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治经济上优待大族
黄初元年（220年）魏国建立后，历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5帝，享国45年。
曹操在世时，其集团内很多世家大族官僚对其抑制豪强政策不满，看不起曹操的宦官家庭出身，宁愿留在汉王朝内，不愿支持这位“赘阉遗丑”①作皇帝。这种拥汉倾向，在挟天子策略的环境下更容易滋长，严重阻碍曹操代汉的企图，客观上还成了诸葛亮等敌方势力的借助力量。曹操死后，从曹丕开始，各魏帝改善同豪强大族的关系，推行优待大族的方针。政治上，曹丕批准九品官人法，规定在各州郡设置中正，评论本地人物的品次，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在评议人物品次时，本应以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是中正几乎被世家大族把持，实际评论时家世无形中成了唯一标准，因此这个法实际上帮助魏国统治集团重要成员取得了世代作官的合法特权。魏文帝还颁令禁止后妃、宦官、外戚干预政事，并把该令藏之石室，传之后世。这是政治上又一项有利于世家大族的政策，标志着东汉以来官僚及所代表的世家大族对于宦官、外戚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由于推行该令，终魏之世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经济上，大约在魏国后期，给予公卿以下以经济特权：“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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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所载绍檄州郡文。
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①贵势之门从此获得数目不一的给客，也就是把国家的编户民合法地收入私门，使他们不再向国家服役纳税，变为受自己支配的田客。
曹魏统治者通过优待大族，完成代汉并巩固了政权。大族陆续获得政治、经济特权后，原来对代汉持犹豫、观望甚至反对态度的，都拥戴曹丕登上皇帝宝座，支持魏廷，拥汉派也就消失了。魏国在同吴、蜀斗争中，特别是在同打着拥汉旗号的蜀国的斗争中，逐渐摆脱政治被动地位。优待大族的措施，还逐步改变了大
族的性质。大族由于享有政治特权，为家族谋取到即使在东汉也不曾谋取到的政治、经济利益，实力迅速膨胀，在魏晋之际终于发展成一个新的特殊阶层——士族。
一、士族崛起司马氏赢得政权
士族的特点，是享有政治特权。它的成员，既有来自老的两汉以来世家大族，又有来自在魏国生长起来的新贵，而以新贵数量最多，构成士族的主体。士族既支持魏国政权，又扩张自己的利益。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临终时立8岁幼子曹芳，令宗室曹爽和大臣司马懿辅政。曹爽专权，排挤司马懿。于是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族势力，围绕对政权的控制，同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司马懿诈称有疾，不问政事，却在暗中策划，于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发动政变，除掉曹爽集团，控制朝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立曹髦为帝。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又杀曹髦，立曹奂为帝。在司马氏攫取朝廷大权时，淮南拥曹的反对派将领不断以其边防大军起兵抵制。司马氏与政敌展开殊死的军事斗争，历时十余年，才最后战胜曹氏集团。泰始元年（265年），司马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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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九十三《外戚·王恂传》。
司马炎强迫魏帝曹奂禅让，建立晋朝。
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斗争，是士族扩张政治权力的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派别之争。司马懿家世二千石，是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世家大族。而曹操出自“赘阉遗丑”，曹操妻卞氏出自以歌舞为业的低贱的倡家，曹丕妻郭后出自家奴，曹睿妻毛后出自车工。两者相比，门第贵贱，相去甚远。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富有从政经验，老谋深算，在屈诸葛亮之兵和统一辽东斗争中，建立起威信，成为三国后期的佼佼者，所亲信的高柔、刘放、孙资、傅嘏等人，是曹魏元老，富有军政斗争经验，代表士族事功派。曹爽是曹真之子，没有建立大功，仅凭宗室及与明帝关系亲密，骤得大位，代表士族中失去民心的腐朽浮华派。
两派斗争延缓了魏廷的腐朽。魏廷在明帝后期开始奢侈腐化。首先是明帝役使百姓，大兴宫室，夺取民间美色，造成农时延误、国库空虚。此后掌权者曹爽也追求享乐，饮食、车马、服饰拟于天子，皇家的珍玩充斥其家。曹爽“以骄奢失民”，其亲信何晏等是浮华少年之徒，所以曹爽派虽然势倾四海，声震天下，一朝被杀，百姓安堵，不以为哀。而其对手司马氏集团为了争取民心，则废除明帝以来役使人民大修宫室等弊政，同贿赂求官等腐朽现象进行一定的斗争，注意提拔邓艾、石苞等低贱而有能力的人才。“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①。因此吴国屯骑校尉张悌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②魏国后期也才没有像蜀、吴那样迅速走上腐败道路。同时，在两派斗争中，魏国内乱迭兴，司马氏忙于“营立家门”③，树立势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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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三国志》卷四十八《孙晧传》注引《襄阳记》。
