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于不败之地思想
二、避实击虚思想
三、众克在和思想
书末附图：
1、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形势图
2、官渡之战示意图
3、赤壁之战示意图
4、夷陵之战陆逊反攻示意图
5、三国鼎立图
6、诸葛亮第一、二次北伐示意图
7、诸葛亮第四、五次北伐示意图
8、魏灭蜀之战示意图
绪 论
《三国军事史》是一部断代军事史，叙述从初平元年(190年)东汉帝国分裂到景元四年(264年)魏灭蜀战争即三国开始走向统一的75年间军事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内容包括这期间的军制、军事技术、战术、战略、战争、军事思想等项内容，而以战争为重点。试图通过描述三国军事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示三国军事的根本规律和特点。
三国军事植根于所处的时期。要理解三国军事，必须深刻理解这个时期。三国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呢？它是在中国历史上继秦、汉四百年大一统之后出现的转变时期，是分裂和统一斗争的时期，是竞争激烈人才辈出的时期，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更大分裂时代的开端，具有如下特征：
一、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转变。举凡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其转变都是秦汉以来最大的。从社会方面说，豪强大族成长为社会上最强大的势力，在动荡时期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台前出演，幕后操纵，极为活跃。一些高官显贵家族，在魏晋之际通过拥立新朝迅速发展起来，享有世代做官、免除徭役的政治、经济特权，发展为新的特殊阶层——士族。从经济方面说，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批土地无主，主要经济资源不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主要的经济问题不再两汉以来的土地兼并，而是各政权之间、国家与豪强大族之间对于人口的争夺。经济格局也变了，中原和关中经济遭战争打击后崩溃，不再独踞经济中心地位，新
兴的南方经济奋起与北方争雄。从政治方面说，在格局上经历了汉末群雄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经过魏灭蜀再逐步过渡到中国统一。在制度上，摧毁了腐朽的宦官、外戚专政，由魏、蜀、吴重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但又不时出现权臣专政。从思想文化方面说，由于儒学在战乱中无所作为，其独尊地位被打破，道、法诸家活跃，最终玄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在上述全面转变中，三国成为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大变化的时期。
二、分裂和统一成了时代的主题。三国时期最大问题、各种斗争的中心，是分裂和统一。整个三国时期都在解决这一对矛盾，并在解决中形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群雄混战。由于东汉末年中央集权瓦解和豪强大族割据倾向的恶性发展，帝国迅速分裂，地方割据势力乘势而起，出现了全面割据。割据州一级的有冀、幽、兖、徐、扬、荆、益7州，割据郡一级的更多，割据乡里的数不胜数。各割据势力之间不断展开兼并战争，出现全面混战。群雄全面混战的结果，是曹操统一了北方。第二阶段，是三国形成。统一北方的曹操挥军南下时，遇到孙权、刘备的顽强抵抗，形成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局面。过去自周秦汉以来，得中原者以发达的北方经济为基础，通常都能够得天下，但现在北方从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南方由于社会相对安定，有大批北方避难人口携带先进耕作技术南下，经济得到空前开发，较快地走向繁荣。北方的破坏，南方的开发，造成南北方经济实力趋向平衡的新格局。占领中原的曹操未能统一全国，直接原因是其赤壁之战中战略指导失策，深层原因是经济上不再是北强南弱了。因此群雄混战后，不是像秦和西汉那样出现全国统一，而是形成魏、蜀、吴三国。