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晋灭吴的密谋
西晋灭吴实际上预谋于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部署东南军事时，泰始八年晋武帝与羊祜暗中筹划此事，遂有留王濬于蜀地修治水军之举。但晋廷正式明确密谋伐吴，却是从咸宁二年(276年)羊祜上疏开始的。羊祜在上疏中提出了灭吴的战略谋议。羊祜首先分析了晋一定能灭吴的依据后，针对吴所仗恃之长江天险，说：“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他以吴与蜀相比较，并参以敌我形势说：“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晧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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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接着，羊祜又根据晋、吴军事形势提出具体的作战方略：“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平南将军胡奋）、豫州（豫州刺史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随后，羊祜叉分析吴人内部情况说：“孙晧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楣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①
羊祜此疏，从敌我双方经济、政治和军事诸因素出发，全面论证了晋必灭吴的道理，其中所规划的具体用兵方略，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全部被晋武帝所采纳。
晋咸宁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入朝，又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以羊祜患病，不宜经常入朝，使中书令张华就羊祜问其筹策。羊祜说：“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如舍之，若孙晧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③张华对羊祜的筹策深表赞同。不久，羊祜去世，临终前举荐与其谋议相合的杜预代任其职。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代羊祜镇襄阳。杜预在朝臣中力主伐吴，到职后继续对吴人实行离间分化的策略，为伐吴作准备工作。
咸宁五年(279年)八月，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请求伐吴，疏曰：“孙晧荒淫凶逆，荆扬贤愚莫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晧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③。晋武帝览疏后，决意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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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③《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伐吴。但朝廷重臣贾充、荀勖仍固谏不可进兵。此时正遇安东将军王浑表奏孙晧将派军北上，边戍皆戒严以待，于是朝中更议第二年出师。杜预闻听延缓进军，又上表奏请立即出师，说：“自闰月（当年闰七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不久，杜再次上疏说：“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伐吴）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晧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
所及”①。杜预此表送呈时，晋武帝正与张华弈棋，张华趁机进言：“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②。晋武帝这才下决心立即进兵伐吴，以张华为度支尚书，使主管漕运军粮等事。贾充、荀勖等人仍力争不可用兵，晋武帝大怒，贾充等人免冠谢罪，不敢再言。至此，西晋伐吴的谋议才最后确定。
二、六路水陆大军联合作战取得的胜利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分派六路大军，水陆齐发，大举伐吴。其六路大军部署如下：
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趋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
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长江下游北岸）方向进军；
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安城（豫州治，今河南汝南东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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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平南将军胡奋自新野（今属河南）向夏口（今湖北武汉）进军；
镇南大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直趋江陵（今属湖北荆沙）；
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东下，直趋建业（今江苏南京）。
西晋六路大军，水陆共20余万，为了统一指挥，命太尉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其副，率中军镇襄阳，节度诸军。贾充又力陈伐吴不利，且自言衰老，不肯受任。晋武帝下诏说：“君不行，吾便自出”①。贾充才勉强受命，出镇襄阳。与此同时，晋武帝又命令王濬所统水师，至建平（今重庆巫山）时受杜预指挥，到建业时，受王浑指挥，以便号令统一，水陆协同作战。
综观晋廷进军部署，实即羊祜咸宁二年提出的战略设想的具体实施。其中王濬之水师，便是羊祜所提出的“梁、益之兵水陆俱下”；杜预之众，便是“荆、楚之众进临江陵”；胡奋、王浑二军，便是“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司马伷、王浑二军，便是“徐、扬、青、兖并向秣陵”。从整个战咯部署说，是多路出击，水陆齐发，分别以六路大军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进攻，使吴军首尾不能相顾。这也正是羊祜所指出的“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而后来的战况，正是“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使吴国一败涂地，土崩瓦解。
晋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晋各路大军攻入吴地，灭吴战争拉开序幕。杜预陈兵于江陵一线，遣参军樊显等和襄阳太守周奇率兵沿江西上，连克吴地城戍；又遣牙门将周旨等率奇兵800，乘夜渡江，袭取吴地乐乡（今湖北松滋东），以策应沿江东进的王濬水军。周旨等人多张设旗帜，在附近的巴山上点火震骇吴军。吴军都督孙歆惊恐不安，乐乡吴人出降者万余口。孙歆出军与王濬军交战，兵败还城，伏兵于外的周旨等趁乱尾随而入，生擒孙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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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而还。杜预军于二月十七日攻克江陵。与此同时，平南将军胡奋攻克江安（今湖北公安）；王浑军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进军，克吴寻阳（治今江西九江）、濑乡诸城，俘获吴武威将军周兴等多员将领；司马伷军向涂中推进，使琅邪相刘弘等率军直逼长江。晋军由北向南推进的五路大军，皆进展顺利。
