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前期的北伐战争，主要包括祖逖、庾亮兄弟、殷浩、桓温等人的几次北伐战争。
祖逖的北伐是在东晋初创时期。西晋末年大乱时，祖逖率亲党数百家南下到达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淮阴西南）。晋琅邪王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后又征任为军谘祭酒，徙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不肯苟安于江南，以西晋倾覆，“常怀振复之志”。他向司马睿请求北伐说：今北方“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①。司马睿忙于建立东晋政权，无心北伐，便任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发给他“千人廪，布二千匹”②，不给甲仗，也不给士卒，命他自行招募组织军队。
西晋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故旧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③，声色壮烈，群情激奋。逖驻屯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制造兵器，收募士卒，组织起一支2000余人的军队。祖逖进据太丘，向谯国（治今安徽亳州）进军。流人坞主樊雅等在谯国不受晋命，逖联合蓬陂坞主陈川，击败樊雅，遂克谯国。祖逖在战乱中所获男女，“皆令归本，军无私焉”。陈川反叛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5万救川，逖出奇兵以击之，季龙大败，徙陈川还襄国。石勒、桃豹等阻击逖军，为逖所败逃遁，祖逖进镇雍丘（今河南杞县）。石勒又遣精骑万人以拒逖，复为逖军所破，勒镇戍归附者甚多。当时北方各据一方的坞堡武装相互攻击，祖逖使人和解，示以祸福，
遂受逖节度，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④。祖逖非常俭约，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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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①，百姓喜悦。祖逖对接近胡族政权的坞主，“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坞主感戴他，“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②。祖逖以此常建奇功。石勒见祖逖力量日渐壮大，“不敢窥兵河南”③，便遣使请求互市通商。祖逖不予理睬，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公私丰赡，士马日滋”④。由于祖逖的北伐得到北方人民的拥护，他采取团结各种地方势力，共同对付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常出奇制胜，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正当祖逖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之时，晋廷内部内战即将爆发，朝廷派戴若思任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幽、冀6州诸军事，司州刺史，以防备王敦。这样，祖逖在军事行动上要受戴若思的掣肘。祖逖“虑有内难，大功小遂”，因而“感激发病”⑤。东晋大兴四年（321年），祖逖在雍丘病卒。不久东晋内乱爆发，祖逖收复的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又被后赵等军攻占。此次北伐的成果，因东晋内部争权夺利而化为乌有。
祖逖之后，有庾亮、庾翼兄弟的北伐。庾亮字元规，其妹为晋明帝皇后，成帝时以帝舅身份与名臣王导共执朝政，酿成苏峻之乱。庾亮后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6州诸军事，领江、荆、豫3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州）。晋咸和八年(333年)，后赵主石勒死，庾亮开始谋划北伐之事。他将自己豫州刺史一职授与辅国将军毛宝，使他与酉阳太守樊峻率精兵1万，戍守邾城（今湖北黄州西北）；又以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兵5000人入沔（即汉水）中；以其弟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今属湖北荆沙）；以武昌太守陈嚣为梁州刺史，趋子午谷（古代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又遣偏师进攻成汉。咸康五年(339年)，晋军俘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送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庾亮准备率大军10万移镇襄阳（今湖北襄樊）的石头城，为诸军声援。临行，庾亮上疏陈北伐之策。晋廷下诏审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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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臣多反对。当年九月，后赵主石虎派大将夔安、张貉等南进，攻陷邾城，毛宝、樊峻突围赴江溺死，北伐之计遂被搁置。次年，庾亮忧郁发病死。庾亮死后，其弟庾翼出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6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代庾亮镇守武昌。庾翼才干胜过其兄，常以“灭胡平蜀为己任”。①建元元年（343年），庾翼上疏请求北伐，但除其兄庾冰和桓温等人支持外，朝臣大多反对。庾翼锐意北伐，不顾朝廷阻止，违诏而行，率军进驻襄阳。当时庾翼有将士4万，军至襄阳后，大会僚佐，陈兵誓众，准备北进。晋廷在此形势之下，任命庾冰为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7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镇武昌，以为庾翼后援。但庾翼未及大举进兵，康帝司马岳和庾冰于第二年(344年)相继死去，于是庾翼还镇夏口（今湖北武汉），“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②。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庾翼因病死去，北伐之志终未能竟。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后赵主石虎初死，其国内大乱。征北大将军褚裒请求北伐，朝廷以其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5州诸军事，率军3万北上。褚裒进军彭城（今江苏徐州），“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北伐形势很好。但褚裒非将帅之才，派军与后赵南讨大都督李农接战，一战而败，便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当时后赵遗户20余万渡河，准备归顺东晋，因没有晋军接应，死亡殆尽。褚裒于当年惭恨而死。