第三阶段，三国鼎立。由于战略均势，三国进入相持阶段，但相持是暂时的。这是由于豪强大族具有两面性：除了有割据的一面以外，还有拥护统一的一面。由于一批豪强大族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徙、流落他乡而败落，他们深切感受到，只有恢复统一和稳定，才可以使地位稳固。广大的人民，也都渴望早日结束战乱，恢复安定。在秦汉以来四百年统一的传统影响下，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三国都企图由自己实现中国的统一，但是北方已获安定，经济逐渐复苏，魏国政治较吴、蜀进步，军事实力和指挥能力占据优势，因此北方魏国灭亡蜀国，开始了中国的统一。
三、竞争激烈，人才辈出。在社会大转变及分裂和统一的较量中，各方在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展开全面竞争，带来了历史上少有的生机勃勃的局面。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各方实力、政策、人才之争。由于群雄并起，人口流动，人们有了双向选择的自由，不仅君择臣，臣亦有条件择君，名士和将领们在投靠政治军事集团时拥有很大自由。这一自由，促使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袁绍、袁术尽管名望很高，实力雄厚，但是才能有限，不到十年，败在名微众寡的曹操手下。这是汰力求才、汰名求实机制无情筛选的结果。在这样的机制下，比较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因此各种优秀人才获得较充分的施展天地，争相脱颖而出，出现“人才莫盛于三国”①的景象。在这样的机制下，不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能者脱颖而出。就个人而言，在大族主宰的社会中，不是大族出身的曹操、刘备和次等大族出身的孙权，都由于杰出的才干一跃成为领袖。就国家而言，魏国以其政治、经济政策合宜，最终在三国竞争中击败蜀、吴，但其领导曹氏集团却由于对内政策处置失当，败在司马氏手中。
这些特征，给予三国军事以深刻影响，规定了三国军事的地位和规律。由于统一和分裂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军事斗争在三国形成前处于中心地位；在三国形成后仍处于重要地位。三国军事是为时代主题服务的，它既为割据、分裂的倾向服务，又为克服分裂、走向统一服务。这是三国军事的两面性，也是三国军事的根本规律。三国军事是沿着这一根本规律向前发展的，因而它所包含的战争、三角斗争、军事战略、军制、军事技术和战术五个方面，具有与秦汉判然不同的新时期的特点。以下就三国军事这五个特点，作一概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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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代史家赵翼语，见其《二十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不同》。
一、频繁和大烈度的战争
三国军事的第一个特点，是其战争频繁，烈度大。三国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封建割据战争和封建统一战争。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从190年起到魏灭蜀的75年内，除了魏甘露四年(260年)以外，无一年无战事，战争频率如此之高，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战争的烈度也相当大。战火燃遍原东汉13部州的每一州。尤其在北方，许多割据者几万、十几万地屠杀百姓和降卒，战争暴行不绝于书，时常出现屠城和筑京观的残酷事件。割据者乘战争之机进行疯狂的掠夺，造成名都空而不居、昔日繁荣之地几百里仅余白骨而渺无人烟的惨象。大批人口死于兵乱，由战争引发和加剧的灾荒、疾疫造成人口更大量地死亡。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人们举族离开祖居出走，四处流移，托身他方。境民从北方向江东巴蜀和东北转移，出现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人口死亡和迁徙，成了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史称汉时人口，至此十存其一。直到魏明帝时，人们还认为，全国民数不过相当汉时一个大郡而已。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北方人少地多，土地荒而不耕，粮食总产量急剧下降，粮价高涨，北方经济一度陷于崩溃。由秦汉到三国五百年间，伴随战争出现的三次经济大波动中，以汉末到三国初年这一次最为严重，战争破坏的烈度也以这一次为最大。
