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弱抗一强格局的形成
在三国鼎立阶段开始时候，即在夷陵之战结束、魏国三道伐吴的一段时间内，吴国联合魏国进攻蜀国的旧格局打破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魏、蜀、吴三国之间处于短暂的互不结盟状态。他们彼此既进行戒备，又进行试探。其中，吴冒与魏，一蜀两冒维持着又交往又斗争的关系。吴国对于蜀国，以刘备称帝不符合天下之议，不答复刘备来信，拒绝恢复外交关系。后来遭到魏国三道进攻后，开始接近蜀国。孙权声称，过去把刘备方面称作蜀，是汉帝尚存的缘故，现在汉帝被废，自然可以称刘备为汉中王了①。于是派太中大夫郑泉出使蜀国，承认刘备汉国的名号，请求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刘备去世时，又派冯熙赴蜀国吊丧。吴国对于魏国，一方面抵制其欺凌，一方面极力维持外交往来，并特意支持蜀国南中叛乱势力雍闿，还委任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让他驻在交、益边境上对蜀国形成压力，以这一反蜀姿态缓和同魏国的关系。
魏国企图诱降吴、蜀两国并挑动两国相斗。它通过联吴控制吴国的企图遭到挫折后，发兵三道伐吴也未能奏效，于是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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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但是这时刘备已经称帝，不应再称汉中王，因此这一记载的细节有误。
改为诱降吴、蜀，挑动二者相斗，以削弱双方。魏文帝对东吴使者冯熙指出，吴王如果想恢复旧好，就应当“厉兵江关，县旍巴蜀”①，怂恿吴国再次进攻蜀国。又收买冯熙，遭到冯的拒绝后，把他折磨至死。对于蜀国，则利用其主少国疑之机展开诱降，其司徒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信致诸葛亮，陈说天命人事，企图使蜀国举国称藩。
三国间的不结盟状态对于强国魏国有利，而不利于吴、蜀。吴、蜀在魏国压力下，只能各自单独抗魏，彼此非但无法支援，而且还要相互戒备。
吴、蜀两国、特别是蜀国为了摆脱这一不利处境，向重新结盟作出了很大努力。蜀国在夷陵战后认识到摆脱孤立的意义，作为最弱的一方采取了主动，刘备给孙权去信，“已深引咎”②。刘备表示靠近吴国的愿望后，吴、蜀两国各自逐步克服了恢复联盟的障碍。蜀国克服了反吴情绪的障碍。在夷陵战后滋生和高涨的反吴情绪下，诸葛亮一时竟找不到出使吴国的人选，很久才发现邓芝在联吴问题上同他志同道合。黄初三年十月，他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吴国克服了担心蜀国国力不足的障碍。孙权原本担心蜀国国小势弱，被魏国兼并，对于恢复同蜀国的联盟是否有利把握不准，犹豫不决，因此避而不见蜀国的使者。于是邓芝声称，自己前来，不仅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争取到面见孙权。在谈判中，邓芝历数蜀、吴在土地、统帅、地势方面拥有的优势。他说，蜀、吴拥有四州之地，大王乃当今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俊杰。蜀国有重关险固，东吴有三江险阻，两长相加，共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邓芝指出，东吴如果继续联魏，一定会造成丧失独立、或者彻底孤立的严重后果。他说，大王如果向魏国臣服，魏国上则盼望大王入朝，下则要求太子去当人质。要是不肯从命，就讨伐叛臣，蜀国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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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书》。
②《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流而下，见机进兵，江南土地就不再归大王所有。孙权沉默很久，赞同邓芝的见解，同意恢复联盟，为此双方各自作出了重大让步：蜀国默认东吴夺取荆州的既成事实；东吴放弃联魏立场转变为抗魏，吴、蜀恢复联盟，是三国鼎立期间的重大事件，三国之间从此形成了固定的格局，由短暂的不结盟状态，过渡到了稳定的两弱抗一强的状态。
二、两弱抗一强格局的保持
三国鼎立期间，由于吴、蜀联盟十分巩固，两弱抗一强的格局维持了40年，一直延续到蜀国灭亡。而联盟所以巩固，根本原因是在此期间魏国国力增强，对吴、蜀两国造成持久的压力，以及吴、蜀之间的主要矛盾荆州归属问题已获解决。以上说明，联盟具备了巩固的基本条件，但是联盟巩固能够落到实处，还是由于两国领导人孙权、诸葛亮不断排除干扰，对于处在强国威胁下的的共同战略利益认识清醒，态度坚决，在遇到联盟内部的困难时，吸取过去从联合到破裂的教训，处事比较成熟，因此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使联盟经受住考验。
