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晋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第一节 东晋政权的内部矛盾及斗争
一、“王与马共天下”所反映的王权与高门间的矛盾
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得到了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南北
门阀大族的支持，而王氏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晋元帝即位后，对王氏力优宠，王导内掌朝政，王敦外握兵权，当时遂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这种政治局面，既反映了高门士族与司马氏共执朝政的政治格局，同时也包含了高门与司马氏皇室之间的对立，也即高门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这种政治形势的出现，乃是由于高门大族力量足以左右朝政，也即门阀制度发展到极盛时期的必然结果。司马氏皇室在西晋末的战乱中受到严重打击，晋元帝以极其微弱的力量渡江，靠南北士族高门建立起东晋朝，因而历来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东晋朝极其衰弱。史称：“（东晋皇帝）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①。皇室司马氏对这种屈辱的地位不能容忍，因而皇室在利用士族力量的同时，也必定要试图加以限制，以便保护和提高皇权的地位。高门大族在取得了与皇室分享权力的利益后，对于皇室限制削弱其权力，不仅不能接受，他们中个别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甚至要觊觎皇位，想取而代之。因此，东晋朝士族与皇室在互相利用，共
——————————
①《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执朝政的同时，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激化时，便发展为一幕幕争权夺利的内战。
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与荆、扬之争
南北士族虽然共同支持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但他们在东晋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却截然不同，北方士族占着主要地位，南方士族处于次要地位。南方士族是当地人，对此当然不满，因此从东晋政权刚一建立，南北士族之间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西晋末年，北方士族“随晋渡江者百家”①。这些北方士族因其侨居南方，又称“侨姓士族”。侨姓士族在东晋王朝大都身居高位，朝政大权被其掌握，因而东晋政局上出现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高门士族轮流执掌朝政的局面。南方土族又称“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为首。他们在支持司马睿建立政权中也出了大力，但名位却远比不上北方士族，有少数人虽身居高位，也是徒具虚名，没有多大实权。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北方士族压抑的地位。史称当时中原“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②。因而在东晋初年，就爆发了以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为首的武装反抗斗争。当战乱平息后，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③。
此外，北方士族的南渡，都带着各自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这样众多的人口聚集江南，必然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才能为生，势必会严重地妨碍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这就造成了南北士族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所以后来北方士族的土地庄园，一般都建筑在当时本地士族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些地区，如会稽（治今
————————
①《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自注。
②③《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勰传》。
浙江绍兴）一带，有的则深入今福建一带建立庄园，或新开辟山林川泽，这样以便缓和与南方士族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东晋的经济军事中心，主要是在荆（治今湖北荆沙江陵）、扬（治今江苏南京）二州。史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①。东晋王朝利用扬州的经济军事形势，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建立了朝廷。而处于扬州上游的荆州，凭其经济、地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于朝廷所在地的扬州，常可造成威胁。每当镇守荆州的镇将有不臣之心时，荆、扬二州就会出现对立的局面。唐杜佑曾论荆州形势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通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②。这里从荆州所处的地位，论及“荆、扬之争”。
东晋朝荆、扬之争，实际上是地方势力与朝廷的矛盾，以及士族高门与皇权的对抗激化所引起的争斗。因此，皇权的强弱，实即皇室权势以及支撑朝廷的军事二经济实力的强弱，乃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东晋一朝，皇权衰落，高门执政，权臣跋扈；扬州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又远不能压倒荆州，因而东晋一代就连续不断地演出了一幕幕“荆、扬之争”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