褚裒败后，朝廷又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5州诸军事，进军北伐。永和八年(352年)，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开江西哆田千余顷，以为军储”③。永和九年，殷浩率7万大军自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北伐，以归降的羌人酋长姚襄为前锋。军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姚襄倒戈进攻殷浩，殷浩本非将才，丢弃辎重而逃，士卒死伤万余人。殷浩北伐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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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③《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
东晋前期北伐比较有成效的，是桓温的前两次北伐。
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为东晋大族，父桓彝，曾任宣城内史。桓温娶晋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庾翼死后，桓温任都督荆梁等4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雄略有才干，志在恢复中原中建功，提高自己的威望。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乘巴蜀成汉政权衰弱之机，从江陵沿江西上，亲率步军直趋成都（今属四川）。次年三月，成汉主李势兵败出降，桓温灭成汉凯旋口平蜀之后，桓温进位征西大将军，位望渐高。
后赵主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桓温上表请求北伐。但东晋朝廷恐桓温一旦北伐成功，会专制朝政，不许其北伐。桓温愤愤不平，渐有不臣之心，所统“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①。当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又进督司州，权势更重，朝廷再也不能阻止桓温北伐了。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是在永和十年(354年)，进攻目标是前秦口二月，桓温率步骑4万自江陵进兵北伐，由水路自襄阳入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古均水入汉水的水口），然后自淅川（今河南浙川东）以步骑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又命梁州刺史出子午道，合攻前秦。
桓温北伐进展顺利，别将所率偏师攻克上洛（今陕西商州），生擒前秦荆州刺史郭敬，接着又攻克青泥（今陕西蓝田南）。前秦主苻健遣太子苻苌率苻雄、苻菁等军共5万，屯于蛲柳愁思堆（今陕西蓝田东南）抵御晋军。四月，桓温进至蓝田（今属陕西），大破前秦骁将苻生等，抵达霸上（今陕西西安东）。苻苌等退屯长安城南，苻健以老弱兵卒6000固守长安小城，又遣精兵3万为游军骚扰晋军。
桓温驻军霸上，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关中人民“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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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军’”①。桓温北伐，本拟依靠关中麦熟时，“取以为军资”②。但苻健“芟苗清野”③，桓温野无所获，军粮发生危机。加之前秦大将苻雄与温战于白鹿原，晋军不利，死者万余人。同时司马勋也在子午谷被前秦军击败。桓温于六月收取关中“三千余口而还”④，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永和十二年（356年），羌族酋长姚襄入居许昌（今河南许昌东），随后进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当年三月，朝廷以桓温为征讨大都督，进讨姚襄口此即桓温的第二次北伐。桓温遣督护高武屯据鲁阳（今河南鲁山），辅国将军戴施屯于黄河之上，率舟师以逼许、洛，又请徐、豫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自率大军自江陵继进。八月，桓温军至伊水，姚襄据水北迎战。桓温结阵向前，亲披铠甲督桓冲等奋力死战，大败姚襄于伊水之北，姚襄将士死者数千人，姚襄本人逃往平阳（今山西临汾）。桓温进入洛阳，迁徙降人3000余家于江、汉之间，表镇西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以谢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戍守洛阳，自率大军还师。
桓温攻克洛阳后，上表请求还都洛阳。东晋君臣但求偏安江南，无意收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深知桓温心思，认为桓温实际“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⑤。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诸所处分，委之高算”⑥，有关迁都事宜请他筹划办理。当时晋军虽占领洛阳，并无条件迁都，桓温之言，实为虚张声势，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了旧京洛阳，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东晋君臣包括桓温在内，都没有认真北伐收复失地的诚心，而是各有所图，因而没能利用控制洛阳的有利局面，去图谋恢复大计。当桓温退军之后，司、豫、青、兖数州复陷于北方政权。
桓温两次北伐后，加任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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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⑤⑥《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
