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诡诈善变的战略战术思想
曹操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同多种类型敌人作战，形成以善变和诡诈为特点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从敌情出发，不拘一格，“兵无常势，盈缩随敌”①，根据实际情况“应机而变化”②，不死守固定模式，认为“兵之变化，固非一道”③，能把致胜因素变化到极致，就是胜利，“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④。如何变化，事先不能定死，只能一料敌在心，察机在目”⑤，通过认真思考，判断敌情，观察各种迹象，临机处置。
曹操主张按照情况活用作战原则。孙子提出，用兵的原则是十则围之。他发挥说，这是指双方的将领智勇相等，兵力利锐相同说的；如果主弱客强，不必用十倍，我用一倍兵力围下邳生擒吕布，就是明证。他把作战原则看作有条件的，可修正的，条件变化以后，就要灵活处置。孙子反对百里而争利，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曹操在注中也说：稿百里而争利，非也”⑥；但是在荆州追击刘备时候，他置这个原则于不顾，亲率精骑5000急追，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并且获得胜利。这是因为情况不同，孙子生活在车战时代，他生活在步战骑战时代，刘备兵多而不精，处在败退之中，他是胜利之精骑，士气高涨，所以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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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孙子略解·虚实篇》。
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傅子》。
③《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⑤《孙子略解·计篇》。
⑥《孙子略解·军争篇》。
于超脱原则。因此他主张“权因事制”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如何变化，不必死守原则，承认军事原则的相对性，反对其绝对性。他主张“见胜而战，知难而退”②。他发现进攻邺城不克是由于此举促使袁谭、袁尚合力守城，便通过退兵诱使二袁转向自相争斗。当袁谭、袁尚中计果然发生了内斗时，他主张“当乘其乱”③，回军各个击破之。赤壁战后，他“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④，对南方由战略进攻，转变为知难而退的积极防御。
在兵力部署上，他重视使用善于变化的奇兵取胜。在历史上，他较早地对奇正作出解释，指出“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⑤，即正兵是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部队，奇兵是担任侧击或迂回等机动作战任务以击敌之不意的部队。孙子说：“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曹操进一步指出，无论孙子说的何种情况，在部署兵力时，都应区分奇正：“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筮奇以胜之”⑥。
曹操强调诡道用兵，并以此著称，认为在作战指导中，“形露必败”⑦，主张“以诡诈为道”⑧，尽可能地制造假象，荫蔽自己的意图，不使暴露，以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让敌人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战法进行打击，陷敌于被动。他在白马之战中，主张声东击西，佯渡黄河，分散袁军兵力；延津之战中，主张通过饵敌，使敌骑阵形混乱；北征乌桓时，主张用而示之不用，制造退兵不打的假象，然后大军秘密出卢龙塞，达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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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略解·计篇》。
②④《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孙资语。
③《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⑤《孙子略解·势篇》。
⑥《孙子略解·谋攻篇》。
⑦《孙子略解·虚实篇》。
⑧《孙子略解·计篇》。
乌桓的战略奇袭；渭南之战中，主张骄敌示弱，渡渭后不立营，不应战，麻痹了关西军，都创造了诡道用兵取胜的成功范例。
