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第一节 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和各类社会矛盾的加剧
一、孝文帝迁都改制后拓跋贵族的门阀化
孝文帝改制中的一条，就是仿照汉族士族实行门阀制度。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制定姓族，规定在鲜卑族中，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4姓为第一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8姓为第二等，以下再根据其先世的地位、官品分别定为姓或族，这些属于鲜卑族的门阀士族，称为虏姓。此外又给汉族士人规定等级，汉族门阀士族称为郡姓，如“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①。郡姓门阀依门第之高下，分为膏粱、华腴及甲、乙、丙、丁四姓：“凡三世有三公日膏粱，有令仆者日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②。姓族规定之后，孝文帝命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③。依此，吏部必须严格按门第来选拔人才。孝文帝规定姓族制度后，北魏的“以贵承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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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儒学中·柳冲传》。
贱袭贱”①的门阀制度便被确立下来，拓跋贵族也就在这一制度下完全门阀化了。
二、门阀政治的僵化及吏治腐败
孝文帝采用汉族的士族制度，对汉胡民族融合虽有促进作用，但胡汉各级门阀士族可以按等级享受入仕、免役、荫庇人户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种专重门第高低的僵化制度，给北魏的政治造成了很大危害，并使拓跋贵族在极度享受的士族生活中迅速地腐化，丧失了进取精神。
北魏初期不重门第，选拔人才“唯能是寄，不必拘门”②，当时“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③。所谓“唯能是寄”，实际上就是“唯才是举”，官职也没有清、浊之分。孝文帝建立门阀制度后，各级士族可以凭借姓族充任规定的官职，主观上不必再去努力进取，任职后也不用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虽然有考课制度，但主持者多为士族高门，他们必然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严重地腐蚀了北魏的各级官吏，他们不以政事为务，仿效汉族高门去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④；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⑤；章武王元融亦足以与元琛“抗衡”。尚书令李崇，“亦富倾天下”⑥。他们广占田园，对人民进行地租剥削，以供其穷奢极欲的享乐。可以说，北魏门阀化下的胡汉高门士族在生活上的腐化，比起西晋士族来毫不逊色，其结果必然是激化阶级矛盾。
同时，北魏门阀化后“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使鲜卑族中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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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
②③《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
④⑥《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条。
⑤《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条。
与非士族之间，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固定化，从而使身列军职的一些鲜卑平民失去了原先“不废仕宦”和“偏得复除”的权利，扩大了早已存在的鲜卑族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门阀政治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太和二十三年（49 9年），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元恪即位，他为政“宽以摄下”，北魏吏治从此日见衰败。北魏自宣武帝世起，朝中权贵大多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宣武帝世元晖为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①。孝明帝世吏部尚书元修义则“唯专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被人称为“京师白劫”的“大贼”②。北魏后期，地方官吏唯事聚敛，纵情盘剥百姓，政治更加腐朽不堪。
三、北魏政权对人民压迫剥削的加深
北魏政权腐败的另一面，就是通过征发赋税徭役，对人民加重剥削。封建政权的一切开支，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的钱财，最终必然会转嫁到人民头上。
地方官吏为搜刮百姓，在征收户调田租时，常加倍征收。如当时户调绢规定每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但官府征收时却常加大尺寸。如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③。由于调绢的“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但由于百官俸禄常用调绢发放，“人乐长阔”，于是地方官凡能征收“绢布精阔且长”者，常“横发美誉”④。因此，地方官征调绢皆用长尺，成为风气。此外，地方官征收田租，也常用大斗，人民的租调负担无形中增加一倍乃至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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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史》卷十五《魏宗室常山王遵传附晖传》。
②《北史》卷十九《魏宗室汝阳王天赐传附子修义传》。
③《魏书》卷七十六《卢同传》。
④以上引文见《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北魏后期，人民的徭役负担比田租户调带来的痛苦更深。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巩固京都洛阳，夺取南朝的淮南之地便成为北魏的重要战略目标，因而不断地发动南侵战争。寅武帝即位后，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治今安徽凤阳东北）、义阳（治今河南信阳），师旅相继”。这使人民的力役兵役随之加重，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百姓常常“率户从戎”，或“连丁转运”①。被征入伍的百姓，也要备受所隶将领的剥削奴役，所谓“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他们“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②。农民苦于兵役，被迫到处逃亡，其中有的“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③。甚至有不少逃亡农民，“绝户而为沙门”④。
北魏政权沉重的田租户调，以及徭役负担，迫使大批农民破产逃亡，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从而造成“通原遥畛，田芜罕耘；连村接闬，蚕饥莫食”⑤，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一切表明，北魏后期的各类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