三国的战争，特别是群雄混战，造成时代的浩劫，使东汉末年以来的社会经济遭到比西汉末年还要惨重的破坏。但是，战争也以雷霆万钧之力，粉碎了桓、灵以来根深蒂固的黑暗政治，促成割据势力逐个灭亡和三国初期政治的清明，出现诸葛亮治蜀那样历史上受称道的业绩，创造出生动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历史以付出暂时的黑暗、倒退作为代价，赢得了光明和进步。
二、三角斗争的指导
三国军事的第二个特点，是有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战略三角斗争。三国处在相互争夺全中国统治权的同一个斗争中，彼此利害关系密切，相互间形成魏较强、蜀吴较弱的战略三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方的重大行动，都对其他两方具有战略意义，一方对另一方的政策，既受制于又影响到第三方。每一方都企图利用三角关系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为自身利益服务。在这一形势下，三角斗争的指导显得纵横捭阖，异常精彩，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吴、蜀两个弱者，以结为联盟共同对抗强敌曹魏作为处理三角关系的基本方针。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击败刘备后企图东下灭吴。南方孙权、刘备如果不联合，将可能被各个击破。孙权迅速实行战略转变，放弃攻占荆州的企图，转向联合以刘备为首的荆州抗曹派。在孙，刘联合下，一战而胜，迫使尊操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夺到交州，刘备跨有荆、益，双方获取了重大战略利益。这次联合，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关羽北攻襄樊为止，达11年。此后虽然反目成仇，不久又恢复了联合，原因依然是为了共同对付魏国的威胁。蜀国在江陵、夷陵惨败，刘备去世的危急关头，只有联吴一条路可走。东吴在魏国以武力胁迫其放弃独立的压力下，也只有联蜀才能解脱。吴、蜀的第二度联合，从魏黄初四年(223年)秋邓芝出使吴国，到蜀国灭亡，达40年，对两国抗衡魏国起到相互支持的作用。在两度联合中，两弱之间结盟长达51年，其联盟破裂不过4年。显而易见，结盟共抗强敌，是两弱基本利益所在，是他们指导三角关系的基本考虑。
第二，吴、蜀能否实现联合，关键在于有无战略眼光。赤壁之战后，孙权听从鲁肃建议，把苦战和鲜血换来的江陵借给刘备寄寓，扶植他壮大抗曹，是一个有眼力的大胆让步。从实践效果看，显示了保持联盟的决心，迫使曹操不敢轻举妄动，使东吴获得安全，但是也有利于刘备在东吴上游崛起。于是孙权后悔不迭，
向陆逊说，鲁肃劝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其实让步为形势所需，副作用也是可以消除的。此后，蜀国丞相诸葛亮坚持把战略利益摆在首位，为了恢复联盟，把东吴偷袭荆州、斩杀关羽、战败刘备等等老账一笔勾销，咽下苦果。蜀国以汉统继承者自居，任何人称帝，都对其正统地位构成道义上的挑战；但是孙权称帝时，诸葛亮反对同吴国断绝盟好，又一次作出不计较的让步，从而促使联盟延续到蜀亡。蜀国从让步中获得重大利益。东吴和蜀国作出上述大胆让步，都是基于长远的历史眼光，把战略利益摆在第一位，造成并延续了有利于他们的三国鼎立局面。
第三，两个弱者的矛盾激化后，它们的联盟有可能破裂，背盟一方将向强者寻求支持。事实证明，两弱联盟对敌斗争越有成效，敌之压力越小，内部冲突越发展，越为联盟破裂创造条件。在孙、刘联盟迫使曹操陷入困境时，东吴对于刘备借荆州不还，夺取益州后实力略大于东吴，对于关羽以据上游之势屡屡开衅，积忿不能忍耐，不惜背盟以维护自己利益，于是袭杀关羽，强夺荆州。为了在与刘备集团作战时，避免曹魏攻击，孙权大胆地化敌为友，由联刘抗曹，一变而为联曹抗刘，从而在三角中左右逢源，永不孤立。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偷袭荆州，到蜀国邓芝出使吴国前的4年中，吴、蜀的冲突压倒共同利益，出现蜀孤吴弱魏收实利的后果。
