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军事思想的来源
曹操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他统一战争的实践。曹操在这一实践中，探讨了如何从没有兵、没有地盘起步，如何在群雄包围的内线作战中杀出重围，如何战胜强敌袁绍成长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如何为消灭联合起来的南方势力进行战争准备。核心问题，是在汉末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以弱胜强，尔后以强胜弱。由于他所处的北方，混战比任何地方都激烈，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曹操又连克群雄，所以其军事实践也比任何群雄都复杂、生动和成功，为其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曹操又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御军30多年，手不离书，白天研讲武策，晚上思考经传，又喜好同众僚属讨论问题，内论御敌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人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经常整夜不停地探讨。沿着这条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是他个人才力的产物，也是他周围谋士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曹操取得胜利的思想。
其次，曹操军事思想来源于申、商思想的影响。这同汉末思想发展趋势有密切关系。汉末以来，在两汉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由于不能适应干戈不息的社会需要，走向衰落。思想界经受了离经叛道的洗礼，兴起了对弃农经商、奢侈、厚葬等弊端的社会批判思潮，认为时代已临末世，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刑德并用，以法治为本。接着，曹操带头兴起一股喜好法术的思潮，他的兵学以受法家影响为主，受儒家影响比较少，所以陈寿说曹操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①。曹操根据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胆地求助于战国申不害、商鞅。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主张用术，倡导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②；商鞅则主张通过战争统一天下，奖励耕战，赏罚严明，以法治军。曹操鉴于申不害学说有术而无法，容易使法令前后不一，授人以隙，商鞅学说有法而无术，虽然造成国富兵强，但是君主无术以知奸，两者各有一偏，因此兼用法与术，通过二者互补以纠各自之偏，创造性地把它们应用到汉末军事斗争中。由于头脑中儒家思想较少，他用兵时主张大力使用权谋，作战指导思想以用诈设奇作为特色。
再次，就兵学自身而言，曹操军事思想还来源子孙子等兵家。曹操读了很多兵书战策，最推崇《孙子兵法》。孙子重诡道，曹操用兵也以诡诈见长。鉴于世人对《孙子兵法》未能深入训释，他为其作注，撰《孙子略解》，撮取诸家兵书精华，著《兵书接要》，又把自己所得，著为《孟德新书》十余万言。除《孙子略解》外，现在均已亡佚。
二、用干戚以济世的战争观
汉末，军事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对待战争的态度，成了割据者的首要问题。割据者中，有一类人一味黩武，如董卓、李催、郭汜等，企图以武力解决一切，虽然得逞于片刻，但是弄得天怒人怨，都迅速灭亡；另一类人幻想以文取胜，如刘虞、刘焉父子、刘表等人，由于受儒家忌言兵的影响，所谓“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③，企图拥兵自保，中立避战，一味恃文，也先后灭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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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陈寿“评曰”。
②《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
③《论语·卫灵公》。
两类截然相反的人，都不能正确对待战争。
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引证儒家经典说，《易经》称上古有“弧矢之利”（弓箭之利，是在天下建立权威），《论语》曰“足兵”（应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尚书·洪范》八政曰“师”（古代八种政事之一为建立和使用军队），《易经》“师贞丈人吉”（当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时，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天帝告诫周文王不可贪求别人土地，但是当密国人来侵犯时，文王则赫然大怒，整军而出，以制止其侵犯），以上述经典证明儒家并不一概反战。曹操又征引史实，说明黄帝、成汤、周武王“成用干戚以济世”①，援引《司马法》“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迅速失败，结论是：“恃文者亡”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丞相掾属刘麋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
曹操又主张限制战争，说圣人用兵，“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③。建安七年，他经过家乡谯县，见到人民死的死亡的亡，走了一整天，见不到一个熟人：“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④。惨酷的见闻，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老子反战思想。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⑤。曹操认识到，一味好战，将重蹈夫差的前车之鉴，结论是：“恃武者灭”⑥。曹操对战争肯定和限制的界限，在于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凡是具有“义”的战争，他是肯定的。他说参加讨董战争，是“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⑦，说。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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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⑥曹操；《孙子略解序》。
④曹操：(蒿里行》，见《宋书》卷二十一《乐》三。
⑤《老子》三十一章，见《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⑦《三国志》卷-《武帝纪》建安七年。
⑧《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他所谓的“义”，就是声讨董卓之罪，削平群雄，统一国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把战争同政治结合起来，使之尽可能拥有更多的“义”，通过挟天子令诸侯，披上“奉辞伐罪”①、“奉国威灵，仗钺征伐”②的神圣光环，使他从事的战争具有讨伐叛逆、维护汉室正统的名义。正如他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③。
三、文武并用的战争指导思想
曹操主张文武并用，调动多种致胜因素，争取战争胜利。他看重政治致胜的作用，已如上述，又看重经济致胜的作用，讲求足瞻军国，认为安定国家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汉武依靠屯田平定西域，这些是先代的良好范式。在汉末经济崩溃之时，应大力屯田。此后又充分肯定屯田的历史佳层，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屯田是“不朽”④的事业。他企图依靠盐铁之利，满足军国之用，把盐铁的利权从郡县重新收归中央。认为主持盐铁的司金中郎将是比军师还重要的“建功”的职务，要选用得力的人充任。
他看重外交致胜的作用，主张以外交分化众多的敌人口在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时期，主张把群雄分开来，每次作战只打击一股势力，形成争取友军、孤立打击对象的思想。凡属日后可能是敌人，而当前可以团结的力量，他都团结。刘备来投靠时，程昱劝他杀刘备，他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⑤在打袁术时，明知吕布“狼子野心”⑥，仍然以诏书拜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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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建安十三年引《江表传》。
②③《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公己亥令。
④《三国志》卷十六《任竣传》注引《魏武故事》。
⑤《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元年。
⑥《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曹操语。
左将军，手书厚加慰劳，以便破坏袁、吕合纵，集中兵力对付袁术。直到袁术败走后，才擒杀吕布。他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进入以强敌弱的外线作战。但这时他却骄傲了，一度以“霸王之兵”自居，认为“霸王者，不结成天下诸侯之交权者也，绝天下之交，夺天下之权，以威德伸己之私”①，因此在赤壁之战中，傲对益州使者张松，也没有争取孙权，反而同时打击孙、刘，结果遭到赤壁惨败。他迅速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回到分化瓦解敌人的思想上来。此后，他以“缓之而后争心生一②的思想，离间孙、刘，怂恿双方火并，以坐收渔利。
在肯定军事致胜的作用时，曹操不仅重视兵力、兵器的作用，也十分重视谋略的作用。在割据初期，曹操与袁绍、袁术等群雄相比，兵微将寡，在作战中唯有发扬其智力优势，因而形成了重谋略的思想。他强大起来以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色。他认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庙胜、谋胜，谋功高于野战功绩。他说《左
传》等经典以庙胜为贵，历史上萧何的受封，先于攻城野战的曹参，珍重计谋是古今所崇尚的。古人把运筹帷幄的谋划摆在首位，攻城夺地的胜仗摆在其次。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官渡之战中接受荀彧的劝告，在最困难的时候坚营固守、决不后撤是正确的，当时如果退兵，则敌人怀利，士气百倍，自己军队胆怯丧气，必败无疑，是荀彧之谋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而海内对此还不理解，所以他反复阐说庙谋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潼关渭南之战中，他对围观的秦、胡兵说，我曹操也是个人，并非有四目两口，只是多智罢了。他的结论是“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③，“平定天下，谋功为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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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操：《孙子略解·九地篇》。
②《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郭嘉语。
③《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或别传》。
④《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