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吴政权的危机
孙吴政权晚期，统治集团内部因皇位继承出现的矛盾激化，终于酿成一场政治危机。孙权太子孙登病死后，立孙登弟孙和为太子，同时封孙和弟孙霸为鲁王。孙霸素来深受孙权宠爱，遂有夺孙和太子位之心。朝中文武百官各有所附，成为拥孙和与拥孙霸两大派。孙权怕身后由此出现动乱，又废孙和；逼迫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吴神凤元年(252年)，孙权病死，年仅9岁的孙亮即位，大将军诸葛恪辅理朝政，孙吴政治开始出现动乱。吴建兴二年(253年)，宗室孙峻利用诸葛恪伐魏无功声望大减之机，杀掉诸葛恪，自己以丞相代诸葛恪辅理朝政。吴太平元年(256年)，孙峻死，其从弟孙绺代孙峻辅政。永安元年（258年）九月，吴主孙亮不满孙琳专权独断，与卫将军全尚等人谋诛孙琳，孙琳出兵进攻全尚，又杀其同谋刘丞，随即废孙亮为会稽王，另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当年十二月，孙休设计杀掉孙琳，亲握朝政。
元兴元年（264年），孙休病死。当时蜀国被魏攻灭，而吴交陆郡吏吕兴反叛，国内恐惧，国人都希望立一年长之君，以应付多事之秋。于是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等人迎立孙和之子孙晧为帝。孙晧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暴君，贪恋酒色，猜忌刻薄，滥施刑罚，杀戮无辜。他即位当年，便将拥立他的濮阳兴、张布二人杀掉。以后孙休皇后朱氏、孙休二子以及大臣王蕃等皆被其残酷杀害。孙晧好酒，每宴会群臣，皆令其尽醉，并设监酒司过之吏，大臣稍有缺失，便被举奏，轻者施罚，重者加以威刑。又截水源流入宫，宫女有不合意者，立即杀掉用水冲走。并设剥人面皮、凿人眼睛之刑，有人横目逆视他的，便施用此刑。孙晧前后滥杀及施酷刑者，不可胜数。吴国朝野上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①。孙晧还黜远正直朝臣，而信用奸佞幸臣，他所宠信的岑昏“好兴功役，众所患苦”②。由于孙晧的倒行逆施，吴国“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③，朝廷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孙吴大臣薛莹在追述孙吴灭亡原因时曾说：“（孙）皓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④。
吴国政治上的危机，导致了军事防卫的松弛懈怠。长江中上游的西陵（西陵峡口，今湖北宜昌东南）、建平（今重庆巫山）2地，是吴国西侧屏障，所谓“国之西门”⑤。吴建衡二年（270年），名将陆抗都督西陵等地诸军事，曾请求增加精兵3万巩固西陵的防守，防备晋军自上游顺流东下，以保障吴国西侧大门的安全。但孙晧沉湎于酒色享乐，自认为有长江天险可恃，不予理睬。后晋益州刺史王潜在上游修造舟舰，准备伐吴，大量木屑自上流漂下。吴建平太守吾彦见到，测知晋军将以水师顺流来攻，请求增加建平的防备，也未被孙暗重视。吴凤凰三年(274年)，主持长江中上游防务的陆抗去世，孙吴失去熟诸军事的统帅，防务力最更加削弱。
二、西晋灭吴的准备
早在司马氏代魏之前，司马昭就制定了“宜先取蜀，三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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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四十八《吴志·孙晧传》《评曰》。
②③《三国志》卷四十八《吴志·孙晧传》。
④《三国志》卷五十三《吴志·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
⑤《三国志》卷五十八《吴志·陆逊传附子陆抗传》。
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①，以灭亡吴国的战略方针。
晋武帝代魏后，继续执行司马昭这一方针，并采纳魏太尉邓艾“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②的怀柔政策，封刘禅子孙及群臣等50余人为侯爵，褒奖蜀名臣诸葛亮父子、，并任用诸葛亮之孙诸葛京为官。又叙用蜀大臣蒋琬、费秫等人的子孙流徙中原者入朝任职，以“慰巴蜀之心”而“倾吴人之望”③，以求起到对吴人的政治攻心作用。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为加强与吴对峙的东南方面的军事力量，并为了有利于日后的对吴用兵，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征东大将军卫璀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东莞王、尚书右仆射司马佃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
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与镇守襄阳的羊祜暗中谋划伐吴之计。羊祜认为灭吴一定要凭借上游之势，请求使本该入朝任职的益州刺史王濬留任，命他在蜀地修遭舟舰，整治永军，以备将来顺流而下直取吴地。晋武帝从其请，遂任命王漕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如故。后王潜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修治战舰，训练士卒，组织成一支强大水师，在灭吴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晋咸宁二年(276年)，羊祜上疏晋武帝，分析当时形势，请求立即伐吴，并具体陈述了灭吴的用兵方略。晋武帝深以为是，但因当时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鲜卑树机能起兵反晋，其势甚盛，晋廷须分出兵力应付，加上朝中大臣贾充等人反对伐吴，羊祜之议被暂时搁置。次年三月，晋军攻灭树机能后，为伐吴消除了内部隐患。
羊祜是坚决主张灭吴，实现统一的一位很有政治远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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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二《文帝纪》。
②《三国志》卷二十八《魏志·邓艾传》。
③《晋书》卷九十一《儒林·文立传》。
他镇守荆州多年，与吴直接相临，平时“缮甲训卒，广为戎备”①。在与吴人的关系上，他采取对吴人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开布大信，（吴人）降者欲去皆听之”②。他平时游猎，止于晋地，若有禽兽先为吴人射中而为晋军所得者，皆送还吴人。行军或入吴境，如割用其谷，必以绢帛偿还其值。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③。羊祜又巧施计谋，使吴人罢置离襄阳七百余里的石城守备，由此晋军减去巡逻士卒的一半，用以垦田，大获其利，几年后粮食有十年之储。这一切，也为灭吴作了充分的准备。
西晋泰始(265～274年)至咸宁(275～279年)年间，灭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大体就绪。而吴国方面，则政治极端腐败，兵民怨叛，灭吴的实际行动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