吴国联合魏国，是弱者联合强者。这一联合，必然采取弱者蒙受屈辱的不平等形式。魏国要求东吴称藩，接受封拜和任子，企图利用联合控制东吴。孙权的态度是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以政治上降到屈辱地位之轻，换取在三角中始终不受孤立的战略利益之重。他先向曹操效忠，再向魏文帝称臣，接受其吴王的封号，表现出勾践屈身忍辱之奇。二是坚持独立高于联合，受辱以不丧失独立为限度。鉴于任子是把太子送到魏国作人质，事关东吴独立，因此下决心不任子。三是尽可能维持联合，以便赢得同刘备作战需要的时间。其策略是假意答应任子，百般拖延，直到战争结束，魏文帝三道伐吴，外交上已无回旋余地，才展开自卫还击。
第四，强者在两弱结盟时，处于不利地位。它的战略利益，是削弱、拆散它们的联盟，通过分化，使其鹬蚌相争，以便坐收渔利。分化的方法，通常是减轻军事压力。因为压力越大，两弱联合越紧，而减轻压力，则有可能使两弱矛盾发展，引起联合瓦解。在减轻压力时，有时是全部减轻，如曹操以退兵诱使袁谭、袁尚不再外御其侮，而转向内讧。果然不久袁谭要求联合曹操，攻击袁尚，曹操实现了各个击破。有时是部分减轻，如对孙、刘。如果全部减轻压力，孙、刘必然乘势坐大；因此仅减轻对孙、刘接合部荆州的压力，对于淮南和汉中方向则决不减轻，因为对相距遥远的一东一西两地施压，不像在荆州那样容易促成孙、刘的紧密联合。
强者的斗争指导，还应该善于发现两个弱者结成的联盟中的裂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方针。当一个弱者前来谋求共同对付另一个弱者时，困难是分不清求助者是否出于真心。这时径直论形势就行了。如果两个弱者都比较困穷，疲敝，就取乱侮亡，联一打一，各个击破，就像对待二袁兄弟那样。否则弱者渡过危急关头，亡形消失，就不易消灭，丧失用兵要义了。如果两个弱者力量都较强，如孙、刘，那么在他们内讧时采取联一打一，有可能使被联者坐大。这时最有利的策略，莫过于促使两弱自相争斗，而不帮助任何一方，以便像卞庄刺虎那样坐待两疲。因此当孙权密告将偷袭关羽时，曹操却向围攻自己的敌人关羽泄露这一秘密，制止众将追击退军的关羽，企图把这股祸水引向东吴，使关羽与孙权自相残杀，作到像董昭建议的那样，让孙、刘像两匹马那样由自己控制着相对踢咬，那时关羽存则孙、刘两疲，关羽亡则孙、刘将交兵不懈。曹操明白，如果不在军事上保持中立，而去追击并消灭关羽，孙权就会改变防关羽的心，转而对付自己，战略上是极为不利的。
三国军事提供的上述三角斗争指导的经验，是丰富而特殊的。
三、军事战略的指导
（一）三个阶段的战略决策
三国军事的第三个特点，是拥有富于谋略的军事战略指导。由于这个时期的战争竞争极为激烈，众多的逐鹿者在云集的智囊帮助下，为战胜对方不断施展计谋，经常出现以智斗智的高水平的谋略对抗。军事战略指导因此具有丰富而精彩的内容。三国时期的战略决策，是对当时重大军事战略问题作出的决定，是指导战争的纲领，它在三个阶段中有不凡的表现：
1、群雄混战阶段的战略决策
从初平元年(190年)东汉帝国分裂到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前夕，这19年是群雄混战阶段。这个阶段群雄初起，兼并战争激烈，最后由曹操统一了北方。这个阶段群雄和曹操战略决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
(1)确定战略方向。这关系到群雄在兼并战争中以谁为敌、向何处发展，是初起割据时必须正确解决的大问题。袁绍实力强大，确定以夺取最有利的河北为方向；曹操实力中等，随机应变，继袁绍之后确定以夺取河南为方向；孙坚和刘备初起时实力较弱，也企图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中原夺取根据地。实践证明，这对于孙、刘是行不通的。确定战略方向要从实力出发。孙、刘只有避实击虚，远离争夺激烈的地区去开拓，才能生存、发展。后来孙策转向割据势力较弱和分散的江东，前后四年，据有江东六郡，获得成功。刘备则在下个阶段才作到这一点。
(2)建立强大的军队。这是群雄强大起来的必经途径。建军问题的重点在于解决兵源和御将。曹操等人鉴于征兵制衰落，解决兵源时广辟来源，以多种方式集兵。曹操在战胜青州黄巾后进行收降，其军队迅速壮大。孙策以宽大的政策招募降兵，十日之内，得现兵2万，威震江东。而不明此义的公孙瓒，屠杀青、徐黄巾数万人，虽胜而兵力并未扩大。曹操又以严格要求和善用赏罚进行御将。他毫不吝惜地重赏有功将领，并忍耐到自己比较强大后，才实施真正的惩罚。
(3)根据地、作战形式和内外线关系等若干问题。这些是在决策中极大地影响着兼并战争胜负的问题。根据地问题，主要是正确处理巩固老区和夺取新区的关系。曹操在兖州根据地尚未巩固时，急于进攻徐州，导致兖州被吕布侵入，曹操几乎无家可归。后来把驱逐吕布摆在第一位，放弃急于出兵占领新的割据区徐州，才站稳了脚跟。作战形式问题，是根据新的作战任务进行形式的转换。如袁绍在防御公孙瓒进攻、保卫冀州时，以运动战为主；转入进攻公孙瓒易京后，作战形式转变为以攻坚战为主。内外线关系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曹操处在四战之地，由于坚持战略内线中的外线作战，逐步统一了河南。
