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的兵役制度沿曹魏旧法，仍以世兵制、募兵制、征兵制并行于世。
一、世兵制
三国时期盛行的世兵制，仍是两晋的主要兵役制度。三国世兵制的主要特征是：兵民分离，兵士单立户籍，与普通民户相区别，谓之“士籍”、“兵籍”、“军籍”等。兵户世代相袭为兵，兵户身份低贱，没有人身自由，不经放免不能改变其兵户身份④。司马氏代魏后，全盘继承了曹魏固有的世兵制，同时获得了魏、蜀、吴三国所拥有的全部兵户，这是西晋世兵制得以实行的基础。曹魏灭蜀时，蜀后主刘禅遣人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⑤。这里将民户与将士、吏分别列数，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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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三十几《冯统传》。
②《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③《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附张寰传》。
④参阅陈玉屏《曹魏两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⑤《三国志·蜀书》卷三《后主传》注引《蜀记》。
谓将士便是兵户。后西晋灭吴，吴国图籍上记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①等数，这里与民户分列的“兵二十三万”也是兵户。这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兵户都成为西晋的世兵。两晋时期的中、外军的主要兵源，便是世兵。
西晋世兵，仍是兵民分离，另立户籍，世代相袭为兵，而且地位卑贱。如《晋书·王尼传》云：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阳”，为“护军府军士”。当时有人请求河南功曹甄述、洛阳令曹摅解除王尼的兵籍，但“以制旨所及”，未允。又据《晋书·张华传附刘卞传》记载，刘卞为“兵家子”，他的兄长“为太子长兵”。后其兄死，“兵例须代”，于是功曹命他代替其兄充兵。
在世兵制下，由于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兵户的适龄壮丁，所以要保证世兵的数量，就要尽可能多地征调兵家的丁口。如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伐吴诏说：“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②。从上述诏书可以看出，兵户家男丁多者要有三人充兵，而且年龄期限也非常苛刻。但实际情况比此更甚，有时充兵者包括“单丁之家”③。年龄限制也常超过上述规定，如晋武帝在平吴之后，曾“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④。说明世兵有年过60尚充役者。东晋时，甚至中军护军营中，也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⑤者。上述情况也说明，世兵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同时也显示着世兵数量的减少。
西晋建立以来，世兵数量的日益减少，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持续不断的战争造成了世兵的大量减耗。晋武帝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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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卷三《三嗣主传》注引《晋阳秋》。
②《全晋文》卷五《武帝伐吴诏》。
③《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④《晋书》卷三《武帝纪》。
⑤《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职官部三八》中护军条引王羲之《临护军教》。
之战虽是一次成功的作战，但如此规模的战争带来的将士伤亡必然是巨大的。此后在八王之乱中，诸王之间的大规模混战，更使世兵损失惨重。及至西晋末年，太尉王衍率晋主力军10余万人南撤，被羯人石勒全部歼灭。到东晋时，也是内外战乱不断，这都给世兵造成了巨大损耗。《晋书·陶璜传》记其在太康年间上疏说：“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当时陶璜为交州刺史，在此之前交州并没有大规模的作战，其世兵的减少基本上属于自然损耗，但其数目仍是惊人的。另外，兵户的逃亡是世兵数量减少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世兵身受各种苦役，加之地位卑贱，两晋期间士兵逃亡现象始终十分严重。早在西晋初年，兵士“亡逃窜于林莽，系执幽于囹圄”①。东晋时兵士逃亡更加严重。《世说新语·政事篇》云：“谢公（谓谢安）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圹下诸舫中。”当时王羲之在给谢尚的信中也说：“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②。世兵减少的再一原因，是士族官僚对世兵的分割。两晋时期，朝廷为尊崇褒扬大臣，常授与兵士供其役使，当时称为“给兵”。各级官僚接受“给兵”的增多，便是世兵数量的减少。官僚对世兵分割的另一途径是所谓“送故”。东晋人范宁上疏论时政时曾说：“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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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馆辞林》卷六十六，晋武帝《壬辰谪见大赦诏》。
②《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制，以三年为断”①。从范宁上疏来看，当时送故对于世兵的分割极为严重，而且由于世兵的减少，当时已采用“枉服良人”、“牵引无端”的办法来补充世兵了。
为了弥补世兵兵源不足的现象，晋廷统治者常采用发奴隶、僮客等充作兵户的办法。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便曾“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②。东晋太兴四年（321年），晋元帝也曾下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⑧。后庾翼北伐，也是“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④。但发奴为兵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兵日益减少的问题。
