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军事思想和战争谋略第一节 主要军事家的军事思想
一、杜预事略及军事思想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祖父杜畿，曾任曹魏尚书仆射，父杜恕，任魏幽州刺史。预自幼博学多识，明于政治兴衰之道。
曹魏末年，杜预以尚书郎入仕，后曾任相府参军。西晋建立后，杜预历任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等要职。在朝中任职期间，贾充等人定律令，杜预为之作注解。又受诏，制订百官考课升降之法。他在度支尚书任上，曾“奏立籍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①。皆被武帝采纳。杜预在朝7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人称他为“杜武库”②，言其胸中无所不藏，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从政利国利民。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密谋伐吴，当时赞同者只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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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祜、杜预、张华3人。咸宁四年（278年），杜预代替羊祜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主持伐吴的准备工作。杜预在襄阳，“缮甲兵，耀威武”①，采用分化离间之计，使吴主孙咕召回名将西陵督张政，而换为刘宪，后巴蜀水师顺流而下，刘宪军成“倾荡之势”。杜预做好对吴的战争准备后，上表请求即刻进兵伐吴。晋武帝回答他准备第二年（太康元年，280年）进兵。杜预以为时机难得，战机不能贻误，如果形势一旦有变，伐吴之事将难以成功。他在一月之中，两次上疏，陈述利弊，坚决请求进兵，使晋武帝终于下决心伐吴。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率大军自襄阳向江陵一线进军，一路攻城略地，计无虚算，又出奇兵过江，配合沿江东下的王潜水师作战。杜预攻克江陵后，吴地方官吏望风归降，预加以慰抚。晋武帝在进军之前，曾令王清水师在进至建平（今重庆巫山）后受杜预指挥。杜预深谋远虑，不争功贪利，闻知王濬水师东下进展顺利，便令其“径取秣陵（建康）”，不必受己节制。王清不受牵制，果然一路径进，势如破竹，吴军节节败退。当晋军取得重大胜利时，大都督贾充建议暂时退军，以图后举，这显然是贻误战机的错误决定。杜预得知，一面急表朝廷，力谏不可退军；一面继续挥军东进，最后一举灭吴。
灭吴之后，杜预进封为当阳县侯，食邑增为1600户，继续镇守荆州。杜预在襄阳大修水利，引用浩、清诸水，以灌田万余顷。又开通水道，“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②。史称：“江汉怀德，化被万里”③。又说：“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尊称他为“杜父”④。杜预忠于晋廷，“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⑤。他处事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⑥。杜预病卒于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终年63岁。杜预一生虽政事繁忙，仍不忘治学，曾专心研洽经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一书，留传至今，为研习《左传》经典之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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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撰《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等书。杜预一生兼资文武，其功业昭著，是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儒将。
杜预高瞻远瞩，有明确的备战意识和边防思想。他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因而“勤于讲武”；平时“屯兵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①。并重视国家边防建设，向晋廷上奏安边之策及论军事的重要性，皆被朝廷采纳。杜预继承先秦兵家富国强兵的思想，认为兵战必须建立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主张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加强畜牧业生产，使“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②。杜预以足智多谋著称，主张以武力平吴，实现天下一统，以“开太平之基”③。他善于分析敌我情势，指出决策应因时乘势，当机立断，不可延误战机，凡事当以利害相较，利有十之八九即应用兵。如一旦错过战机，“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敌军转而生计，有所准备，则“城不可攻，野无所掠”④，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
杜预在指挥战争中，注重以谋略取胜，主张避开强敌，集中优势兵力，乘虚破敌。为准备伐吴，他选精兵袭吴西陵（今湖北宜昌）；用离间计使敌临阵易帅，遂成倾荡之势。在灭吴之战中，进攻坚城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却围而不攻，遣军计取江陵上游孙吴之地。并出奇兵渡江袭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居要害之地，虚张声势，夺吴军心。待江陵成为孤城，其军心动摇后，晋军发起猛攻，一举破城。同时杜预认为临战敌我双方军情常变化多端，不应拘泥于开始时的战争部署。而要随机应变，以适应战情的发展。当灭吴之战的关键时刻，有人主张停战退兵。杜预力主乘胜进兵，认为“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⑤，结果如其所料。军中歌谣颂扬他：“以计代战一当万”⑥。史家称赞杜预“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⑦。其军事论述和战争实践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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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⑤⑥《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②《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载杜预上疏。
