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器装备
两晋军队中所用的兵器，可以分为进攻与防御两大类，进攻的兵器有弓、弩、刀、剑、矛、戟等，防御的有盾牌、铠甲等。
弓、弩是军队中的传统兵器，由于它可以远程发射，杀伤力较强，始终是军队中的重要兵器。两晋时期，军队中仍以弓、弩为主要兵器。西晋宿卫中军专设有积射、积弩二营，各领将士2500人，从营之名称上看，此二营皆为持弓、弩而善射之士。西晋初马隆自请讨伐羌人，经晋武帝批准募兵，其招募标准是“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①。《晋令》说：“弓弩士习射者给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张”②。羊祜上表请求伐吴时说：“（吴）劲弩长弓不如中国，长矛檐戟不如中国，马骑凌厉又不如中国。”在这里，羊祜列举了己方在兵器上的优势，而将弓、弩放在首要地位，说明弓、弩在晋代军队中是极为重要的兵器。当时弩有大小不同的形制，如《晋书·舆服志》列述《中朝大驾卤簿》时说：“但以神弩二十张夹道，至后部鼓吹，其五张神弩置一将，左右各二将”。此处所谓神弩看来是非同一般的大弩，故五张神弩须专设将领一员掌管。此外，上述史料中又有“细弩一行”、“次弓矢，次弩”一类的记载，说明当时既有“神弩”一类大弩，又有“细弩”一类小型弩，另有正常规格的弩，可见弩的种类较多。
刀、剑是历代都在使用的传统常用兵器，两晋时期自不例外，也是军队中的常用兵器。上述《中朝大驾卤簿》中，有“刀楯在
————————
①《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②《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兵部七八》弓条引《晋令》。
内”的记载。《晋书·王如传》记王如为除去王敦从弟王棱，便请“剑舞为欢”，结果乘机杀掉王棱。说明刀、剑在晋代军队中仍是常用兵器。
矛、戟也是两晋军队中的主要兵器。前述羊祜伐吴表中就有“（吴）长矛楯戟不如中国”的说法，这说明矛、戟与弓、弩一样为晋代最主要的兵器。戟是汉魏以来十分流行的兵器。像曹操年少时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家，被发现后，“乃舞手戟，逾垣而出”①。当时猛将吕布、典韦等也皆以戟为兵器。晋代在军队战斗中，戟仍被常用。晋人裴楷有知人之鉴，曾评价钟会说：“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③。祖逖北伐时，流人坞主樊雅遣人入祖逖营，“拔戟楯大呼，向逖。逖军人夜不知何贼多少，皆欲散走”③。东晋陶侃曾给朝廷上表说：“伏惟武库倾荡，宿卫有阙，辄简选其差可者奉献金铃大戟五十张”④。当时用的戟有很多种类，常用的有长戟、大戟等名目。矛，又称矟，《释名·释兵》说：“矛长丈八者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矛，体长锋锐，是两军对阵中十分得力的兵器。两晋时期，矛在军队战斗中常见，所以羊祜认为晋军以“长矛楯戟”为长。又西晋时，“诸王中尉及诸军皆典兵，以备不虞，乃有着战衣木履持长矛者”⑤。足见矛为当时军队常用的兵器。
盾牌、铠甲、头盔是晋代军队中常用的防卫器具。盾牌是秦汉以来就一直使用的传统防卫器具。据《中朝大驾卤簿》记载，晋代盾牌有细盾、九尺盾、大戟盾等多种。又据《陶公故事》云：“臣侃奉献金华大羌椐五十幡、青绫金华楯五十幡”。可见当时盾
————————
①《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戟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②《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附裴楷传》。
③《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兵部八三》戟上引王隐《晋书》。
④《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戟下引陶侃表。
⑤《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矛条引《晋太康起居注》。
牌有多种名称①，各种类型的盾牌大约是以其大小与作用划分的。
铠甲也是晋代军队中常用的防卫器具。如西晋初年马隆征讨羌人时，“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成以为神”②。东晋庾翼《与燕王书》说：“今致襦铠一领，兜鍪一副”③。同书又说：“邓百山昔送犀皮两当铠一领，虽不能精好，复是异物，故复致之”④。东晋桓伊任江州刺史时，“有马步铠六百领”。他死前留给朝廷的表章中说：“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⑤。从上述记载，当时铠甲有铁铠、犀铠、襦铠等多种。当时除了将士佩戴铠甲外，战马也有披甲的。上述桓伊所上的“马具装”，即是战马所用的铁甲，这种马具装可以防护战马除耳、目、口、鼻及四肢、尾巴以外的一切部位。
头盔，当时称为兜鍪，是将士在战斗中防护头部的用具。两晋时期，步骑将士在战斗中，皆要佩戴兜鍪。所以《晋令》说：“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着兜鍪”⑥。
二、后勤供应
两晋时期的后勤供应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兵器和粮食的供应。
晋代军队所用兵器由国家统一制造，统一管理，统一发放使用。西晋时，少府之下设有左、右、中尚方，各置令、丞一人，“并掌造军器”⑦。东晋南渡，则只置一尚方。尚方如同东汉之考工令，所造军器主要为“兵器弓弩刀铠之属”⑧。此外，当时还有东冶、南冶等机构，设有东冶令、南冶令等主管官吏，“掌工徒鼓铸，