总之，从西晋以至东晋，世兵数量在不断地减少，且呈现着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世兵的兵源面临着严重危机。晋廷为解决世兵不足的问题，并满足战争及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采用了募兵与征兵的办法。
二、 募兵制
招募勇力充兵，是传统的集兵方式，两晋时期仍以此为补充兵员的手段。
西晋建立之初，中外军数量众多，兵员充足，募兵不很多。《晋书·马隆传》曾记载，西晋灭吴之战前晋廷为征讨凉州叛羌而募兵一事。当时羌人作乱，司马督马隆自请出征，但“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被晋武帝批准。马隆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在此严格条件下，“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由于此次募兵战斗力强，不久即将羌人叛乱平定。但当时朝臣中曾有人反对此事，认为“六军既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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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②《晋书》卷四《惠帝纪》。
③《晋书》卷六《元帝纪》。
④《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可见西晋初募兵还不是很常见的作法，故受到朝臣的反对。但随后就有益州刺史王濬的“受中制募兵”①。如此看来，募兵还要经过皇帝的批准。西晋末年张昌起义，也曾“盗得幢麾，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②。正是因为经中央批准方可募兵，所以张昌起义，才以此发动群众。西晋末年，募兵逐渐增多。八王之乱时，幽州刺史王浚“拥众挟两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千召募”③。由此知当时三王都在募兵。又青州刺史苟晞在战败后，也曾“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④。东晋时期，募兵之事更为普遍。如祖逖北伐，晋元帝只“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后“得二千余人而后进”⑤。又如沈劲自请北上助守洛阳，晋廷“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祜击贼”⑥。东晋著名的北府兵，也全是招募而来。《晋书·刘牢之传》说：“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由于募兵有一定的要求标准，所招募的兵士，大多富有技艺，勇猛强壮，因此其战斗力比较强。所以终两晋之世，募兵制遂成为一种重要的集兵方式。
三、征兵制
征兵就是征发民丁充兵，这是自汉代以来传统的集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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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武帝泰始八年夏。
②《晋书》卷一百《张昌传》。
③《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惠帝永兴元年七月。
④《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
⑤《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⑥《晋书》卷八十九《忠义·沈劲传》。
征发民丁充兵，早在晋武帝时就已出现。西晋初，段灼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征发民丁。他认为：“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①。西晋末年，益州流民起义，晋廷“壬午诏书发（荆州）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②。由于荆州人不愿远行，结果导致张昌起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也曾令“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③。东晋时，也常征发民丁充兵。如晋孝武帝时，前秦军队进逼襄阳，晋廷“诏（谢）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④。又晋安帝时，晋廷“以益州所统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汉中，益州未肯承遣”⑤。此后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为抵御桓玄、殷仲堪等叛乱，也曾“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距之”⑥。
在征兵制下，所征发的民丁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是很强。而且征兵一般不是朝廷常制，仅在有战事时临时征发，因而征兵在晋代兵役制中不占主要地位。
综观两晋的兵役制度，占主要地位的仍是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最初只是以辅助的方式而出现，但随着世兵数量的缩减及其地位低贱所带来的战斗力日益低下，募兵与征兵的作用逐渐明显，而其中由于募兵军事素质较高，战斗力较强等特点，其作用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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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②《晋书》卷一百《张昌传》。
③《晋书》卷四《惠帝纪》。
④《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⑤《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
⑥《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传附子司马元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