(4)经济崩溃下的军粮保障。这个问题日益成为割据者的生命线。解决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只顾眼前，不事生产，靠抢掠为生，甚至在自己根据地上烧、杀、抢、掠，竭泽而渔，如李傕、郭汜、袁术的所作所为。这样作显然很省力，暂时很见效，但好景不长，因为摧残了自己根据地，实际上是短视的自杀行为。群雄凡这么作的都失败了。另一条是立足于生产，增加军粮，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曹操把大量流民、无主荒田和大批农具三者结合起来，实行屯田。这样作虽然较吃力，但是抓住了根本，奠定了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此后曹操征战四方，减少了军粮之忧，才平定了北方。
2、三国形成阶段的战略决策
从赤壁之战到黄初三年(222年)夷陵之战的14年间，是三国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南北分立或者全国统一。有影响的势力首推北方曹操，此外南方的孙权和刘备，也是两股有经验、有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势力。形势究竟朝哪个前途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方的战略决策。这时各方战略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曹操的问题，是不战而降荆州后，要不要挟新平江汉之威，立即灭吴。曹操对形势比较乐观，自以为大军所到，天下指日可定；实际上其决策中没有解决以狐疑之众、鞍马之军，如何在长江上战胜有水战之长的吴军问题。结果赤壁一战，铩羽而归，从此不能战胜南方。但是为什么赤壁机会一失，直到280年晋灭吴时候中国才实现统一，这一推迟，竟达73年之久呢？因为败后曹操内部问题尖锐起来，在南方乘机坐大并联合起来的形势下，北方要重新取得优势地位，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积蓄力量。几十年风云过后，不但曹操等不及，连他的子孙也丧失了权力。这个使命，历史交给司马氏来完成了。这是曹操赤壁之战中战略决策犯错误必须付出的代价。
孙权的问题，是要解除先是曹操后是刘备构成的威胁。他的决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保住了江东。在曹操东下灭吴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和东吴内部一片主降声中，他敢于进行战略决战，并赢得胜利，创造了战争奇迹。至于刘备，尽管在赤壁战后强大起来并占据着东吴上游，却没有企图进攻东吴，然而东吴不问此时的动机，只着眼于客观的“势”。只要有人在它的上游荆州强大，就认为对它构成了威胁。它偷袭关羽荆州，是预除后患，进行预防性打击。
刘备的问题，是抓住机遇，壮大自己。他采纳诸葛亮隆中战略，暂时不同曹操争雄，在联合东吴将曹操遏制在北方并借到荆州后，又抓住刘璋邀请进入益州的机遇，向曹、孙之外的中间地带发展。由于对手比他软弱，因此游刃有余。结果从赤壁之战算起，短短六年，就跨有荆、益，鼎足西南，也创造了奇迹，成了赤壁战后时局的最大受益者。正当刘备“汉事将成”之际，围绕荆州归属，同东吴出现尖锐对立，而其决策却一再失误。一方面荆州是东吴全力来争、刘备只能以一部力量来守的形势，一方面刘备、关羽对东吴争荆州的决心估计不足，丧失警惕，因此关羽北攻襄樊时后方荆州留守部队不足被吕蒙偷袭，关羽被杀后刘备又置主要敌人曹魏于不顾，发动东征。东征中在夷陵地区坐守不进，师老兵疲，造成大败。由于对东吴决策失误，出现“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①。经过上述一连串重大挫折的打击，国力大损。
3、三国鼎立阶段的战略决策
夷陵战后到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的42年，是三国鼎立阶段。这个阶段，魏国人口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州数占原东汉13部州的8州，经济潜力较大，但是在短时间内发挥不出来。吴、蜀两国在人口、州数等最基本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但是经济创造了当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吴国有长江之险和最强大的水军，蜀国有重关之固和善于山地战的步兵。双方恢复联盟后，形成有利的两弱抗一强的格局。南北方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战略均势，但北方经济重振雄风后，最终打破了这一均势。