⑦《晋书》卷二十四《杜预传》史臣曰。
二、刘裕事略及军事思想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后迁居京口。史称其“家贫，有大志”①。刘裕最初入仕，任北府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
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义爆发，刘裕为北府名将前将军刘牢之参军，进剿义军。刘裕领兵军纪严明，屡次击败义军，表现其善于用兵，深为刘牢之所倚重。隆安五年(401年)六月，孙恩率舟师10余万进逼东晋京师建康，刘牢之屯兵东上，来不及回救。刘裕率将士倍道兼程赴援，以寡敌众，击败义军，以功封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卢循领导义军后，刘裕又于东阳、永嘉等郡击败义军，加彭城内史。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与刘毅、孟昶、何无忌等27人在京口和广陵两地起兵，讨伐篡晋的桓玄。刘裕率将士1000余人进兵建康，沿途亲临前线指挥，并执刀奋战，又巧施计谋，屡次击败数倍于己的敌军，一月之间便顺利地攻占建康，随后派刘毅等军攻取桓玄盘据的荆州（治今湖北荆沙）。义熙元年(405年)，刘裕彻底平定桓玄之乱，以功晋升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徐、青2州刺史。刘裕旋镇京口，改授都督扬、徐、荆等16州诸军事，领徐、兖2州刺史。至义熙三年(407年)，刘裕入朝任侍中、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控制了东晋军政大权。
义熙五年(409年)三月，刘裕率军北伐南燕。临行，他对南燕主慕容超“进据临朐，退守广固”②的战略布置，作了正确的预料和分析，从而抓住战机，一举突入大岘山，出奇兵袭击，攻占敌军事要地临胸（今属山东），将敌困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孤城之中。随即采用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吸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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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方人才为己所用，终于攻破广固，灭掉南燕。在战术上，他针对北方骑兵强大的特点，采用车战遏制骑兵的冲击，又以步兵与骑兵配合协同作战，大获成功，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此后，刘裕回师救援将被卢循、徐道覆义军围攻的建康。他利用义军在战略上的迟疑不进，组建军队，加强建康城防，稳住阵脚，待敌兵疲将老，然后开始反攻，并抓住义军多水军不善步战，及其以短兵器为主要武器等弱点，派朱龄石、索邈等人所领长枪大马的鲜卑兵与之交战，终于击退义军，保住建康，进而全部消灭义军。以后几年内，刘裕又成功地消灭了政敌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几股政治势力，强化了自己的执政地位。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再次率军北伐，进攻后秦。这次作战，在战略进攻上分两步，首先以前锋各路军队分进合击攻占洛阳；然后自己率大军北上，集中全部军力进攻后秦京师长安。同时在战略具体指挥上，他根据当时水运系统对己有利的条件，发挥东晋水军强大的优势，采用水陆联合并进的战术方针。当占领洛阳，夺取潼关后，他采用奇兵沿渭水从正面进攻，而以偏师从南面侧击，自己率主力为后继进攻长安。这些战略战术在灭秦实践中，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刘裕为了在政治军事上孤立后秦，也为了集中兵力灭秦，他对当时北方另一强敌北魏采取友好和解的策略，尽力不使与北魏的矛盾激化，同时也以相应布置预防不测。经过约一年的艰苦战斗，晋军终于灭掉了后秦。
刘裕历次的军事胜利，加之他实行了打击士族豪强，整顿吏治，减轻赋役，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革新，更提高了威望，其政治军事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在进军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受封为宋公，进位为相国，总百揆。元熙元年(419年)，刘裕进位为宋王。到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晋恭帝司马德文见大势已去，禅让帝位。刘裕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建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刘裕是为宋武帝。从此，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代。
宋武帝刘裕是南朝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执政时期，东晋南朝所辖区域最广，国势也最为强盛。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故，终年60岁。
刘裕深明战争取胜与政权巩固的相互关系，当政后首先“蠲除苛政”①，实行一系列政治革新，使封建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为以后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的战争观是“匡世拨乱，安国宁民”②，以及“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江而复旧土”③，即通过战争保卫封建政权，实现全国的统一。对内平息战乱，翦除异己势力；对外消灭北方割据势力，便是其对战争观的实践。刘裕北伐，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近后远，先灭燕而后灭秦。
刘裕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善于用兵，有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在战略指挥上，主张把握全局，知彼知己，料敌制胜，出奇用诈，避实击虚。在作战部署上，思虑周密，对攻击目标的先后，作战进行的各个阶段，后勤供应，以及战情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有精细的考虑和安排，并根据战情的发展，随时调整战略和作战部署。在战机选择上，常乘敌之危；在兵力部署上，利用正、奇、偏师，分进合击，配合作战，使敌顾此失彼，陷于被动。