————————
①《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矛条引。
②《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③④《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兵部八七》甲下引庾翼《与燕王书》。
⑤《晋书》卷八十-《桓宣传附桓伊传》。
⑥《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兵部八七》兜鍪条引《晋令》。
⑦⑧《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隶卫尉”①。东冶、南冶等归诸卿之一的卫尉管辖，西晋时，卫尉“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塘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②。上述诸冶也皆为冶炼军器之所。东晋时，北方诸冶尽失，只剩下南方梅塘、冶塘二冶。另据《宋书·百官志上》记刘宋时“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可能是两晋沿袭孙吴，而传至刘宋。东晋时，诸冶隶属少府，卫尉被废。此外，两晋时期诸州郡亦有制造军器之所。东晋孝武帝便曾“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③。这里所谓“作部”当是指诸州制造军器之所。中央及地方州郡的军器制造，都受国家统一管理，严禁私铸。据《孙盛奏事》说；“诸违令私作铠一领、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张、戟十枚以上，皆弃市”④。可见晋代对私造军器的惩处，是非常严格的。
军器制造完毕，要存入武库保管。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便因为武库焚毁，“新作武库，大调兵器”⑤。两晋皆在中央设有武库，武库置武库令为主管长官，隶属卫尉。卫尉掌管武库，责任重大。西晋时，孙旃为卫尉，因武库焚毁，“坐武库火，免”⑥。武库是历代都极为重视的处所，其内不仅储藏国家全部的军器，还保存有各种宝物，因而其“封闭甚密”⑦。《晋书·五行志下》云：“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武库大火，“张华疑有乱，先固守，然后救灾，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履，汉高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⑧。武库存贮军器异宝众多。所以西晋杜预任度支尚书，“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
————————
①②《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③《晋书》卷九《孝武帝纪》。
④《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三《兵部》八十四引。
⑤《晋书》卷五《惠帝纪》。
⑥《晋书》卷六十《孙旃传》。
⑦《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⑧《宋书》卷三十二《五行志三》。
所不有也”①。军器甲时存于武库，有战事时则经下诏批准后，由将领临时领取。西晋初年马隆进讨羌人之前，去武库领取军器，“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奏劾马隆。马隆向晋武帝陈述说：“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晋武帝听后从其请，“又给其三年军资”②。由于武库十分重要，当时凡叛乱皆欲先占领武库。赵王司马伦起事时，其亲信孙秀曾暗中“开神武门下观阅器械”③。齐王司马冏在京师图谋不轨，也是“辄取武库秘杖”④。
两晋除中央武库之外，地方州郡也存有军器，其来源一部分由地方作部制造，除上交部分外存于当地以备用，另一部分则应为中央发给之军器。地方上军器的掌管，由当地主管长官负责。如东晋荆州刺史陶侃在病重离职时，“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⑤。又会稽内史周札在王敦叛军进攻会稽时，“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拒之，兵散见杀。札性贪财好色，惟以产业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敝者给之”⑥。地方上的军器平时由主管长官保管，须使用时一般听从中央调拨，但有紧急战事时，地方长官也可以动用军器。西晋刘舆投靠东海王司马越时，开始被猜疑，但他“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⑦。及至商讨军国大事时，旁人不知所对，刘舆“便屈指筹计，所发兵仗处所，粮廪转运，事无凝滞。于是太傅（司马越）遂委仗之”⑧。这里反映了地方上存有兵仗器械，而
——————————
①《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②《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③《晋书》卷六十《孙旂传》。
④《晋书》卷五十九《齐王司马冏传》。
