食粮……以济军国之务，时甚赖焉”①。北同时，夏官大司马以下设武藏中大夫、小武藏下大夫各一人，掌管军械武库等事。
北朝历代军械的制造，由专门机构负责。
北魏道武帝（385～409年在位）时，设置“山东诸冶”，即足地方上制造甲仗的机构。太武帝(424～451年在位)世，苟颓迁任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②，也是地方制作兵器的机构。孝文帝（471--499年）时，沈保冲因军败罪，被“配洛阳作部终身”③。这里的洛阳作部，就是中央制造军械的机构。北魏制作军械的机构总归中央的太府（孝文帝改制前称少府）统辖。太府下分设左、中、右三尚方及诸冶东西道署等，分理中央和地方各制作机构诸事。
东魏北齐虽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也在中央设有军械制作机构。如东魏时，祖琏有罪，被高欢“鞭二百，配甲坊”④。甲坊乃是制甲仗的作坊。东魏北齐军械制作制度，大体同于北魏。
西魏军械制作制度，因其改革官制，在军械制作及管理机构名称及上下统属上与北魏有所不同。如薛善在西魏时任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⑤。北周夏官府设司弓矢中士、司甲中士、司稍中士、司刀盾中士，专管弓矢、铠甲、稍、刀盾等制造事宜⑥。隶属武藏中大夫、小武藏下大夫。军仗造好后，送武藏中大夫、小武藏下大夫保管。
北朝历代，各种军械在一般情况下都由中央直接掌管，派兵作战需要甲仗时，必须由主管部门拨发。如北魏宣武帝时(500～
————————
①《周书》卷二十二《周惠达传》。
②《魏书》卷四十四《苟颓传》。
③《魏书》卷六十--《沈文秀传附子保冲传》。
④《北齐书》卷三十九《祖埏传》。
⑤《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⑥王仲犖《北周六典》卷六《夏官府第十》。
515年在位），扬州刺史元澄请向南用兵，提出“须兵十万……但粮仗军资，须朝廷速遣”①。崔楷于魏末出任殷州刺史，到任后上疏称：“谨列所须兵仗，请垂矜许”②。这些都是地方官吏请求中央发给军械的事例。正因为如此，所以北魏宣武帝时曾下诏：“量造四万人杂仗”，以备各方使用。
三、军粮及军械供应
北朝军队的军粮供应，前后稍有不同。
北魏早期，军队成员大部分都是部落兵，战时打仗，平时从事畜牧业或少量农业生产。军队中没有专门的军粮供应机构，粮食给养等军资，除自己生产外，主要采用源于拓跋部落联盟时的掳掠方法解决，即所谓以战养战。如太武帝神廉元年(428年)北魏灭北凉时，军粮缺乏，命义兵将军封礼等抄略百姓，以筹办军粮。直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大军南侵，也还是“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抄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③。但实际上，太武帝世(424～452年在位)已有由国家筹划的军粮供应。如始光二年(425年)，太武帝就曾“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④。又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命薄骨律镇将刁雍及高平、安定、统万等三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⑤。此后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北伐柔然，有“骑十万，车十五万两”⑥，其中亦应有不少辎重车，军粮当属
——————————
①《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②《魏书》卷五十六《崔辩传附崔楷传》。
③《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④《魏书》卷四《世祖纪》上。
⑤《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
⑥《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辎重之列。献文帝时（466～470年在位），柔然犯塞，车驾亲讨，诏陆祓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粮，一委处分”①。然而直至孝文帝世以前，军粮供应的主管部门和具体供应办法，大约多是临时处置，没有明确固定的制度。
在孝文帝时，北魏开始有正规的军粮筹集供应制度。如延兴三年（473年）十月，“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②。这时的军粮办法，是将粮食折成资绢，交由将士自己随身携带，任其私用。如太和五年(481年)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③。徐州刺史薛虎子上疏说：“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④。这里所说州镇之兵的资绢，显然是由国家发给的。由于这种作法使将士“不免饥寒”，所以薛虎子建议说：“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⑤。北魏军士这种资粮自随的作法，虽然见于太和初年，但可能亦行之于前，而“人十二匹”的数量，大约是随戍守州镇的时间来定的。太和元年(477年)，北魏南部尚书皮喜讨杨文鼠于仇池，孝文帝诏令皮喜说：“今更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⑥。这里加给军粮一月，大约是军士在外征战时间超过预定期限，因而需要加给军粮，而其办法大约也是一月资绢自随。
北魏从孝文帝时开始，军粮一般皆由国家供给，并有正规的制度。像前边提到的任城王元澄征钟离时，请求“粮仗军资，须
——————————
①《魏书》卷四十《陆俟传附子陆截传》。
②《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③④⑤《魏书》卷四十四《薛野腊传附子虎子传》。
⑥《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附子喜传》。
