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拓跋焘
二、高欢
三、韦孝宽
书末附图：
1、东晋灭南燕之战示意图
2、东晋灭后秦之战战略部署和夺取洛阳示意图
3、东晋灭后秦之战两军争夺潼关示意图
4、东晋灭后秦之战奇袭长安示意图
5、前秦灭前燕之战示意图
6、秦晋淝水之战示意图
7、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和魏军反攻示意图
8、东西魏潼关之战示意图
绪 论
在两晋南北朝324年（265～589年）中，只有西晋37年(280～316年)的短暂统一，从东晋(317～420年)建国开始，处于南北政权对立时期。南方东晋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宋、齐、梁、陈4个朝代（420～589年）。北方先经五胡十六国(317～439年)，当北魏统一北方约96年(439～534年)后，又处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对立时期(534～577年)，至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北方再度统一。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代周，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全国复归统一。
从西晋建立到隋的统一，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共建立过30个政权。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门阀政治；二是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30个政权中，由高门士族和各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共26个政权，占总政权数的87%。从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看，两晋基本上是门阀政治，从刘宋开始，士族走向衰落，到陈代士族完全没落，南方豪强酋帅兴起，这是两晋南朝在政治上的大变化。北方十六国前期民族矛盾较为严重，民族融合十分缓慢，十六国后期民族融合才有所发展，北魏统一后民族融合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特别是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经过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后，代北地区豪强酋帅兴起，并建立北齐、北周政权，北周灭北齐后民族融合才接近完成，因而由汉人隋文帝杨坚代周灭陈，实现全国的统一。北方在长期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中，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北朝后期民族融合完成后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它为隋、唐帝国的兴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阶段由于长期南北分裂，南方王朝不断更迭，北方民族关系复杂，在长时期内政权林立，因而充满着动乱和战争。当时军事活动异常频繁，根据粗略的统计，在324年中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400余次。从战争的性质看有三种类型：主要的是各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其次是各政权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再次是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战争。分裂和战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时代特征，尤其是十六国和北朝大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同汉族政权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主要靠军事征服进行统治，因而其武装力量极为强盛，军队数目非常之多。同汉族政权相比较，此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曹操统一了北方，朝廷征战的常备兵力大约有30万人。西晋朝廷军队的总数，大体上沿袭曹魏时期的规模而略有增加。十六国前赵主要统治关中地区，朝廷常备兵力近30万人。后赵灭前赵后极盛时，朝廷常备兵力当在50万人左右①。前燕仅统治关东地区，朝廷常备兵力有40余万人。南燕仅统治今山东地区大部分，朝廷常备兵力竟达42.3万人。前秦统一北方后，朝廷有常备兵力60余万人。北魏前期朝廷常备兵力最多时也达60余万人。十六国和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朝廷常备兵力，比相应的汉族政权的朝廷常备兵力，大约要高出一倍以上。再从魏、晋南征兵力同十六国、北魏南征或其他征战兵力相比较，十六国一些政权和北魏注重军事征服的特征就显得更为清楚。曹操征吴率军约16万人，加上荆州刘琮投降的军队，其总兵力也只有24万人左右②；西晋伐吴东西6路大军，其总兵力也不过20万人③。东晋成康六年(340年)，后赵石季龙将讨慕容虢，诏司、冀等7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④。东晋咸康八年(342年)，石季龙准备征伐东晋、前凉、前燕，诏徐、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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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冉魏承袭后赵武力，征战有30余万军队，再加上后赵东宫卫士10万，以及被冉闵屠杀的“羯士"和其他少数族兵士以10万计，共约50万，当不为过。