晋西路军王渚、唐彬所统水军于太康元年正月自成都东进。王濬在益州经营7年，练成了一支强大的水师。王濬所造战船，大者“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①。史称其水师“舟棹之盛，自古未有”②。王渚与唐彬进军之时，有水陆军共7万人，沿江东下，声势甚盛。二月初一，王濬、唐彬军攻克吴丹阳（今湖北秭归东），生俘吴丹阳监盛纪，随后向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进军。吴人在江中险要之处设置铁锁，“横断江路”③，又在江中暗置铁锥长丈余，以阻挡晋军水师。由于羊祜获吴间谍，早知此军情。王濬命人作大筏数十个，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持杖立于筏上，然后命善泗水者驾筏先行，筏遇铁锥，便将其拔出带走。濬军又作火炬，长十余丈，粗数十围，上灌以麻油，置于船前，遇铁锁，便点燃火炬，顷刻之间，便将铁锁融化断裂，战船畅通无阻。二月初三，王濬军攻克西陵，生俘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宜都太守虞忠。二月初五，王濬军又攻克荆门（在西陵与夷道之间）、夷道（今湖北枝城）二城，斩吴监军陆晏。二月初八，王濬再克乐乡，斩吴水军都督陆景。晋西路军王浑部沿路破关斩将，兵锋锐不可挡。
杜预攻克江陵后，自沅、湘二水以南，至于交、广（今岭南一带），吴之州郡皆望风而降，奉送印绶。杜预持节称诏抚慰吴人，共斩杀及生俘吴都督、监军14人，牙门将、郡守120余人。晋军声威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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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四十二《王漕传》。
③《晋书》卷五十七《吾彦传》。
这时，晋武帝根据晋军进展及各部兵力分布情况，下诏调整部署：命王濬与唐彬率军继续沿江东下，“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即建业)”①。命杜预南下，镇抚零陵（治今湖南永州）、桂阳（治今湖南郴州）、衡阳（治今湖南湘潭西）3郡，同时分兵1万人给王濬、7000人给唐彬。命胡奋在平定夏口后，分兵7000人补充王濬军。王戎在平定武昌后，分兵6000人补充唐彬军。大都督贾充移镇项城（今河南沈丘），总统各路军队。晋武帝的新部署，显然在于发挥王濬水军的作用，以便渡江及对抗吴之水师。
晋各路大军依晋武帝诏令而行，王濬军继续顺流而下，先克夏口，随后在王戎所遣参军罗尚、刘乔二军协助下，克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等率军投降。
王濬攻克武昌后，贾充再次阻挠灭吴大计，他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②。中书监苟勖也附和其意。晋武帝不从，说：“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③。并坚持继续进军。杜预知贾充上表请求退军后，“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于是晋军各部继续向前，直逼建业。
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当王浑军向横江方面进展顺利之时，吴主孙晧命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众3万渡江迎战。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采石矶），沈莹建议先在此地等候晋水军东下，与之决战，以免渡江北上一战失败，大局不可收拾。张悌认为吴国大势已去，众人皆知，如坐待晋水师到来，军心惊骇不可复整，不如渡江迎战，如战败则为国而死，如战胜则可乘胜前进，于是渡江北上。
三月，张悌等军济江与晋军接战。王浑命司马孙畴、扬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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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三《武帝纪》。
②《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③《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周浚率兵进击，在版桥（今安徽和县境内）大败吴军，临阵斩张悌、孙震、沈莹及吴军7800余人，仅诸葛靓率数百人逃回江南。吴军经此大败，全国上下震动，已呈瓦解之势。此时，司马伷在令琅邪相刘弘进逼长江之时，又派王恒率军渡过长江，直趋建业。王恒在江南连破吴军，斩首俘获达五万余人。吴国上下更加惶恐。
此时，扬州别驾何恽说刺史周浚应乘势迅速渡江，攻占建业。浚善其谋，转告王浑。但王浑拘泥于晋武帝诏令，不肯见机行事，说：“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指王濬）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①。
在王浑贻误战机的同时，王濬军已从武昌顺流疾趋建业。溶军“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②，孙晧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抗晋军，吴军望风而降。这时，吴将陶濬请求率舟师2万，乘大船以战，足以抵御晋军，但吴军将士在出战的头一天，尽皆散亡逃走。王濬军经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直入建业。王浑以晋武帝早有成命为由，请王濬驻军论事，王濬不肯失去快速灭吴的良机，回答说：“风利，不得泊也”③。径自挥师疾进。当初王濬军至西陵时，将依晋武帝之命受杜预指挥，但深通军机的杜预遗书说：“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面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④。他鼓励王濬抓住战机，建功立业。反观王浑在用兵韬略及将才风度上，比杜预差之甚远。
孙晧见晋三路大军逼近建业，从薛莹、胡冲等人之议，分遣使者向王浑、王濬、司马伷乞降。吴使者先将玺绶送于司马伷。王濬进展神速，三月十五日，其军“戎卒八万，方舟百里”⑤，攻入建业。孙晧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吴国灭亡。濬收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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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
②⑤《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
③④《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籍，有州4，郡43，户52.3万，兵23万。
西晋灭吴之战是一场成功的水陆联合作战，晋武帝、羊祜、杜预、王濬等人在长达数千里的战场上，创就了一场空前的水陆联合，多路齐进一举灭吴的战争范例。西晋从司马昭提出“水陆并进”的战略设想后，经羊祜丰富和发挥，杜预、张华、王濬等人坚持，最后晋武帝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终于实现了一举灭吴的战略目的。西晋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主要是准备充分，谋划周密切实，发动战争的时机选择适当。在指挥上充分利用王濬强大水军克敌，配以陆军助攻。另外，晋武帝不顾大部分朝臣的阻挠，果断明决；杜预、王濬等人临战不拘泥于命令，善于抓住战机，西晋君臣对吴国采用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是晋军取胜的重要因素。吴国方面战前无充分的准备，临战无正确的谋略，张悌舍舟就陆，渡江北上与晋军决战，这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加之吴国政治腐败，军无斗志，所以各地守军望风而降，这些是晋军迅速取胜的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