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兵役制度，在汉末为多种集兵方式并存，在三国鼎立期间发展为以世兵制为主。汉末，是兵役制度走向变革的过渡时期。这时传统的征兵制由于基础遭到破坏，只能充当集兵的辅助方式。群雄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同时广开门路，通过征兵、收降和以少数民族为兵等多种方式集兵。这个期间兵役制度的特点，是集兵方式和兵源都呈现多样化。
一、募兵
募兵是汉末群雄主要的集兵方式。汉末，由于出现了大批战乱造成的背井离乡的流民和失去土地的游民，为募兵创造了条件。这些急于寻找出路的过剩人口，同急需大量兵员的群雄一拍即合。而且自从董卓实行废立以后，群雄找到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募兵的借口，募兵便一发而不可止。连不参与中原混战的益州牧刘焉，都从南阳、三辅数万流民中招募组建东州兵。曹操、刘备等不掌握地盘和户籍、没有资格征兵的群雄，在开始割据时，更只有募兵这一方式可用。
募兵是汉末建立私家武装的重要手段，分为私募和公募。私人出资募来的兵，是募主所雇佣，依附雇主，成为其私部曲，兵归将有，是理所当然的。公家募来的兵，为国家所有，有时却落入招募将领私人掌握，成为官部曲。董卓之乱前，张杨、张辽、乐进奉大将军何进派遣，回本州募兵，各得千余人口兵募得而何进失败身死，所募之兵长期跟随这三个招募者，转化为他们的官部曲。张杨之兵，衣粮都由其筹集解决，进一步转化为他割据一方的私部曲。
募兵是一方出资一方出人的自愿交易，但人民有时不愿应募，于是经常强募。袁谭在青州募兵时，放兵搜捕，犹如猎取鸟兽。三国建立以后，游民和流民减少了，一般人民更不愿意应募。嘉禾六年（237年），吴将周祗在郡阳招募，激起民变被杀。吴国骆统认为，募兵在民间助长邪恶，败坏风俗，促使民众产生叛心，应该紧急取消。孙权同他反复争辩，终于同意他的意见。
二、征兵
征兵制开始实行于西汉，以国家拥有广大的自耕农和掌握众多的户籍为基础。东汉没有明令废除征兵制，但是也长期没有实行。到了汉来，豪强地主庇护大量依附人口逃役。鲁耕农和国家户籍的数量迅速减少，战乱中版籍不修，因此征兵制更加衰落，一般人民已不知征兵为何物。北方豪强势力最强大，征兵制首先在那里衰落了。建安年间，曹操强制恢复征兵制，遭到豪强地主顽强抵抗。豪强地主、济南郡主簿刘节，拥有千余家宾客，族中人从来不服兵役，县吏担心征不到兵出现空额，也从不敢派他家服役。营长司马芝依法摊派他家服兵役，他把应征的宾客王同等人藏起来。司马芝驰檄济南，向太守列举刘节罪状，太守令刘节代替王同服役，成为轰动的新闻，青州称司马芝“以郡主簿为兵，①。对征兵的抵制，甚至来自曹操的亲信。军中豪右曹洪的宾客，在县界不肯依法服兵役。长社县令杨沛，先挝折逃役宾客的脚，然后杀掉他。司马芝、杨沛这样的强项令终究是少数，征兵制推行得异常艰难。曹操去世后，魏国基本不征兵了。
吴、蜀豪强势力略弱，征兵阻力相对较小。吴国在江陵和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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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之战期间大量征兵。百姓不愿应征，征兵弊病丛生。吴将骆统上疏揭露说，吴国前后被征当兵的人，活着时候困苦，没有温暖，死后埋在外面，骸骨不能返乡，所以更加留恋本土，害怕远出，远出等于死亡。每有征兵，贫弱老实在家的、行动有牵累的人先征去当兵。人们稍有财产，便行贿，不惜倾家荡产。行动轻捷的人则逃入险阻，投靠“群恶”，结为一党。孙休诏书也提到，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有的在郡县当吏，有的被征兵，还要缴纳限米。吏家如此，自耕农当更恶劣。征兵给吴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蜀国也实行了征兵制。刘备争夺汉中时，紧急要求后方发兵（征兵）。诸葛亮令杨洪领蜀郡太守征兵，是实行征兵的明证。根据战争需要，征兵率很高。巴西郡户在1.2万上下①。夷陵战后，太守阎芝向各县征兵5000补充损失。两户出一丁，比例相当高。到了北伐期间，又需要征更多的兵。诸葛亮虽然政治清明，仍然不能避免“西土苦其役调”②问题。吴、蜀的征兵制不是严格的征兵制，因为征来的兵不能及时复员。大势所趋，征兵制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趋于衰落。
三、收降
收降是打了胜仗的群雄的扩军方式。他们以宽大的政策，吸引降兵自愿归附。孙策攻下扬州刺史刘繇所在的曲阿后，宣布刘繇等故乡部曲来投降的，一无所问；乐从军的，一身从军，免除全家赋役；不乐从军的，不强迫。结果十天之内，降兵四面云集，收降现兵2万，超过其原有兵力。魏国泰山太守吕虔到职后，开恩布信，推行宽大政策，藏窜山中的袁绍残部和人民，走出山中，安土乐业。吕虔简选其中的强壮者补为战士，泰山于是有了精兵，名冠诸侯。对降兵的宽大政策，不仅体现在收降时，还体现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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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