这个阶段战略决策的基本问题，是确定战争的目的和攻守类避。魏国没有放弃最终统一中国的企图，但在战略上采取攻还是守问题上意见颇不一-致。魏文帝企图以战略进攻统一中国，三次伐吴，无功而返，说明马上消灭孙、刘是不现实的，也说明统一颗虽然是军事问题，但不能单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是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即武的问题是同文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于是魏国君臣探讨了文武两者的关系，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不是马上进攻吴、蜀，而是国内百姓疲敝。只要增强了国力，吴、蜀的灭亡，指日可待。应该把发展生产，节约支出，作为当务之急。魏国地大人多，时间拖长，是有利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从魏明帝开始，确立了先文后武的守势方针，不急于进攻吴、蜀，而重在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使其优势从潜在状态逐渐转化为现实。到了三国鼎立的后期，魏国综合国力对南方占了优势，兵力估计至少在60万以上，占了三国总兵力的60%。灭蜀前夕；南北方战略均势，实际上被打破了。事实证明，先文后武守势战略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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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7月第2版，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此表不是诸葛亮所作，但作者是三国人口
是有远见的、成功的。
这个阶段，吴国孙氏政权完成同江东大族的结合，实现了本土化。江东大族成为这一政权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对吴国的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孙权虽然有统一中国的企图，但是不能不听取江东大族的意见。江东大族从开发东南、发展地主经济出发，渴望获得安定的环境，减轻战争负担，只求保住江东，不愿意劳师糜饷去同魏国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吴国实力不足，骑兵弱小，也限制了它这样作。因此，它的战略方针，是以长江为依托进行防御，保卫江东的安全，即所谓“限江自保”①。这一方针，适合吴国国情，为吴国保存了实力，如果不是它后期政治腐败、丧失人心，凭它的力量，是有可能继续自保东南的。
蜀国以兴复汉室相标榜，不能不以消灭魏国为战争目的。在战争类型上，交替采取攻势和守势。蜀国国为不如魏国，蒋琬、费祎当政，都采取守势，以缓解经济紧张，休息国力。诸葛亮、姜维当政，采取攻势。诸葛亮五次北伐，耀兵上国，直至病逝前线，赍志而殁；后来姜维又多次北伐。他们企图在长期北伐中，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最终实现强弱转化。但是蜀国经过江陵、夷陵之战后，力量严重削弱，“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②因此这一攻势方针没有送判预定目的，反而疲敝了民力、国力，特别是姜维，其北伐一直延续到蜀亡前一年，后果严重。但是诸葛亮的攻势，有积极的一面，不仅对外显示了自强的决心，而且由于蜀国处小攻大而有忧，产生了治国治军的强大动力。在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的形势下，终诸葛亮之世，蜀国蜀军的治理，在三国中是最好的，历史上一直被人称道。