②《三国志·吴书》卷九《周瑜传》注引《江袁传》。
③《晋书》卷三《武帝纪》卷四十二《王潜传》。
④《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等11州三丁发二，五丁发三，州军齐集，其中仅造甲制船者就有67万人①。东晋建元二年(344年)，石季龙将伐东晋，“诸州兵至者百余万”②，只因太史令赵揽密言大时不利，才暂停军。东晋升平二年（358年），前燕慕容儁欲攻秦、晋，乃诏州郡校阅户口，“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③。由于刘贵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于次年（359年）冬州郡兵齐集邺城。前燕全境240余万户，以“三五占兵”推算，平均两户一丁，当有120万人，平均三户一丁，也有80万人。后赵将伐东晋所集兵力，仅州兵即为魏、晋南征兵力的5～6倍；前燕欲攻东晋所集州郡兵力，亦为魏、晋南征兵力的4～6倍以上。像后赵、前燕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境征兵，其征发丁壮的比例及集兵数量，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像石季龙东征西伐，仅州兵就征集160余万人，其穷兵黩武，尤为典型。前秦苻坚伐晋，东西3路大军近100万人，仅中路军就有60余万，其总兵力为魏晋南征兵力的5～6倍，其中路军兵力约为魏晋南征兵力的3倍以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分5路大军反攻刘宋，“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④。这里所谓“百万”为虚夸数，其实际兵力当在40至50万之间，为魏晋南征总兵力的2～3倍⑤。显然，后赵、前燕、前秦和北魏在征战中动用如此多的军队，乃是突出其军事征服的威慑力量。十六国和北魏政权的建立者，在实行军事征服和统治时，对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皆承袭其游牧经济时期青壮年男子全部为兵的传统，而且有的政权对汉族人民也大量征兵，所以其军事力量如此强大，与之相对立的汉族政权不能不相应地加强军事实力，从而决定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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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按：《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成帝咸康八年十二月条认为造甲制船者皆为州兵，是正确的。
②《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④《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十月。
⑤参见《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卷一百零五《天象志三》。
时战争规模很大。由于众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的军事统治，长期南北分裂割据，战乱频繁，战争规模宏大等所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各类政权的军制、主要兵种、战争形式和战略战术等都呈现出时代的特色。
这个时期军制的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晋南朝、十六国、北朝3个时期来叙述。两晋南朝为汉族封建政权，其军制历代沿袭，大同小异。在我国的封建专制时代，军权统于政权，政权统于皇权，所以皇权至上，这是历史的常态。两晋南朝由于高门士族掌权，有时重臣执掌国命，致使皇权受到了削弱，除少数皇帝（如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尚能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外，多数皇帝反而成了权臣手中的傀儡，所以这一时期的军事机构变化无常，常因人而异，军制混杂。两晋南朝的主要军队大致分为两大类，即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一部分担任京师卫戍，称为禁卫军，一部分屯驻京城附近的要冲之地，以保卫京城或受命出征。外军是中央军驻守在地方要镇的，由当地都督府统领，所以两晋南朝的主要军队通常称中外诸军。在军事统御方面，一般由尚书省所属五兵曹主管军队的日常工作，同时设中领军统领京城的禁卫军，设中护军统率京城外宿卫军，使之相互制约，直归皇帝统御。东晋以后中领军统属内军，指京城内外的卫戍部队；中护军统率外军，指属中央军驻守在各地区的部分。南朝基本上沿袭此制。由于南朝士族走向衰落，寒人兴起，君主利用寒人掌机要，专设制局监或外监军事机构，以侵夺中领军和中护军的权势。两晋南朝常由权臣执政，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表皇帝统御全国军队。当个别皇帝能掌握实权时，都督中外诸军事虽统御全国军队，但仍由皇帝下诏、尚书下符调动指挥中外各军。当皇帝无能时，大权落入权臣之手，或恢复丞相以统领军政，或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录尚书事以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而把皇帝架空。东晋多次权臣专政，南朝各代篡夺皇位，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