他很重视兵种的配合和兵器的使用，从而在战争中创造有利条件，克制敌之优势。为了对付北方骑兵的强大攻势，他利用骑兵、步兵、水军、车军联合作战，特别是启用当时很少使用的数千辆幔车（防敌箭矢），组成方阵，车内战士使用大弩彭排，有力地扼制了敌人强大骑兵的冲击力和杀伤力。在南方作战，除多治水军，大舰重楼外，适时地使用北方具装铁骑冲垮敌军，表明其战略战术根据不同战争形势，灵活多变。l临战选准主攻方向，力避腹背受敌，对强敌来攻，主张先固守养锐，待其粮尽兵疲时伺机破之；对逃敌则穷追不舍，防其逃窜，捣其巢穴，务求全歼。注重以智取胜，如偃旗息鼓，佯装虚弱，多置旗鼓，张扬兵势；伪传讯息，混敌视听。在战争胜负的紧急关头，常出奇兵从间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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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②《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毁敌之辎重，或突破敌军要地，从而使战情迅速向有利己方发展。又善于凭借天时、地利等条件，施计用谋，如乘风纵火，以水灌城，迂回伏击等。发动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斗争，如释放战俘，“抚纳降附，采拔贤俊”①，利用降臣劝降，以瓦解敌之军心。
刘裕善于统兵和治兵，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②，以鼓舞士气。强调以法治军，恩威兼施，体恤部众，军纪严明。灭后秦后，将缴获的金玉珍宝，尽赐将士；战士“殒身战场，幽没不反者，赡赐其家”⑧。他主张选才用将，不重资历，只要才堪领兵，即使资浅名轻，亦委以重任。不求全责备，对犯有过失者，避短用长。在他的统御下，一批名将脱颖而出，在其指挥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因而取得了多次著名重大战役的胜利。
三、石勒事略及军事思想
石勒(274～333)，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族人，家世为羯族部落小帅。石勒成人后“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常代其父统领所部羯胡，“部胡爱信之”④。石勒小时贫寒，曾被掠卖为奴，后经主人放免为佃客。西晋末年，石勒招集王阳、郭敖等号称“十八骑”，参加各族人民起义。
东晋永安元年(304年)，匈奴刘渊起兵称汉王。次年，成都王司马颖故将公师藩以司马颖被废为名，自称将军起兵护颖。于是石勒与牧师汲桑率数百骑投奔公师藩，攻略晋各地郡县。不久，公师藩、汲桑相继兵败被杀，石勒转投刘渊。此后，石勒以刘渊部将的名义，利用与刘渊军协同作战的有利条件，凭借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转战于黄河中下游及江淮地区，屡次击败西晋军队，其部众发展到10余万人。永嘉五年（311年），石勒率军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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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③《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④《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西晋太尉王衍率领的晋军主力10余万人，晋军主力被消灭殆尽。随后，他亲率精骑3万，与刘曜、王弥等合军攻下西晋京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攻下洛阳后，汉国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征东大将军，石勒固辞不受。不久，石勒设计杀掉暗中图谋害己的王弥，将其部众收编于自己麾下，其势力进一步壮大。永嘉六年(312年)，石勒听从汉人谋主张宾之计，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开始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幽州刺史王浚派遣督护王昌率军与鲜卑段疾六眷等共5万大军来攻襄国。石勒几次派军出战，皆大败而回，其部众极为恐惧。这时采取张宾的正确建议，设疑兵之计示敌以怯，然后以精兵从突门直冲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段末柸营，结果大获成功，生擒段末柸，杀伤对方将士无数，获铠马五千匹。众将皆欲杀掉段末丰丕，石勒说：“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用矣”①。随后，石勒以段末柸为质请和，并遣侄儿石虎与段疾六眷结为兄弟，然后放还段末柸。石勒此计大见成效，“由是段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②。石勒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为消灭王浚作了准备工作。建兴二年（314年），石勒乘王浚势力渐衰，其内部离心离德之机，先示己之弱麻痹王浚，然后亲率轻骑远道奔袭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成功，一举消灭王浚，攻占幽州。建兴四年（316年），石勒又设计大破并州刺史刘琨所派箕澹军，并进而攻占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建立后赵政权。随后，石勒先后攻灭占领幽州的鲜卑段氏和割据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临淄北）的曹嶷等势力，全据冀、幽、并、青4州，其势力获得巨大发展。
石勒在四处转战的同时，还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赵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建兴元年（313年），石勒“以司、冀渐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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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②《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十》怀帝永嘉六年十二月。