⑤《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⑥《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札传》。
⑦《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附刘舆传》。
⑧《世说新语》中卷下《赏誉》“太傅有三才”条注引《晋阳秋》。
且也说明这些兵仗器械要归中央统一调拨。
总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晋廷对于兵器的生产、保管与使用，控制极为严格。平时武器存于中央和地方武库之中，有战事时一般由中央统一发放使用。
粮食供应是两晋后勤供应的另一主要部分。军粮充足与否关系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并常决定战争的胜败，故两晋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军队的粮食供应。两晋尚书省六曹尚书中皆设度支尚书，度支尚书下又设有度支曹郎。度支尚书的职责是“专掌军国支计”①，全国军队的粮食供应皆由其负责。西晋时，晋武帝将大举伐吴，特地以张华为度支尚书，他“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②。又杜预任度支尚书时，“内以利人，外以救边，备物致用以济当时之益者五十余条”③。两晋时期，粮食存于全国各地，需要时则由中央从全国征用。上述刘舆列举之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西晋时，成都王司马颖曾“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④。东晋淝水之战前，朝廷以“荆州水旱饥荒，又（桓）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⑤。后来朱序任兖、青二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诏从之”⑥。
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运送军粮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东晋穆帝时，吏部郎江迪上疏曾说：“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⑦。当时由于“频有大军，粮运不
————————
①《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户部尚书条。
②《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③《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七《职官部一五》度支尚书条引《晋书》。
④《晋书》卷五十九《成都王司马颖传》。
⑤《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附桓冲传》。
⑥《晋书》卷八十-《朱序传》。
⑦《晋书》卷八十三《江迪传》。
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①。由于粮运艰辛，东晋时“征役及运（役）死亡叛散不反者众”②。战争后勤供应的军粮运送，对于百姓确实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尽管粮运很艰辛，但在战争中迟滞军粮者常要处以重刑。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督运令史淳于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军法戮之”③。其子为其鸣冤时说：“（淳于）伯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以来，运遭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④。从上述记载看，虽同是督运军粮，但有屯戍军用及征战军用的不同。凡供应征战军队的军粮，必须按时运到，如有迟误要处以极刑，而供应屯戍军的军粮迟误者，则罪当不致处死。
由于粮运的艰难，两晋时期，也常以军队屯垦的方式解决军粮问题。实际上早在西晋初年，羊祜在荆州即曾将“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储”⑤。与此同时，杜预上疏也说：“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⑥。可见当时豫州也有军屯。东晋初年，晋元帝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⑦。后温峤也曾建议“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⑧。史称其“议奏，多纳之”⑨。两晋都曾实行过军屯，但军屯只能解决部分军粮问题，如遇有路途遥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仍要长途跋涉转运粮食以充军用。
————————
①⑥⑦《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③④《宋书》卷三十二《五行志三》。
⑤《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⑧⑨《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