两晋南朝地方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的都督和刺史领兵制。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鉴于曹魏因皇室孤立而灭亡的教训，在称帝后不久，便大行封建制，分封了皇室宗王27个。宗王可依封国的大小，分别设置数量不等的军队，特别是任命宗王为都督一方的军事长官，让他们掌握国家外军的兵权，目的在于拱卫皇室，称为宗王出镇制。这种军制虽带来西晋末八王之乱的严重后果，但以后除东晋皇室衰微外，南朝仍在不同程度上沿袭此制，这成为南朝宗王起兵夺取皇位或叛乱的根源。关于地方军政体制，西晋初年，已有一些都督兼任州刺史。太康三年( 282年)，晋廷曾一度罢州郡兵，实行刺史不领兵，军民分治的政策。晋惠帝时又实行军民兼治，随着都督兼任刺史的普遍化，形成了东晋南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刺史领兵制，宗室或门阀大族大多以州刺史兼都督一州乃至数州的军权。他们所统领的军队，一部分是属于国家中央军的外军，另一部分是州郡兵。东晋以后个别方镇掌握的军队数量很大，从而“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以致有时形成方镇起兵叛乱的局面。
十六国的军事制度，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既有对魏晋制度的承袭，又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制度。而且在各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前期同后期的制度，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总的说来，前期的诸胡政权和每一个胡族政权的初期，大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在政权组织上一国设置两套班子，分府办公，各行其是，总统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这种组织形式表现在军事统御系统上，就是单于台和都督中外诸军事并设，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二者逐渐合而为一。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或者说文化起点不同，由分治到合治的转化进程也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由分治到合治。在实行胡汉分治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也是最高军事统帅，同时又保留了大单于的称号，以表示他们仍是少数民族的最高首领。上述政权组织形式，在诸胡政权建国的初期，是比较普遍的。此后，随着各民族学习汉制进度的加快，他们的政权组织及军事指挥系统便开始发生变化。以军事领导系统来说，各国差不多都设置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军事统帅。另外，还设置了许多不同品级的将军，分统中外诸军。在少数民族政权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都督中军和都督数州诸军事等高级统军将领，一般要由本民族、特别是皇族宗室子弟担任。也有个别学习汉制进度较快的政权，任命汉族官员担任高级军职。如前秦苻坚就曾以汉人王猛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但这毕竟是特例，而非常制。
十六国的外军，也是中央军的派出部队，由中央委派到各地的持节都督或镇将统领。十六国时期，在州—级政权中，大体上仿照两晋之制，实行军政长官互兼的制度，任命驻在各军事要地的统军将领，兼任所在州的刺史，或给州刺史加上持节都督的职称，兼统军事。有的既是少数民族首领，又是当地的军政长官。从制度上说，他们所统属的军队除州郡兵外，一部分属于中央军驻在地方上的外军，但实际上由于担任地方军职者，非皇室子弟，即创业元勋，或是带兵投靠的少数民族首领，他们往往视所统的军队为私人武装，或者招兵买马，筑城修堡，扩展个人势力，不听从中央的调遣，甚至闹独立性。这种制度，实是造成诸胡政权经常发生分裂的重要因素。