始租赋”①。次年取得幽州后，又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石勒改变以前横征暴敛的作法，改用固定的封建租调制度，这有利于统治区内农业生产的恢复。另外，石勒对于汉族士人采用拉拢的政策，使其为己所用。在石勒起兵不久，他就将汉人张宾引为幕僚，对其言听计从，号为“右侯”。同时将汉人中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③。汉国建立后，以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并“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④。又“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⑤。此外，石勒在建国前后，还实行兴办学校、劝课农桑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大大有利于其国力的增强及政权的稳定。
石勒建立政权后，其国势的大发展，必然与前赵相冲突，双方的决战势不可免。东晋成和三年(328年)，石勒与前赵主刘曜在洛阳展开决战。两军接战，石勒以石虎率精卒3万攻击刘曜中军，另遣大将石堪、石聪各率精骑8千冲击其前锋，自己亲披铠甲，另率4万大军夹击刘曜中军。经过激战，石勒大破前赵军，生擒刘曜。经此一战，石勒消灭了前赵军的主力，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咸和四年（329年），石勒乘胜进军，肃清前赵残余势力，最终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石勒在灭亡前赵后，改称赵天王，行皇帝事，不久正式称皇帝。咸和八年（332年），石勒病卒，终年60岁。石勒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位由奴隶当皇帝的人，他是十六国前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石勒以奴隶出身，参加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成长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他在25年的戎马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战略指挥上，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304～312年）军事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西晋王朝。主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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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⑤《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芒是针对西晋洛阳朝廷政权。开始时由于敌强己弱，因而在战略上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流动的作战方式。遇强敌则迂回转移，以避其锋，遇弱敌则一战而歼灭之，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后期（312～329年）当西晋主力军被消灭，洛阳朝廷政权灭亡后，石勒步骑发展为10多万大军，敌强己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军事斗争锋芒主要针对西晋地方割据势力。这时在战略上有个大转变，即由流动式的作战，改为占领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政治军事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展，每攻城略地，设置守宰，统领甲兵，巩固占领区。
石勒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实行了包括战略和政略方针在内的4个要点：第一、不再进行流寇式的作战，建立以襄国为国都的军事斗争的根据地，然后“以保万全、制天下”；第二、“广积粮储”，即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以提供军事斗争所必须的人力和物力；第三、“西廪平阳”，即尊崇匈奴刘汉政权，结成反晋同盟，以扩大己方军事斗争的实力；第四、军事斗争的主要锋芒，针对西晋地方割据势力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逐步将其消灭。这个战略和政略方针中建立根据地即政权，是军事斗争的根本任务，也是为了军事斗争有稳定的立脚之地，以便于后方支持前方战事；广积粮储使军事斗争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尊崇刘汉是使军事斗争不致孤立无援，因而前3条都是为了保证最后一条，也即从军事上彻底消灭王浚、刘琨，以完成统一关东地区的大业。石勒在第二阶段战争中，正是在这个正确的战略和政略思想指导下，不断地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作战的胜利。
石勒在战争中，广泛争取和使用人才，集有识之士为“君子营”，利用其为军事斗争服务。重视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他的部属中出现一大批谋士、将领，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并注重军队纪律，争取群众拥护，史称：“军无私掠，百姓怀之”①。
在兼并战争中，石勒主张利用矛盾，分化敌人，避实击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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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东击西，或击敌要害，诡道取胜。临战以谋制敌，变化无方，遇联合之敌，则以金宝间敌离散，各个击破；遇围攻之敌，则乘敌远来，兵疲力竭，用奇兵击其精锐；或卑辞骄敌，伪示怯弱，乘敌懈怠而奇袭之；或诱敌轻进，设伏夹击；或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如战争形势不利，则知难而退，保存军事实力，体现其根据敌情灵活用兵的思想。其劲敌刘琨推崇他：“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①。石勒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一位著名军事指挥家。
四、崔浩事略及军事思想
崔浩(381～450)，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北方高门士族清河崔氏，其父玄伯明元帝朝拜天部大人、白马公，居门下，掌机要，深得明元帝宠信。崔浩自幼“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②。20岁时入仕为直郎，后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3朝。