②《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降以后。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后，二直给予较大照顾，不打乱其原有建制，使青州兵产生了信赖，跟随曹操征战二十多年。如果降兵对于收降者不予信赖，收降成果就不能巩固。曹操收编刘表降兵七八万后，由于未作好安抚就率领他们同孙、刘联军作战，降兵尚自怀着狐疑，一遇火攻，即作鸟兽散。
四、以少数民族当兵
汉末以来，内地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关中戎狄居半数，并州匈奴五部户。上万，幽州并州杂有乌桓，吴、蜀境内有夷、越。这些少数民族，成了社会上重要的兵源。割据者通过征、募，积极在他们中集兵。
在北方，曹操、袁绍、公孙瓒等人，都征调匈奴、鲜卑等族人民当兵。袁绍统二河北对，收取乌桓精锐骑兵，曹操征服乌桓后，率领乌桓侯王、大人、种众跟随他征战，从此三郡乌桓成为天下名骑。梁习领并州刺史时，征发边境胡狄充当义从①、“勇力”，胡狄不应征，就用武力征讨。经过曹魏多方的搜罗，魏军中有“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焚”和“武都氐羌”，等各族兵士②。
在南方，军队中少数民族兵也很多。益州有叟兵③，荆州有夷兵④，蜀国有从涪陵郡（治今四川彭水）蛮人中征来的连弩士。吴国不仅从交州少数民族中集兵，如刺史陆胤在压平九真郡（治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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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一年正月条“义从”，胡三省注，言其以义从军也。
②[魏]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见[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十四。
③《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
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
浦，今越南清化）夷人和苍梧建陵（今广西荔浦西南25公里）“贼”的作战中，集少数民族兵8000余人，孙休使者邓句，敕交趾太守征发锁送诸夷人当兵，而且大规模地从山越族人中集兵。山越是古越族的后裔，包括进入深山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在吴国的编户之内。。他们分布在今安徽翕、黟、休宁，浙西淳安、遂安，江西德兴，上饶、永兴，福建崇安、建阳等县的深山中。这些地区有的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而且山出钢铁，人民能够自铸甲兵，好武习战，登山越险，如鱼得水，如猿在木。从建安五年到吴嘉禾六年(200～237年)，前后38年间，孙权一再进攻山越，大规模地俘获其人口，对他们采敏“强者为兵，赢者补户”政策①，有强丁的户令其服兵役，缺强丁的户补充为民户。吴嘉禾三年(234年)，诸葛恪领弭阳太守时，以分兵扼守郡内险要之地封锁山越，不同其交锋。等待其庄稼成熟以后，纵兵抢收，制造其饥饿，迫使其出山求活，然后把其中的精壮者4万人选为兵士。
以少数民族当兵，缓解了汉族人口锐减同兵员需求激增之间的矛盾，为各国补充了紧缺的兵员，吴国以山越人为兵。得到精兵十几万，约占其总兵力，23万的60%以上，是达到足额的决定性措施。②其次是利用少数民族兵独有的特长，提高军队的质量。曹操的“天下名骑”，诸葛亮的连弩士，是善战的特种兵，都是由游牧族、山民所组成。吴兵吸收山越族兵以后，剽悍善战，成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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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②《三国志·吴书》记载获取山越为兵的数目如下；陆逊破丹杨费栈，“得精卒数万人”，攻鄯阳吴逮等“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攻建安、汉兴、南平郡洪明等“料出兵万人”，平豫章东部彭材等“众万余人”，“拣其精健为兵”，攻都阳尤突“料得精兵八千人”，凌统“东占且讨之（山中人）”，“得精兵万余人”，全琮讨山越，“因开召募，得精兵万余人”，在东安郡山民暴动时，“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张承在长沙西部“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诸葛恪为丹阳守时，预计“三年可得甲士四万”，至时“人数皆如本规”，顾承在吴郡西部“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等等。以上是有数字记载的，加上没有数字记载的和零星小批的，总数应当更多。
卒，以至华震认为北方“欲以十卒当东一人”①。此说未免夸张，但补充山越兵后，吴兵更加善战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