北魏的军队体制，由中兵、镇戍兵、州郡兵三部分组成。中兵又称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北魏前期，中兵多为鲜卑部落兵，当时向四处征战的主要是中兵。中兵的主要任务是戍卫京师、出征作战，但有时也戍卫地方要镇。北魏中兵的数量很大，前期动辄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人出征，大都属于中兵部队。北魏中兵领导体制，前后期有所不同。在前期，北魏主要是部落兵制，中兵的指挥权归皇帝直接掌握，下设八部大人制，实为部落联盟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孝文帝改制后，中兵的领导体制仿效汉制，设领军将军一人，总统中兵。领军将军权势极大，史称“总握禁旅，兵皆属之”①。此外，在京师四方设置关津，以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各领中兵镇守，另设护军将军统率四中郎将，以捍卫京师。北魏中期以后，尚书省设五兵尚书，专管中外军的日常工作。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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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十六《京兆王黎传附子叉传》。
皇权强大，虽设都督中外诸军事，但不像两晋南朝那样集军权于一身，所以不曾出现权臣任此职威胁到皇权的现象。
为了防御北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北魏在北疆和西北疆设置镇戍，派兵镇守，后来镇戍又设置于南部边界，这些守兵即是镇戍兵。镇戍兵的主要任务是戍边守土，战时也配合中兵征战。镇设镇将，戍设戍主，统率镇戍兵，镇将的地位相当于州刺史，戍主则常由郡太守兼任。各镇戍领兵数不等，一般说来，一镇有兵三五千人。州郡兵即州郡属下的兵，主要是为防范人民的反抗，维持地方治安而设置。北魏早在道武帝时期（386～408年在位），就曾明令“诸州各置都尉以领兵”①。
东魏北齐兵制，大体上沿袭北魏。只是在高欢执政时期，实行夷、汉分兵制。高欢起事之初，主要依靠六镇鲜卑兵，后来又接管北魏“六坊”鲜卑兵的主要部分。高欢基本上实行的是以鲜卑人当兵打仗，汉人务农纳粮服杂役的作法。虽有少数汉人兵，但与鲜卑兵分开，单立一军，由汉人将领统率。高欢曾在丞相府设骑兵曹、外兵曹，统率中军和外军。高洋代魏称帝后，将丞相府下属诸司合并尚书省，只留下骑兵、外兵二曹，改立为省，命亲信将领任二省长官，掌管兵事，直归皇帝统御。北齐时，挑选鲜卑兵中勇力超群者组成军队，号称“百保鲜卑”，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两晋南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实行的是世兵制，或称军户制。由于当时门阀士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在战乱中不断地扩充各类依附人口，侵占国家领民。为了保证兵士的来源，从三国各政权开始，便把一部分民户强制变为军户，他们不入郡县民籍，另立军籍，归各军府管辖。三国时，各政权军户都相当多，如魏文帝曹丕一次欲徙冀州军户10万户到河南，因有人反对只徙5万户。曹魏军户皆为西晋所承袭。西晋统一后，有人建议一次徙军户4万户到平阳以北，防止匈奴人的叛乱。东晋政权偏安江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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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户减少，只好把各种罪犯充当军户。南朝刘宋时沈庆之伐蛮，前后共俘蛮人20余万，并为“营户”，也即军户。十六国政权基本上为部落兵制，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男子多数为兵，组成强大的骑兵集团。有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时间较长的，也偶尔实行征兵制。北魏建国之初，主要实行部落兵制，后来也逐步实行镇户、府户即军户制。六镇兵民多是军户，经起义死亡流散之后，还有20余万。直到北周武帝时，还移并州军户4万户于关中。这个时期无论两晋南朝和北朝，都曾间行征兵制和募兵制，但世兵制始终是一种主要兵役制，这种兵制是为适应当时的战乱而设置的。军户子弟世代为兵，兵民分离，兵士一般是终身服兵役，父兄死亡，子弟替代。他们除战时打仗外，平时还要服各种苦役，因而兵士身份地位低贱；加之战争的摧残，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衰落，募兵制兴盛起来。
西魏北周实行的是宇文泰建立的不同于魏齐的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氏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①。这是说，统兵官不论是汉人或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兵士亦从主帅改姓。又仿照拓跋氏早期八部大人制立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在此之前已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总领军队大权，另一柱国大将军为北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没有实权，所以实际领兵官是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各柱国大将军领兵8000，总兵力近5万人。府兵仍由宇文泰统领。早期府兵包括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右”所领乡兵，没有一般民户子弟。府兵另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负担赋役，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轮流服役，战时出征。府兵制加强了官兵关系，提高了兵士的身份地位，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兵士的战斗力。