在蜀国，通过克服反吴情绪巩固了联盟。这种情绪是与东吴作战期间形成的，一有机会就露头。太和三年(229年)四月，吴国向蜀国通报孙权称帝，要求蜀国承认，并表示愿意并尊吴、蜀二帝。蜀国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在法统上作出让步，因为从名分和体制即法统上说，蜀国以汉统合法继承者立国，不能接受刘姓以外的人称帝。蜀国的议者不愿在法统上让步，一致以为继续同东吴结交无益，名分和体制不顺，主张申明正义，断绝联盟友好，实际上企图回到刘备、关羽与东吴为敌的老路。当此正统地位和战略利益两者发生冲突之际，诸葛亮力排众议，坚持从战略利益出发处理蜀、吴关系，指出孙权早就有僭逆称帝的野心，朝廷所以不过分重视他的衅情，是为了求得“掎角之援”①。现在如果公然加以拒绝，吴国仇视我必将极深，我就要转移兵力东伐，同它角力，那必须在兼并其土地以后，才谈得上进兵中原。吴国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蜀国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平定它。结果顿兵相持，坐而待老，使北贼得计，这决非上策。从前孝文皇帝以谦卑的辞令同匈奴议和，先帝宽宏大量地同东吴结盟，都是顺应时宜，采取变通措施，从宏观考虑，从长远利益出发，决非匹夫的泄忿行为。他进而分析了坚持联吴的巨大战略利益，指出现在议者都认为孙权以鼎足为有利，不能同我协力，志向、愿望已获满足，没有上岸伐魏的企图。这些看法都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孙权的智慧和实力都不如魏国，所以限江自保；孙权不能越江，就像魏军不能渡过汉水，并非力量有余，以不攻取为有利。如果我大军讨伐魏国，孙权上策会割取魏国土地，以作长远打算，下策会掠夺民众，拓广领地，向国内显示武力，不是端坐不动的人。即使孙权按兵不动而同我友好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魏军河南部队不敢全部调到西线，这里面的利益也够大的了。孙权僭逆称帝的罪名，不宜公开。于是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庆贺孙权正号称帝。陈震到达武昌，孙权同他升坛盟誓。两国的盟文给予诸葛亮以殊荣，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双方约定“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②。双方实际上是订立了军事条约，还商定灭魏以后平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四州归属吴国，并、凉、冀、兖四州归属蜀国，司州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平分。
在吴国，通过消除来自边防将领对蜀国意图的某些误解巩固了联盟。魏正始五年(244年)，吴国西陵、江陵守将步骘、朱然对蜀国调整对魏部署产生猜疑，认为这些是蜀国准备进攻吴国的迹象奄他们向孙权上疏说，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对方企图背盟，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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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兆是：同魏国打交道，多作舟船，修筑城郭，司马懿南下进攻吴国时，蒋琬不乘虚出兵牵制魏军，反而从汉中退驻成都附近。事情明白无疑，应当预防不测事件。孙权从三角斗争大势看问题，头脑清醒，估计不至于此，说我对蜀国不薄，无负于他们。司马懿前些时候进攻舒县，十天左右就退兵了，蜀国在万里之外，怎么知道我们危急而出兵呢？过去魏军企图进攻汉中，此间开始戒备，也没有出兵，正好听说魏军退兵停止了出兵，蜀国难道又可以因此而怀疑我们吗？况且人家治国，舟船城郭怎么可以不加修缮维护呢？今此间治军，难道是企图防御蜀国吗？人言苦不可信，我以破家的代价，为诸位作担保。最后证实，蜀国并没有进攻吴国的意图，情况同孙权估计的一样，两国的联盟经受住了考验。
吴、蜀两国在长期共同抗魏的斗争中，逐渐养成彼此依赖的习惯，使得联盟深入人心。在吴国国难当头时，有的吴将甚至认定，宁亡于蜀，不亡于魏。吴国乐乡（今湖北松滋东）督朱绩，看到由于孙綝执政，可能出现国内大乱、魏国乘虚而入的严重危险，秘密修书给蜀国，希望做好兼并吴国的准备。蜀国立即准备，令右将军阎宇在边境白帝增兵5000，由于吴国新主孙休杀掉孙綝才作罢。由于吴、蜀联盟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在三国鼎立阶段长期保持了下来。
三、两弱抗一强格局的意义
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促成南北方之间暂时形成战略均势，保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延续下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吴、蜀在这个格局中，有力地改善了处境，蜀国摆脱四年孤立，吴国摆脱大国控制，它们的实力地位或者上升或者得到巩固。吴、蜀还利用这个格局牵制和分散了魏军兵力，他们彼此则无相顾之忧，造成吴、蜀两国各自全力对魏，魏国则无法全力对吴、蜀任何一方的有利态势。魏国在这个格局中，失去臣服的东吴，再度陷入孤立，其大国的优势地位遭到重大打击。
这个格局，还深刻地影响着鼎立期间的战争进程。吴、蜀由于结盟，一度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对魏国发动了两个波次的攻势。第一个波次，从太和二年(228年)到青龙二年(234年)，以诸葛亮北伐为主，孙权出兵配合，双方多次发动攻魏战争。第二个波次，从嘉平五年(253年)到景元三年(262年)，双方利用魏国内部司马氏和政敌之间忙于进行内战的机会，以吴国诸葛恪大举进攻魏国淮南，随后又联合魏将诸葛诞等在寿春抗击魏军，蜀国姜维在西线北伐进行配合。在这两大波次的攻势中，魏国被迫处于防御地位。
吴、蜀联盟也有局限。它对于南北实力的平衡，发挥了作用，但只是次要作用。当南方自身衰落时，联盟无力回天。其次，吴、蜀的配合主要体现在战略格局上，作战配合常常不尽如人意。孙权在唯一直接配合诸葛亮北伐的那次作战中，听说魏明帝率领大军亲征，便退兵了。姜维西攻狄道，也未能挽救诸葛恪在新城的失败。魏灭蜀时，吴国老将丁奉出兵寿春（今安徽寿县）以牵制魏军，听说蜀国灭亡，也撒军了。吴、蜀作战上不能有力配合，主要是战场相距万里，战略意图有时不能或不便及时通报，缓急很难呼应，双方首先都必须考虑本国利益，然后才能顾及盟国，魏国又制造双方的猜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