明元帝时，崔浩任博士祭酒，始参军国大事。刘裕假道伐后秦，群臣以为“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③。崔浩反对说：纵使刘裕灭后秦，悬远难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两虎相斗而收长久之利，此为上策：明元帝迫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为裕将朱超石所败。明元帝恨不用浩计。刘裕前军至潼关，明元帝问浩：“以卿观之，事得济否？”浩对曰：“以臣观之，克之必矣”④。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虽灭后秦，但不能长守，“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边，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⑤。后终如浩所料，浩深得明元帝信任，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出浩手。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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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②③④⑤《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裕死，明元帝欲南伐。浩曰：“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明元帝不从浩言，议南伐“先攻城也？先略地也？”诸将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①。奚斤等率兵过黄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援军。明元帝大怒，亲自南巡，并拜浩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太武帝即位，崔浩任太常卿，仍参决军国大计。自此以后，崔浩力主进兵，并亲随太武帝远征。当魏军与夏军在统万城外决战时，会大风雨从东南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②，劝太武帝退军，崔浩反对退军，主张“宜分军隐出，掩击不意”③。太武帝从其计，一战攻克统万。当太武帝谋划进攻柔然时，内外大臣又都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崔浩又力排众议，坚持立即进军，并为太武帝规划了以轻骑远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具体作战方略。针对朝臣以刘宋会乘虚来攻为由，崔浩正确分析了南北形势，认为刘宋不会来攻，力劝太武帝按计划进攻柔然，后来事态的发展不出崔浩所料。神?三年(430年)，太武帝准备进兵消灭大夏的残余势力，北魏群臣认为南朝刘宋军队正集结于黄河一线，如其乘虚北进，北魏将会失去东部地区，太武帝为此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根据敌军态势，认为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度意”④。太武帝听后疑虑顿消，出兵一举消灭大夏残余势力。事后，遂迁升浩为司徒。太武帝讨伐北凉时，大臣李顺、奚斤等30余人以凉州没有水草为由阻挠，崔浩凭借其丰富的学识，引史实予以驳斥。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进兵，一举灭亡北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而凉州正如崔浩所说：水草丰美。北魏正是利用凉州到河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建立了河西大牧场，发展畜牧业生产。
崔浩学识渊博，天文、历法、史学，无所不通。北魏初期，朝廷刑律和典章制度，逐渐吸收汉族封建文化，多为崔浩所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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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而受到保守的鲜卑贵族们的忌恨。当太武帝命浩率大臣高允等人修撰北魏《国史》时，鲜卑大臣们利用此事陷害崔浩。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以修《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①，即暴露鲜卑贵族前期“国恶”的罪名被杀，时年70岁。
崔浩在军事上运筹帷幄，为北魏统一北方大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太武帝曾向人介绍说：崔浩“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②。又说：“朕……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③。崔浩作为军事家，其军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天时、地利、人事三位一体而以人事为先的战争胜负观。他多次论述战争时，总是从天时、地利、人事三方面作综合考察，以论证战争的胜败，预测战争的发展规律。他讲天时，着重于季节转变、寒暑移易、风晴雨雪等气候变化，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关于地利，指出舟行利于南方水军，平原和水草茂美处利于北方骑兵，浩翰沙漠利于轻骑长途袭击等。崔浩认为战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人事。他说：“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④。主张命将出师，乘衅伐敌，如敌人“强臣争权，变难必起”，“刑政残虐，入神所弃，宜先讨之”⑤。灭北凉前，崔浩指出：“牧健（北凉主）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⑥，结果一战成功。可见崔浩所论人事，包括敌我双方政治的稳定和动荡，最高统帅的指挥才能，物力和兵力的强弱，以及民心的向背等诸多主客观条件。
在北魏国势发展过程中，崔浩提出先北后南的战略思想，主张先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完成北方的统一，再向南发展。他在辅佐太武帝时期，北魏西有大夏、北凉，北有柔然，东有北燕，如轻率南伐，随时皆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因而在北方统一前，他主张对南方应采取息民备边，不轻率冒进的方针。关于北魏对外用兵几次关键性的战略决策，如始光三年(426年)大夏、刘宋伐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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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③④⑥《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⑤《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嵩传》载崔浩语。