北周武帝时，为扩大兵源，将府兵征召对象扩大至上等民户，后又扩展到一般民户。因为府兵可以免除赋役，人们纷纷应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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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而府兵人数急剧上升。至北周灭齐时，已拥有府兵20万人。隋文帝灭陈时，府兵已激增至50万人。北周府兵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军制，为以后隋唐所沿袭，而且是唐帝国前期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个时期战争的特点，同军队的类型、南北地理条件和气候是紧密相关的。由于长期南北对峙，东晋南朝立国江南，利用南方河流湖泊纵横的特点，大力发展水军。当时是我国历史上水军大发展时期，在战争中常使用舟师数万或十余万。而且由于南方军队作战总是离不开江河湖泊，因而即使步兵一般也具有水军乘船战斗的技术。实际上南方水军和步兵是不可分的，水军登陆即成步兵，步兵上船便为水师，这类事例在战争中常见。东晋南朝的主力军队虽有步、水、骑等兵种，但以步、水军为主，骑兵数量较少。水军的发展离不开各种战船和战舰，当时南方水军，所用各类大小战舰，种类繁多。而战舰既需要载重量大，所装兵士多，又需要船身高，能控制制高点；还要求机动性强，便于向敌人冲锋。因此，这一时期既有载重量大和船身高的楼船，以及载重量大和冲击力强的艨冲大舰，也有灵活轻便的各类快船小舰，在水战中相互配合，形成水战船舰编制中的完整系统。西晋准备伐吴时，命令益州刺史王濬大造楼船，方120步，能载2000名兵士。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道出门，其上能驰马往来。东晋末义军首领卢循等率水军沿长江而下，将士10余万，舳舻上千只，其中芙蓉舰千余艘，楼船百余只，“新作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①。刘裕为与之抗衡，也“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②。南朝后期，楼船的高度又有所增加。如梁末陆纳在湘州所造的青龙舰、白虎舰，舰高15丈，外用牛皮蒙舰身，以挡敌人的攻击。艨冲也是水军中的主要大型战舰之一，远望如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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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初学记》卷二十五《舟》十一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艺文类聚》卷七十一《舟》。
②《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冲没敌军小舰，在水战中屡显威风。艨冲小舰则是水战中常用的冲锋舰。刘裕伐后秦，王镇恶率水军逆渭水而上，乘艨冲小舰，行船兵士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皆惊以为神”①。用于作战的各类小型船舰，据记载有斥候、先登、赤马舟、艋冲、飞云船、飞鸟船、苍隼船等等②。斥候用于侦察敌情虚实，先登为水军前锋舰，以先登陷敌阵故名。艋冲用于冲击敌舰。赤马舟，其体赤色，疾如奔马。金翅、飞云、飞鸟皆形容其快速如飞，为冲锋型快速小舰。还有鸼?战船，两边有八十棹，是棹最多的战舰，所以“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③。
东晋初年杜搜起义水军中，新出现一种“桔槔”机械，打没官军“（船）舰二十余艘，人皆投水”④。南朝时桔槔发展为一种“拍”，常用于水战。拍即是利用杠杆原理，以拍击敌方船舰的一种战斗机械。据杜佑《通典·兵典·楼船》条记载，拍乃是一种抛车，是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块的远程发射武器，其威力很大。在南朝史籍中记大型战舰装置“拍车挣时，有的就直接记为“抛车”⑤。南朝时期比较高大的船舰上，普遍装置进攻性武器“拍”，使水战船舰进攻能力大为加强。如梁末徐世谱善水战，率水军拒侯景，乃造大舰、楼船、拍舰、火舫，以益军势。他在与景军决定性战役的赤亭湖之战中，“大败景军，生擒景将任约”⑥。陈初，侯瑱与王琳战于芜湖，“施拍纵火”⑦。同时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先锋发拍中于贼舰”⑧。章昭达平周迪、陈宝应于闽中，平欧阳纥于岭南，皆“装舻造拍”，大破敌军。此外，侯安都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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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八月。
②《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引《晋令》。
③《梁书》卷四十五《王憎辩传》。
④《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舟部·舰》。
⑤《陈书》卷十-《黄法X传》；《南史》卷六十六《黄法X传》。
⑥《陈书》卷十三《徐世谱传》。
⑦《陈书》卷九《侯瑱传》。
⑧《陈书》卷十一《章昭达传》。