③《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
相当长时间内也无暇同吴、蜀进行军事较量。
三、经济复苏郡县不再残破
大约赤壁之战后，虽然屯田使北方经济避免了崩溃，但由于自耕农经济没有大的起色，情况仍然是“天下郡县皆残破”①。魏国承丧乱之后，积极扶持自耕农，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并继续屯田，使情况得到好转。魏文帝时，更多的自耕农回到土地上，战乱中失去土地的地主，也加入自耕农队伍，自耕农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因此“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③。当时一些郡守为了丰财、安民，从当地情况出发，帮助自耕农解决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为民众兴利。在地势低下的沛郡，太守郑浑带头排除水涝，开辟稻田，使百姓仰赖其利；在缺少木材的魏郡，他又部署民众栽植榆树为篱笆，在篱笆内种植果树，若干年后榆树长成藩篱，藩篱内果实累累，进入郡界，村落整齐划一，民众财用宽裕；在百姓没有车牛的京兆，太守颜斐令民“以闲月取车材”，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京兆从此丰沃，又减轻为地方官吏服务的徭役，做到“吏不烦民，民不求吏”③；在不懂耕种技术的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灌溉和下种技术，耕种省力过半，增收谷物五成，西方开始丰裕。一些地区的郡守鉴于灌溉“有鱼稻经久之利”，是“丰民之本”④，主持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豫州刺史贾逵造新陂、小弋阳陂，通运渠200余里，号称“贾侯渠”⑤。沛郡太守郑浑开郑陂，“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⑥。河北也造戾陵遏，开车箱渠，灌溉农田。这些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此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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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②《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
③《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④⑥《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
⑤《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
建安以来的屯田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开辟新的屯田区，屯田已经遍及司、豫、冀、并、荆等地，其规模不仅超过了吴、蜀，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魏明帝时，经济继续复苏。在西方，凉州刺史徐邈为了解决雨水少、缺谷物，在武威、酒泉一带修建盐池，用盐交换胡人谷物，又广开水田，招募贫民租种，作到家家丰收富足，国家粮库盈满，支出本州军费之外还有节余。在关西，太和四年发生饥荒后，司马懿从冀州迁移农夫5000人，到上邽屯田，青龙元年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0.3万余顷①。但是上述成就，仍然不能使“海内虚耗，事役众多”②、“百姓积弊”③的状况有根本的改观。明帝以后，正始四年（243年），邓艾建议在两淮大规模军屯，认为现在三方边境已经安定，战事出在淮南。每次大军出征，运输兵过半，消耗巨亿。可裁撤许昌左右诸屯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2万人，淮南屯3万人，以十分之二轮休，常有4万人，边屯田边守卫。雨水充沛时收获3倍于许下。计除去众多费用，每年交纳500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在淮水一带积蓄3000万斛，这是10万军队5年的食用。用这个实力去攻吴国，无往不克。这一建议得到当政的司马懿的支持。从这年开始，魏国在两淮展开屯田。“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④。
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相当的恢复。冶铁业由于生产农具和兵器等战略物资，颇受重视，并进行了技术革新。过去用马排作冶铁动力，冶炼一炉铁需百匹马力。韩暨任监冶谒者后，改用水排，获利是以前的3倍。据《水经注》，白超垒侧，有冶官所在的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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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③《晋书》卷一《宣帝纪》。
“魏晋之日，引谷水为水冶以经国用”①。司马懿抵御诸葛亮期间，在秦川就地“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②。盐业则实行官卖政策。家庭纺织业以生产麻葛织物为主，比较普及，连一些官吏妻子都勤于纺织。原织绫机费时费力，马钧把机上60根经线和60个踏板，一律简化为12个，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率。商业较前活跃。曹丕继位为魏王后，把关隘津渡税率降为十分之一。同周边濊貊、焉耆、西域加强了贸易往来，三国间的贸易，也没有间断。驻军还开办军市，为军人和县民提供交易场所。为了方便交换，黄初二年恢复五铢钱，引起粮价大涨。半年后废钱，以谷帛易物，到明帝时重新使用钱币，实际上是钱物并行。这说明，文、明二帝时，经济还处在恢复期，商业不如吴国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