为先，崔浩极力主张先伐大夏，结果魏军占长安，平统万，大夏很快衰亡。又如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北凉，群臣皆反对，唯独崔浩赞同，结果魏军大胜，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当北魏统一北方后，崔浩谋伐柔然，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征柔然，结果大败柔然，使其元气大伤，以后北魏便集中兵力对付刘宋。崔浩先北后南的主张，不仅避免了北魏两面受敌，而且有利于集中力量统一北方，加快了统一北方的步伐。
在战术指挥上，崔浩主张充分发挥骑兵的战斗优势，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术。对南方善于守城之敌，采取“分军略地”，使“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避免长期攻城不下，“挫损军势”①；对北方骑兵之敌，常采取轻骑远程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敌“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②。对北方柔然，针对其游牧民族迁徙无常的特点，或乘其冬季避寒，南来寇抄，设伏迎头痛击；或利用夏天柔然“散众放牧”③，采取闪电战突袭其畜群庐落，敌人必惊慌失措，从而歼灭之。此外，还采取坐观成败，使两虎斗面收长久之利；或拆散敌盟，攻其薄弱；或“击蛇先击其头”等战术方针。充分表现其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变化多端，以谋取胜的作战用兵原则。崔浩的军事论述，是继承汉族传统军事思想并总结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战争实践二者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④
五、宇文泰事略及军事思想
宇文泰(507～556)，字黑獭，北魏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鲜卑族人。北魏末年，宇文泰随其父宇文肱参加起义军，后归降尔朱荣。永安三年（530年），宇文泰随尔朱荣部将贺拔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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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④参考黎虎《崔浩军事思想述论》，载《北朝研究》总第3期。
关中进攻关陇起义军。贺拔岳死后，宇文泰代统其众，后遂以这支军队割据关陇地区。永熙三年（534年），魏孝武帝元修西奔关中，宇文泰奉迎他迁都长安，建立西魏”自己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身份执掌朝政。
西魏建立后，与东魏东西对峙，二者之间进行了长达10年的兼并战争。东魏地大物博，军事力量雄厚，执政者高欢意欲吞并西魏，屡向西魏发动进攻。宇文泰以不足10万人的军队与东魏20万左右的军事力量抗衡，毫无畏惧。他利用东魏军骄傲轻敌的弱点，先后取得潼关、沙苑等作战的胜利，歼灭东魏大量精锐部队。由于西魏军事力量寡弱，宇文泰征召汉人为兵，由当地大族人物统领。为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提高士兵地位，以加强战斗力，宇文泰于大统十六年(550年)实行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部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①。即统兵官不论汉人还是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旧姓，其所统兵士亦从主帅改姓。府兵的建制仿照拓跋部早期八部之制设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自己为八柱国之首，总领府兵，实为府兵统帅。另一柱国元欣仅挂虚名，实际统兵官为六柱国，这又是沿袭周官“六军”之制。六柱国之下设各种名号将军分统部众，总兵力近5万人。宇文泰创建的府兵制改变了北魏后期以来士兵地位低贱状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后来周武帝在此基础上扩大府兵建制，成为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军事基础。而府兵这种军制，更直接为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宇文泰在与东魏对抗的同时，又制定并实施了向西向南扩展的战略。魏废帝二年(553年)，宇文泰派遣大将军尉迟迥率骑兵2万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南），讨伐占据四川的南朝梁武陵王萧纪。是年八月，攻克成都。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又派遣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率步骑5万，征讨定都于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南朝萧梁政权。十一月，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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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军攻陷江陵，擒杀梁元帝萧绎。此外，宇文泰还在魏废帝二年（553年）四月，亲率精骑3万西征，渡过金城河，一直打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使吐谷浑深为震惧，遣使请和。经过一系列征伐，西魏的疆土向西扩至河西走廊，向南控制长江中上游。
宇文泰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锐意革新、励精图治的执政者。他初居相位之时，就“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①。他任用关中大族苏绰进行改革。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提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深受宇文泰的赏识，被他视为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宇文泰不仅将“六条诏书”常置于左右，而且“令百官习诵之”。并规定“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②。