异，异退岭谷间，安都因其山陇之势为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①。淳于量等平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②。南朝水师中大批“拍舰”的出现，以及“拍车”进攻型机械在战争中被普遍使用，乃是水军发展的一种重要标志，而且“拍舰”作为水师战舰的主要装备，一直保留到宋代。
由于东晋南朝水军大发展，当时南方造船业非常发达，无论朝廷或民间的造船工匠都相当多。有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可在短时期内突击造船，以达到突然袭击敌军的目的。如东晋末徐道覆义军在始兴准备北伐时，用原先保存的木材，尽力造船，只用了十多天时间，舟舰大备，义军10万，在湘江、赣水及长江中下游，曾大败东晋水军。刘裕为消灭义军，也是在短期内便装建成重楼大舰，组成一支强大的水军，最后将义军消灭。前者为民间造船工匠装建，后者则为官府工匠装成。隋灭陈后，南方曾一度混乱，隋朝廷为镇压南方叛乱，曾下令禁止：“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③。并将民间造船三丈以上的，全部没入官府。由此可见，南方民间和官府造船业之盛况，造船业的兴盛乃是水军发展的基础。
东晋南朝以步兵和水军为主力部队，虽然在北方平原野战中难于同十六国北朝的骑兵抗衡，但可以充分利用步兵攻守城镇，以及水军在江河湖泊中作战的优势，加上步、水、骑等军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以进行北伐或对抗十六国北朝骑兵的南进。
十六国北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们都属于游牧民族，骑马善射为其所长，因而这个时期是我国古代骑兵大发展阶段。骑兵发展的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十六国和北魏畜牧业经济都很发达，北魏先后有规模宏大的4个官办畜牧场，经常储备战马数十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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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书》卷八《侯安都传》。
②《陈书》卷二十《华皎传》。
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以备军国之用①。十六国政权之间的战争，动辄有骑兵数万或十几万，最多时达数十万。前赵中央兵力近30万，后赵中央兵力50余万，主要由骑兵组成。前秦苻坚伐东晋，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②，骑兵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为步兵的二分之一。北魏拓跋珪和拓跋焘平定中原时，常动用骑兵十几万，最多时达到40万左右。一个北方政权骑兵如此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骑兵大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乃是重装甲骑兵的出现。所谓重装甲骑兵，就是人和马都披铁甲的骑兵，当时称“甲骑”或“铁骑”。这种骑兵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装甲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突击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证明，人的甲胄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了。马的防护装备，在汉代才有皮革制的“当胸”，汉末正式出现了马铠。如袁曹官渡之战时，袁绍马铠300具操不足10具，可见当时马铠还很稀少。但只隔10年之后，曹操与超战于潼关时，曹军已有铁骑5000了。十六国北朝马铠有较大的发展，当时称为具装铠，已在骑兵部队中占相当大的例。据载，在十六北朝的战争中，铁骑常常成千上万，甚至有数万用于战场。如石勒在襄国保卫战中，大败鲜卑段疾六眷，击溃其兵5万，“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③。这里铁骑数为骑兵总数的十分之一。刘琨遣箕澹率军10余万讨石勒，澹大败，率千余人逃走，石勒获其铠马万匹，铠马数占总兵力的十分之一④。前秦苻坚派吕光定西域，率步骑7万，铁骑5000，铁骑数占总兵力的十四分之一。苻坚南伐，在让晋军渡过淝水时曾说：“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⑤。当时苻坚骄横，这个铁骑数有所夸大，但至少表明秦军中铁骑为数不少。东晋桓石虔战败前秦名将梁成，俘获其马数百匹，有具装马铠300领。桓伊在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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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载《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