黄钺，权势威望更重。桓温早有不臣之心，这时想“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①，以取代东晋，于是又发动第三次北伐。这次北伐，其进攻目标指向前燕。
太和四年（36 9年）四月，桓温以“京口酒可饮，兵可用”②，兼领徐（治今江苏镇江）、兖（治今江苏扬州）2州刺史，以便控制徐、兖2州兵权。随后亲率桓冲、袁真等步骑5万自镇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北伐。大军途经金城（今江苏句容北），桓温见自己当年为琅邪太守所栽柳树皆已长大，慨然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③攀枝执条，泫然泪下。于是过淮、泗，与僚属登楼船远眺中原，又感叹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④当时天旱，水道不通，桓温乃凿钜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300里，引汶水（今名大汶河，在山东西部）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以下称清水）以通舟运。六月，桓温进至金乡（今属山东），随即率舟师，自清水入黄河，“舳舻数里”，浩荡北进，临行，参军郗超建议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他接着又陈述第二个作战方案：若“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⑤。郗超最后说：“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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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②《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附鄱超传》。
③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按《晋书》本传和《资治通鉴》谓金城泣柳及登楼船远眺之事为第二次北伐时事，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为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时事，甚是。详见《世说新语笺疏》第115页《言语篇》及第834页《轻诋篇》。
⑤《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六月。
非独无食而已”①。郗超所提出的急攻邺城（前燕都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与缓攻以待来年的两个作战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但桓温认为一策太冒险，二策太缓，均没有采纳口他命建威将军檀玄从陆路攻下燕之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以邓遐、朱序为前锋，水陆并进。
前燕主慕容暐闻知晋军来攻，以其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2万至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南）抵御晋军。檀玄率军前进，大败慕容厉。与此同时，邓遐、朱序在林渚（今河南郑州东北）击败燕军将领傅颜。慕容暐又遣东安王慕容臧率军抵御晋军，不能敌。慕容暐遣使向前秦求救。七月，桓温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北伐形势甚好。
慕容暐听说晋军已至枋头，惊慌失措，想逃回和龙（今辽宁朝阳）。这时，深具谋略而素受猜忌的燕吴王慕容垂，请求率兵以拒温，如其不胜，再退和龙。慕容暐以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范阳王慕容德等5万兵众再战晋军。慕容垂受命后，派尚书郎悉罗腾率军迎击桓温，杀其向导段思及后赵降将李述，晋军士气受挫。此外，慕容垂又遣慕容德等率骑兵1.5万据守石门（在今河南荥阳北），以切断桓温回归的水路。桓温进军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军荥阳（今河南荥阳北），打通石门，引黄河水入汴渠（在今河南郑州、开封地区），以作退军之路。但袁真未能打开石门，及至慕容德军至石门，晋军退路被阻。燕豫州刺史李邦率骑兵5000断晋军粮道，晋军形势严峻。
九月，桓温与燕军数次交战不利，粮草竭绝，又闻知前秦助燕援兵将至，遂焚烧战船，丢弃辎重，从陆路由东燕（今河南延津东北）经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退军。晋军步行700余里，退至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当桓温初退兵时，燕军将士争欲追赶，慕容垂劝阻说：“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急趋，俟其士众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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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
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也”①。垂亲率8000骑兵蹑行其后，数日后，桓温果然命部下兼道而行，慕容垂命令燕军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当时慕容德已率精锐骑兵4000伏于襄邑附近，与慕容垂夹击晋军，晋军大败，被杀3万余人。桓温逃至谯县（今安徽亳州），又被前秦将领苟池伏击，死者亦数以万计。桓温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桓温北伐之所以没有成功，除了军事指挥上迟疑不进，贻误战机外，更深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前燕大臣在论桓温这次北伐时，申胤指出：“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他接着又说：“（桓）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而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②。这段议论，既指出了桓温与晋廷之间的矛盾，朝臣不愿意他北伐取胜，又指出了桓温北伐战略上的失误，不能抓住战机，企图“坐取全胜”，扬名立威，以便回师篡夺东晋政权，这些正是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