曹操所以强调诡诈善变，目的是为了夺取主动权，实现其“战在我”的名言。他征关西时，针对内部关于关西兵强、习长矛的议论，提出“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①他在那次作战中，企图渡过西河，却故意屯兵于潼关前，将关西兵吸引至潼关集结，造成敌西河守备空虚，然后出敌不意地渡过西河，出现在潼关之后，将潼关之关西兵置于无用之地。通过这一诡诈用兵，夺取到作战主动权，实现了“战在我”的要求。他所以变化常规战法，目的也在于此。他认为攻城夺地，有时候就要突破常规，像孙子说的那样，：“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他曾置徐州陶谦侵占他的华、费二城于不顾，而径直出兵徐州，说这是因为华、费“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②。由于不顿兵坚城，保全了兵力，一举攻陷徐州14县。他补充说：“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③。初平三年，于毒等攻东武阳，曹操不回兵自救，反而引兵西进，攻于毒本屯。说：“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弁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④于毒等果然放弃东武阳还兵。曹操从改变常法中，调动了对方，夺取了主动。
二、持法重才的治军思想
袁绍起兵前，表示如果讨董大事不成功，他将据有河北，南下争夺天下。问曹操打算据有哪一方面，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⑤就军事思想来说，曹操的回答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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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六年注引《魏书》。
②③《孙子略解·九变篇》。
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初平三年注引《魏书》。
⑤《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建军思想是力图任用天下人士的才智和勇力，以“道”驾御他们，二是说建军搞好了，就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占据。这就是曹操的建军想：以用能人的方针，网罗天下有真本领的人士，以行法令、重赏罚的“道”，驾驭这些人士。
（一）用能人
曹操认为，治平和治乱时期的用人标准，应当有所区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①东汉是治平时期，用人尊崇节义，名实，任用的人虽然学习儒家经典，讲究德行，名气很大，但是治国治军本事往往很平庸。这在群雄争胜之际，-是不适应夺取天下的任务的。曹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治乱中度过的，不能不同东汉治平的社会风气作斗争。他大声疾呼用人要重功劳、才能，有时甚至偏激地提出轻德行。他说，如果只有廉士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如何称霸？现在天下能没有吕尚那样身披布衣、怀抱高才、在渭水边垂钓的人吗？又能没有陈平那样盗嫂受金、还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人吗？要明察荐举出身微贱的人，唯才是举，使我能得到并任用他们。他承认“有行”和“进取”常有矛盾，有德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行。既然如此，不妨忽略“有行”，只求“进取”。他说，陈平难道有德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可是陈平奠定汉业，苏秦扶助弱燕。由此说来，士有缺点，难道可以废置不用吗！有司好好考虑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会遗漏，官府也没有荒废的事情了。后来，他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说，吴起是个贪将，杀了妻子获取信任，散发金银谋求官职，母亲死了不回去葬母，可是他在魏国，秦人不敢向东进攻，他在楚国，三晋不敢打南方的主意。现在天下能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散逸在民间的有崇高道德的人，以及勇敢不顾一切，临敌力战的人；或者是文俗之吏，具有高才异质，或者是胜任将军、太守职务的人；或者是蒙受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的，或者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举荐所知道的，不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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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庚申令。
遗漏。他为了用有能之才，坚持出以公心，“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①。实际上，曹操用人，既主张用有德行的，也主张用德行上有亏缺的。大体说来，在创业阶段，偏重于才，因此“矫情任算，不念旧恶”②，以作到“文武并用，英雄毕力”③，因此戏志才、郭嘉等行为不检，蒙受一般人指责的人，都凭其智谋受到重用；于禁、乐进原居行伍中，张辽、徐晃本在俘虏内，这些低贱的人都被他提拔成长为一代名将。但是后来曹操在为子孙代汉作准备时，不再唯才是举，而很计较其是否拥护他的代汉事业，如果妨碍了他，越是有才越遭嫉恨，甚至被其杀害。
（二）行法令，重赏罚
