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南、地区经济迅速繁荣
吴国所在的东南地区，秦汉时还处在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态。东汉末年，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涌入，东南地区经济迅速繁荣，出现了“野沃”、“民练”、“财丰”、“器利”①的“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②的景象。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增加开垦的田亩，推广先进技术，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提高亩产量，充分发挥土地广阔、自然条件好的优越潜力。位于钱塘江三角洲永兴县的自耕农，每亩新垦田产稻可舂得米三斛，③，亩产量超过北方平均亩产量④。从黄初七年(226年)开始，按照为巩固江防服务、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原则，在寻阳、皖城、广陵等江北地带，溧阳、湖熟、江乘、毗陵、阳都、巴水流域等长江南岸有水利地带，以及丹阳、豫章、鄱阳郡等腹地山越集中地带，进行军屯和民屯。江边出现大批屯田兵，他们“春惟知农，秋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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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下篇。
②左思《吴都赋》，《文选》卷五上。
③《三国志》卷六十《钟离牧传》。
④建安年间北方平均亩产量，见仲长统《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仲长统(180～220)，建安年间人，所提供数据为建安北方年均亩产量。
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①，担负着平时屯田、战时作战的双重任务，有力地提高了军粮的自给率，减轻了粮食运输的压力。
在手工业方面，“煮海为盐”②，设立司盐校尉、司盐都尉主持发展制盐业。冶铁业主要基地有梅根冶③、建业冶城④和武昌⑤。丝织业开始兴起，主要生产富人穿的丝绸、普通人穿的葛麻。诏书、表奏经常“农桑”并提，说明丝织业迅速占有重要地位。造船业由于水军建设和河海交通的需要，在三国中最为发达。商业有较大发展。长江上商船往来频繁。商业利润丰厚，后期连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⑥，在长江上贩运经商。沿岸出现武昌（今湖北鄂城）、建业等新兴都会，“交贸相竞”、“财丰巨万”⑦。为了加强商业秩序，设置司市中郎将进行管理。还利用海岸线长、多良港的有利条件，同海外高句丽发展贸易。这一贸易遭到魏国阻挠破坏后，吴国转向同东南亚的扶南（古国名，故地相当今柬埔寨）、林邑（古国名，故地相当今越南中南部）、堂明（古国名，故地在今泰国境内），进行贸易往来。
二、以江东大族为立国基础
孙氏鉴于自己是吴郡次等大族，宗族力量不强，因此采取争取豪强大族广泛支持的政策。在东吴的初期，孙策、孙权依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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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②《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太平御览》卷四一五《人事部·孝女》引《纪闻》。
④[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安皇帝》注引《地志》：“其城本吴冶铸之地，因名焉。”
⑤《水经注校》卷三十五《江水》三：“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从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尚方作部是主持冶铁和铸造的机构。
⑥《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⑦左思：《吴都赋》，《文选》卷五。
昭、周瑜、鲁肃等南渡淮泗大族人士，开创了江东基业。随着周瑜、鲁肃等人去世，及后嗣乏人，孙权又依靠本地的江东大族。孙氏政权同江东大族关系是曲折的。初期双方对立，后来关系虽有改善，并不融洽。夷陵战后，孙权决心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给予江东大族重大利益，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建立和统治吴国。他放弃对他们既使用又控制的政策，改变为大胆使用，任命吴郡大族陆逊为上流主将；黄初六年（225年），任命吴郡大族顾雍为丞相，把文武最高职位都交给江东大族，形成内靠宗室，外靠顾、陆、朱、张的体制，完成了江东政权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大族支持下，孙权终于在太和三年（229年）称帝，正式建立吴国，改元黄龙，迁都建业，史称吴大帝。
江东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全面扩张势力。他们大批进入政府，仅陆氏一族，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他们集地方军、政、经大权于一身。在地方，他们往往既是将领，又是守令、田官。加上孙权经常把屯田客和屯田赐给将领，复除被赐屯田客向国家缴纳租税和服徭役的义务，将领有的向世袭地主转化，有的扩张原有大族势力，迅速暴富。有些大族甚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①，其经济实力之强大，为魏、蜀大族望尘莫及。大族大都拥有部曲，享有世袭领兵权。如朱桓部曲万人，死后其子朱异领其兵；陆逊部曲5000人，死后其子陆抗领其兵。大族在国家战略问题上享有发言权。其私人兵力之强大，连魏国都不敢轻视。江东大族成为吴国立国的社会基础。
三、内部矛盾重重后期丧失人心
随着外敌威胁减轻，吴国统治集团逐渐滋长淫逸之气，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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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篇》。
矛盾突出，到孙权晚年趋向激化。由于江东大族势力的发展，孙权深感皇权受威胁，企图在江东大族同淮泗集团之间搞平衡，遏制江东大族膨胀。他设立校事，以位卑权重的吕壹等人充当监督和纠察臣民的耳目。吕壹迎合孙权心意，以江东大族为排挤、陷害的主要对象，遭到众大臣群起反对。景初二年(238年)，因吕壹纠举朱据贪污失实，孙权不得不杀他以谢众大臣。正始三年(242年)，孙权立子孙和为太子，又宠孙和弟孙霸，造成二子争位，大臣分派。孙权害怕身后大乱，废太子孙和，令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这时，陆逊维护太子孙和，功高震主，家族姻亲显赫，加上孙权亏待孙策子孙，而陆逊是孙策女婿，有可能在孙权身后不利于孙权。孙权畏惧他，更担心嗣主驾驭不了他，于是先除陆逊羽翼，接着一再派宫中使者责备陆逊。陆逊愤怒痛恨，任丞相不到两年，就在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的矛盾斗争中被逼死。孙权刚愎自用，多疑猜忌，杀起人来毫不迟疑，愈到晚年愈凶。嘉平四年(252年)，71岁的孙权去世，临终指定南渡地主诸葛恪辅政。诸葛恪革除弊政，威望颇高，但对吴国内部复杂的矛盾估计不足，违背众意，匆忙北伐。侍中、宗室孙峻在诸葛恪作战惨败后诱杀了他，专制朝政，但三年后暴疾而死，临终把后事托付给堂弟孙綝。孙綝废16岁的吴主孙亮，迎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孙休不甘心受挟制，联络亲信，在朝会中杀孙綝。孙休在位6年，死前蜀国灭亡，开始魏、吴对峙的局面。众大臣本着国家危难、宜立长君的精神，迎立24岁的孙晧为帝。
孙晧在位17年，暴政横行。他滥施酷刑，稍不如意，剥面皮，凿眼睛，残暴杀人；穷奢极欲，后官激增至万人；呢近奸人，大巨大将，无所亲信，群臣恐惧，各不自保；百姓处境，更加艰难，“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①，连孙晧也不得不承认，“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涂炭”②。江边的屯田兵也不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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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②《三国志》卷四十八《孙晧传》注引《江表传》载皓将败与舅何植书。
心屯田、作战，承担过去从不承担的众役，缴纳的地租越来越重，衣不全粗衣，食不保朝夕，“父子相弃，叛者成行”①，大批地逃亡。又由于屯田和屯田兵民被一批批赐给功臣，转入私家手中，国家“农桑并废”②、“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③。百姓忍无可忍，不断起义。以人口计算，吴国农民起义，在三国中次数最多。在晋灭吴战争中，兵将消极不战，致使晋兵攻吴，有破竹之势。孙皓承认，吴军最后“不守者，非粮不济，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天匪亡吴，孤所招也。”④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吴亡于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