②《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③④《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⑤《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之战中，缴获前秦马的具装铠100领，步铠500领。从以上两种数字比较看，前秦战马配具装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十六国后期南燕有步卒37万，“铁骑五万三千”①，铁骑数占总兵力的八分之一。刘裕伐南燕，燕军9万之众抵御，其中有“铁骑万余”②，铁骑数约占总兵力的九分之一。当时后秦姚兴扬言“当遣铁骑十万”③，以助南燕。此虽威慑之词，不足为据，但也反映后秦军队中铁骑不少。西秦鲜卑乞伏乾归时，共有军队约7万人，全为骑兵，有“铁马六万匹”④，足见其骑兵几乎全为铁骑，这大概属于特例。
铁骑在兵种中虽特具优越性，但其最大的弱点在于人和马匹的负担过重，降低了骑兵特有的快速性和机动力。因而从当时的战例来看，一方面是发挥铁骑在阵地战关键时刻以正面冲锋和侧击作用；另一方面是利用轻骑兵的优势，轻骑兵机动灵活，既具有冲击力，又能随机变换队形，还能快速远程袭击敌人。北朝常用轻骑兵远程袭击的战法，乘敌不备予以歼灭。当时轻骑兵远征，常备“兼马”，或称“马皆有副”⑤，即每个兵士有正马和副马两匹，在长途奔袭中两匹马互换，可一直保持进军的高速度，而且在军粮缺乏之时，还可杀副马以充饥。十六国北朝的骑兵，无论在数量和装备质量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骑兵作战的特点有两条：一是行动快速；二是冲击力很强。这对于以步兵为丰的汉族封建政权来说，显然具有绝对的优势，所谓“以步击骑，终无捷理”，或说：“我步彼骑，其势不敌”⑥。十六国匈奴刘渊和羯人石勒就是靠骑兵摧毁西晋中央军和地方军，从而建立起前赵和后赵政权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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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载记》。
②《晋书》卷一百二十八《慕容超载记》；《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③《宋书》卷-《武帝纪》上。
④《晋书》卷一百二十五《乞伏乾归载记》；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
⑤《魏书》卷二十四《张衮传》、卷七十四《尔朱荣传》、卷四上《世祖纪》上；《周书》卷十九《杨忠传》。
⑥《魏书》卷三十《安同传附颉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魏政权也是靠强大的骑兵集团的快速性和冲击力，在野战中横扫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无可抗御地统一了中原地区。但在攻城略地和守卫疆土方面，显然步兵占有优势，所以无论十六国和北朝，各族统治者在建立政权的后期，便开始发展步兵，一般是建立步骑混合，而以骑兵为主的合成部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力军队。
关于东晋南朝同十六国北朝之间的战争形势，当时人论述颇多。他们认为“与贼水陆异势，（军队）便习不同”①；又说：“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械之乡”②，这是指南北军队各有优势和劣势。在北方平原作战，以骑兵占优势，南方水、步军处于劣势；在南方水乡征战，则水、步军占优势，而北方骑兵处于劣势。再者，北方骑兵行军快速，冲击力强，故长于野战，短于守城；而南方水、步兵则善于攻城和守城，却短于野战。战争的目的不仅是在野战中取胜，还有攻城掠地扩大疆土，也即攻城守土问题。所以从战争整体看，南北军队所便习，各占其半。例如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魏间的战争，开始时刘宋利用夏季河渠水涨之机大举北伐，北魏处于守御和退却地位。当入秋以后，魏主拓跋焘统率号称百万大军反攻时，宋军败退，魏军连过宋境青（治东阳）、冀（治历城）、兖（治瑕丘）、徐（治彭城）、豫（治寿阳）、南兖（治广陵）六州之地，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但无强大水军，很难越过长江天堑，而且后面有刘宋六座州治坚城未破，随时有可能腹背受敌。正由于六州首府和其他一些重要军镇据守，所以魏军除对宋境进行破坏外，无法占领六州土地，而且在攻城中“死伤过半”，损失严重，最后只能退师，实际上寸土未得。魏主拓跋焘在攻刘宋徐州州府彭城（今江苏徐州）时，使尚书李孝伯与刘宋徐州刺史刘骏、长史张畅遥相对话时曾说：“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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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
②《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史臣曰》。
城耳”①。李孝伯指出的北方骑兵长于野战，南方步兵善于守城，以及北人“恃马”，南人“恃城”的特点，正好表明南北双方步兵和骑兵各有优劣。东晋南朝政权为了防止十六国北朝骑兵的南侵，特在长江以北的一些重要州郡治所修筑套城，即内外两道城墙，还在外城以外加筑马面，形成三道防线，以对付十六国北朝的骑兵②。
由于南北地形各异，军队便习不同，加之北方少数民族耐寒恶热，南方汉人耐热恶寒，所以东晋南朝每次北伐，总是利用夏季河渠水盛之机，既可利用水师开道，由江、淮而进颍、泗、汴、济水而入黄河，又可利用水道运输军粮物资，并发挥步、水、骑联合作战的优势。北方政权反攻或南伐，却总是在秋冬之际，秋凉马肥便于骑兵进攻，且入冬后河水结冰，不利南方舟师，而利于北方骑兵部队过河冲击。