曹操的御军之道，是以法治军。他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④说孙子“齐之以武”⑤，“武”就是“法”⑥，只有用法，才能使军队整齐划一，使下面同上面保持一致，法的内容包括“部曲幡帜金鼓之制”，“百官之分”，“粮路”，“军费用”⑦。他亲自制定军队管理条令、步骑兵战斗条令、船战条令等军队条令，规定营规，规定军队出营、行三百里、至营、至营讫和行军时的规定，规定船
战中擂鼓时吏士、什伍、战士们的战斗动作、战船的队形；规定步战中根据鼓音的遍次和变化，步骑士、斥候、诸部曲、兵曹们的战斗动作，临阵时根据指挥信号向前、后、左、右的要求，各级指挥关系和职责，对伍中不进者的处置权，临战时的禁止行为、乘骑的位置、动作，进战时士与号的关系、前后兵的位置等等。凡违反者，轻则没收、不赏功、鞭杖，重则立斩。
曹操认为，行法令，要坚持“设而不犯，犯而必诛”⑧，立法的目的，是以它的威慑、阻吓作用，让军队成员警醒不犯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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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四二九《人事部·公平》引《魏武令》。
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陈寿评曰。
③《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④陆机：《吊魏武帝文》。
⑤⑥⑦⑧《孙子略解·行军篇》。
旦犯了法，必须坚决执法。立法者和执法者犯法，概莫能外，法令才具有权威性。一次行军时，他下令禁止士卒伤麦，犯者死，他的坐骑却腾跃踏进麦地，他召来主簿议罪。主簿说根据春秋的规矩，罚不加于尊者。他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杀自己），请自刑。"于是拔剑割发扔至地下。①儿子曹彰受任征讨代郡乌桓，行前曹操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②
曹操行法令时，主张重赏罚。他引《军谶》说，“军无赏，士不往”③，认为褒奖死者是激励生者，厚待以往有功人员是着眼于今后，把赏赐看成军队吸引人、激励人的必要手段。认为和平时期不妨崇尚德行，战乱时期必须强调“有事赏功能”④，方可立功兴国。他仰慕历史上“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⑤的名将赵奢、窦婴，坚持向他们学习，赏赐有功劳、有才能的人，特别是赏谋功。他主张把赏赐形成法令制度，该赏的一定赏，不该赏的一定不赏。对有功人员，坚持给予应得之赏。有功人员田畴辞爵，他三番五次动员田畴接受，说否则就是成就人的高名，而违背王典，造成自己的过失。对于无功人员，主张不给无功之臣升官，不给不参加战斗之士颁赏。他个人愿为赏赐作出牺牲。建安十二年，他追思窦婴散金之义，把所得3万户租分出来，同诸将及掾属分享，酬答众人，自己不独占大恩惠。
曹操认为应当赏罚互补、恩威并用，光有一面不行，不可专用恩，也不可独用罚，不然就像宠惯了的孩子，不管喜怒，都会同你瞪着服互看，一点也不怕你，有害而不可用。赏罚严明以后，能做到即使指挥大部队，也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在具体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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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②《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
③《孙子略解·作战篇》。
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八年注引《魏书》。
⑤《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二年注引《魏书》。
中，罚罪同赏功不一样，要看时机。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时，雄豪并起，人怀不满，各有自为之心，这是上下相疑之秋。这时即使以信任对待群臣，他们还害怕，不相信，如果对他们执法，则谁不自危。因此，在自己脚跟没有站稳时，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他只赏功，不罚罪。官渡之战中，他缴获军中通敌书信，都一火烧之，他说，面对强大的袁绍，我还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建安八年，人心归顺，地位巩固，罚罪条件才具备，他终于颁布败军令：《司马法》说：将军死于退却。所以赵括的母亲，请求不因赵括的战败连坐。这件事证明古代的将军，率领军队在外面战败，家属就在国内受罪。自从命将出征以来，只赏功，不罚罪，这样做不符合国典。今后众将出征，战败的抵罪，失利的免去官爵。
不拘一格起用能人，依靠法令，有赏有罚，又有严厉，又给以利益，这是曹操的建军思想核心。
曹操在战争中残忍好杀，下令“围而后降不赦”①，在彭城同陶谦大战时，杀人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征吕布时再屠彭城。官渡之战中，坑杀袁军数万，此后屠城和诛灭三族的还不少。曹操企图在扰攘之际以此示威于天下，实为滥杀无辜，暴虐无道。最后未能统一中国，这未必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