朝廷速遣”①。孝文帝亲信大臣范绍回答说：“计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以向末，方欲征召，兵杖可集，恐粮难至”②。范绍认为时令已到秋末，十万兵士的军粮不易征收，因而劝元澄暂时不要出兵。他们两人所讲的内容，都反映出军队出征由国家统一供给军粮。
北魏自孝文帝改制后，军粮供应统一由尚书省掌管。如孝昌（525～527年）初，西道大都督萧宝夤上疏伪称军粮匮乏：“所统十万，食唯一月。”孝明帝闻言大怒，召主管人员责问，尚书令等委罪于度支尚书兼尚书右丞朱元旭。元旭“于御座前屈指校计萧宝夤兵粮乃逾一年，事乃得释”⑧。由此可知，北魏当时掌管军粮供应的部门是尚书省，具体主管部门为度支尚书及其下属度支郎中。从《魏书》列传有关资料看，任度支尚书和度支郎中者近二十例，其中除二例为太和年间事外，皆为宣武帝朝（500～515年在位）以后事，这可以说明孝文帝政制以后，才正式由度支尚书主管军粮事宜。前边提到薛虎子曾于太和五年建议废除“资粮自随”的军粮供应办法，而改为由军队兴办屯田，军粮由“内库”所出，这里的“内库”，应即指国家仓库。史称孝文帝采纳了薛虎子的建议。可能从那时起，军粮供应办法即由“资粮自随”，改为统一由中央或地方上的仓库拨给。当孝文帝改革官制后，这些事务即交由度支尚书主管了。
北魏的军粮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为国家征收的军粮租税，一为军队及州镇的屯田。
北魏时期，百姓每年都要交纳一定的租调，以充军粮。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④。孝明帝世，张普惠为西道行台，朝廷“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⑤。普惠至南秦州，“令送租兵连营接栅，
————————————
①②《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③《魏书》卷七十二《朱元旭传》。
④《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⑤《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相继而进，运租车驴，随机输转”①。
北魏州镇戍兵及一般军队都有屯田的任务，像前边提到的薄骨律、高平、安定、统万等镇运粟五十万斛于沃野镇的军粮，就是上述四镇屯田收获的粮食。正始元年（504年），侍中源怀巡视北镇，“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杖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②。文中提到储粮一事，所储粮食的来源，大约也是六镇诸镇屯田的收获。同年九月，宣武帝曾令“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③。内地军队也要屯田。宣武帝时（500～515年），为大举南侵，先“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④。范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勤于劝课，频岁大获”⑤。
东魏北齐时期，军粮供应的办法及主管部门等，大体同于北魏后期，军粮由国家统一管理供应。如武定八年（550年），东方老率军与西魏将陈忻战于石泉，“时东魏每岁遣兵送米馈宜阳，忻辄与诸军邀击之，每多克获”⑧。
北魏早期部落兵时期，各项制度还不完备，军中所用器械不少应出于部落兵私家。北魏末年，高欢起事山东，汉族士人各率私兵部曲响应，他们使用的军械也是出于私家。如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⑦。但一般情况下，北魏与东魏北齐的军械供应，都由国家统一制造管理和供给。前边讲到的北魏与北齐均由国家设置武库，军械制造完毕后入武库储存，战时由主管部门拨发军中使用。
————————
①《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②《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附子怀传》。
③《魏书》卷八《世宗纪》。
④⑤《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⑥《周书》卷四十三《陈忻传》。
⑦《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附弟季式传》。
西魏北周时期，军中粮用一般也由国家供给。如大统(535～551年)初年，赵肃任司州别驾，“监督军粮，军用不匮”①。宇文泰任大将军、大行台，出镇华州时，以周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总知后事。惠达“营造戎仗，储积食粮，简阅士马，以济军国之务”②。北周天和(566～572年)初年，陆腾进讨信州蛮，周武帝令辛昂从通州渠等地运粮以馈周军。
西魏北周军粮供应的主管部门，因北周改革官制而前后有所不同。西魏时官制同于北魏后期，主管军粮供应的也是度支尚书及其所属曹郎。北周官制中，职权等同于西魏度支尚书的是地官大司徒的下属民部中大夫，因而北周主管军粮供应的应是民部中大夫及其属官③。如北周孝闵帝即位，裴侠迁民部中大夫，主管仓库粮储，调拨军粮当为其份内之事。
西魏北周军队的主体是府兵，府兵的军械供应，分为自备与官家供给两部分。按规定，当时的府兵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矛、弩，并资官给”④。也就是说，府兵须自备弓、刀各一具，其余铠甲、矛槊、弩等军械，由国家统一供给。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魏北周的府兵主要来源之一是关陇豪右所率私兵部曲，因而在府兵制早期，府兵弓刀之外的军械常常是由带兵的关陇豪右供给的。所以文献上有府兵军械“六家共备”的说法⑤，这正是府兵早期制度所保留的痕迹。等到府兵制度发展完备后，府兵的甲、槊、戈、弩等即全部由国家供给了。
————————————
①《周书》卷三十七《赵肃传》。
②《周书》卷二十二《周惠达传》。 ~
③王仲犖《北周六典》卷三《地官府·民部中大夫》条。
④《北史》卷六十论曰。
⑤所谓“六家”是指西魏时实际统兵的府兵六柱国大将军。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二章第一节《六柱国领兵的由来及其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