以上是就南北双方军队所长和地形、气候等特点的客观条件来讲的，这些因素在战争胜败中，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战争的胜败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因而在实际战斗中，指挥者除了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形势，以扬长避短外，主要靠运用奇谋妙算，充分利用其他因素去击败对方。如淝水之战谢玄等以8万步、水军在野战中击败苻秦以骑兵为主的30余万大军。刘裕北伐南燕和后秦，都是以步、水军为主的军队，在野战中打败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而且有时是少数击败多数。萧梁名将陈庆之率8000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北伐，在野战中击败数倍、甚至10倍于己的以骑兵为主的北魏军队，横扫河洛，攻克洛阳。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如北周于谨灭江陵梁政权，又是北方以骑兵为主的军队，渡过汉水，在南方击败梁元帝以水、步军为主的军队，攻破江陵。再如陈宣帝时，周将王轨在淮河下游水流纵横之地，大败陈将吴明彻，陈军主帅被俘，损失精卒3万余，这也是北方以骑兵为主的周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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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
②参阅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载《齐鲁学刊》 1987年第4期。
败南方以步、水军为主的陈军。这类战例，在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之间的战争中，并非偶见。至于当时南北方各军事集团之间皆以水、步军对阵，或皆以骑兵对阵，敌对双方统帅在战略战术指挥上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的胜败尤为重要，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起关键作用，这是为无数战例所证明了的。
关于反映这个时期战略战术的军事思想和谋略，应是军事史的灵魂，我们在叙述战争过程中，注意探索其胜败原因，从而揭示每次作战反映的军事谋略和战术。同时又在专节军事思想和谋略中，除了论述5位主要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外，还以16次著名战例，从4个方面揭示出军事家们在历次作战中，善于根据战场上错综复杂的变化形势，巧妙地运用审时度势、因势决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奇正相兼、应变出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一系列军事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当时杰出的军事家们，不仅为古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还有所创造和发挥。可以说，他们为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借鉴。
军事史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防（古代多称边防）、军制、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战争、军事思想和谋略等，其中战争应是军事史的核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各政治集团之间、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经济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因而战争的胜负是敌对双方政治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经济、军事、外交和人才群体素质等诸因素总较量的结果。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军事，同该时代的诸多历史领域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撰写两晋南北朝军事史时，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而是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也即从晋到隋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出发，去深刻地揭示军事史所包容的丰富内涵和特征，并由此去握这个时期军事史的整体概况和规律，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在我国军事史长河中，本阶段军事史发展的轨迹。但由于我们水平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写作过程中对上述理解和要求，究竟是否做到以及做到了什么程度，敬候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第一编 两晋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