在经济上，宇文泰在关中地区实行均田法，规定人丁给田100亩，有室者给田140亩。此外，还按照人口的多寡不同，每家给宅田5至3亩。在均田的基础上，还制定了赋役的征收标准，并规定“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③。此外，徭役也有所减轻。首先，服役人的年龄定为18至59岁，这比南朝男子服役年限有所缩短。其次，对每年服役期限也作了具体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
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④。这些措施及规定，对于发展生产，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无疑都有很大好处。
宇文泰虽然出身于六镇鲜卑，但他执掌西魏政权后，却能够热心于中原汉族文化，崇尚儒学。史载字文泰“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⑤。他执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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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②《周书》卷-十三《苏绰传》。
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序》。
后，立太学，并亲自把年幼有才学的汉人李昶送进太学学习。宇文泰还在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①。他还在学生中挑选德行淳美者，侍奉自己读书。薛慎、李璨、李伯良、辛韶、苏衡、夏侯裕、梁旷、梁礼、长孙璋、裴举、薛同、郑朝等12人都被选为奉读者。
西魏同东魏一样，都是六镇鲜卑酋帅南下中原建立的政权，因此，宇文泰也面临着如何解决鲜卑与汉族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在这方面，宇文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不仅用府兵制将鲜卑与汉人从制度方面联系在一起，而以其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干的汉人。如苏绰、卢辩，是帮助他制定国策的汉族人物，赵贵、李虎、李弼、杨忠、王雄、李远等是分统府兵的汉人将领。这些人在帮助宇文泰建立文治武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病卒于北巡途中，终年52岁。他是北朝后期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宇文泰是西魏最高军事统帅，在同东魏著名军事家高欢的长期军事对抗中，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表现出驾驭战争发展规律的能力。他在起兵之初，便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战略和政略方针，其要点如下：第一、走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逐步控制关中和秦陇地区，据其要害，作为军事斗争的策源地；第二，利用关中平原肥沃的土地，西南可扩展巴蜀之地，北进可发展畜牧业经济，积蓄物质力量；第三、招揽英雄，组成关陇军事集团，以观时变；第四、乘魏帝受“群凶”（指尔朱氏和高欢）挟持，迎其西迁，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与东魏高欢对峙，再待机实现北方的统一②。
字文泰深知军事斗争的胜利，离不开政权建设和经济实力，因而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整顿吏治，“位不虚加，禄不妄赐”③，并严格推行均田制，使西魏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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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书》卷三十五《薛善附薛慎传》。
②按《周书·于谨传》谨献策与宇文泰向贺拔岳献策颇相似，故被纳。
③《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活安宁，这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力量。他按照既定的战略和政略方针，在与东魏10年的战争中，运筹帷幄，胜多败少，从而使西魏由弱变强，其整体实力逐步超过了东魏，为北周的建立和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作战指导上，他主张审时度势，因情定策，出奇制胜。对于数路进攻之敌，主张先击败要害之敌，挫伤敌人的士气，进而获取全胜。在敌强己弱的形势下，．主张先避其锋芒，然后伺机歼敌。他善于利用敌之骄横、轻进，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或设伏克敌，或乘夜歼敌，从而以取得战役的全胜。对待俘虏，主张“释而用之”①。在沙苑之战中，即将俘获的东魏军选留2万以扩充军力，收到了“皆得其死力”②的效果。
宇文泰重视军队的建设和控制，以鲜卑原有的氏族制加强官兵关系，提高士兵地位，在实行均田制经济基础上创立府兵制，在形式上采取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设立6个柱国大将军，他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总领全军。同时，注意团结拉拢汉族上层，“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③，扩大兵源。府兵制一直延续到唐朝天宝年间，存在近200年，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宇文泰重视以法治军，恩威并用，严格执行军令：“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④。史称其行军布阵，“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狄毫无犯，百姓大悦”⑤。平侯莫陈悦后，“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⑥，从而加强了军队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宇文泰的用兵和治兵思想，是在汉族军事理论和鲜卑族军事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