以上是三个阶段的战略决策。在这方面，曹、孙、刘比群雄高出一头。他们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立足长远，在决策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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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读《古文辞类纂·苏明允，权书，十项籍》批语》，第1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从困境中找出办法，显示出高度的智慧，虽然初起时实力并不强大，但是都据此脱颖而出，为造成三国鼎立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在三国之间的竞争中，魏国战略决策深谋远虑，符合实际情况，也为灭亡蜀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指导艺术的特点
三国时期丰富而精彩的战略指导，除了表现在上述战略决策上以外，还表现在把这些决策付诸实施的战略指导艺术上。如果说战略决策是创作乐谱的话，那么这个乐谱的旋律还需要通过演奏，即通过战略指导艺术体现出来。
1、善于驾驭战争的发展
这在三国战略指导的实践中，有鲜明体现。例如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实践中，初期往往急于求成，遭受挫折，后来他把从事的战争依据要达到的目标，区分为夺取和保卫兖州根据地、兼并河南、兼并河北三个阶段。每阶段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以后，再转入下一阶段，并注意在上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作准备，通过把握战争的阶段性，成功地驾驭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又如官渡、赤壁、夷陵三大决战，都是优势一方发起，而劣势一方在战前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看到敌之弱点和己之强项，建立起必胜信心，敢于以劣势兵力进行决战，歼敌重兵，驾驭了战争。又如曹操在官渡相持时，只剩一个月粮食，在久攻下邳吕布不下时，部队十分疲劳，决心都发生动摇。但后来认识到这时也是袁绍、吕布力量由量变到质变的时节，袁绍的进攻达到顶点，吕布的防御也失去稳定性，战争正处于转折关头。通过把握战争的转折，作出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很快捕捉到反攻时机，夺取到胜利，驾驭了战争。为了实施守势战略，魏国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使吴、蜀军来辄破于三城之下。吴国坚持夷陵要害为国之关限，在不能两全时甚至宁弃江陵而争西陵（夷陵后改此名）。他们守住上述对战争全局起重大作用的必争之地，通过掌握这些关节，驾驭了战争。
2、善于灵活地用兵
三国的战略指导，善于根据时间、地点、敌情、已情的变化，采取常法之外的巧妙处置办法实现战略企图，使人感到用兵上变化莫测。例如一般来说舍弃辎重，委军而争利，将冒较大的风险，为兵家所忌，但曹操北征乌桓时，中途放弃辎重，轻兵间道以掩敌不意，使乌桓军猝不及防，达成了战略突然性。又如关羽骁雄，硬攻其镇守的江陵，是难以如愿的口东吴利用关羽到前方北攻襄樊、后方空虚之际，白衣渡江，招降其守城将领，巧妙地占领了江陵。又如在大规模战争中出奇兵是较难的，但在魏灭蜀之战魏军受阻于剑阁不能前进被迫企图退兵时，邓艾偷渡阴平小路，行于无人烟处700余里，直冲蜀国的腹心，仍然达成出敌不意，迫使蜀国投降。在进行上述种种袭击时候，其共同处是发现敌人麻痹后，一反常规，隐真示假，荫蔽意图，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用意想不到的方法，。出其不意地发起奇袭，从而取得攻敌无备的大利。
3、善于把心理和政治瓦解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
三国时期的战咯指导，善于利用战争中的有利形势，展开心理的或政治的攻势，促使敌人精神动摇和崩溃，以减弱或者放弃抵抗。官渡、赤壁、夷陵三次决战，都是通过火攻，打乱敌之部署，使敌来不及组织应战，造成敌人精神动摇和崩溃，促使平时掩盖着的种种矛盾，突然间一齐爆发，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吕
蒙通过优待俘虏的驻在江陵的关羽将士家属，使企图回军江陵同其作战的关羽军将士丧失斗志，在回军途中不战而溃。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向其显示不可战胜的军威和团结他的政治愿望后，孟获既自感反抗无望，又对诸葛亮的宽大心悦诚服，从而甘心放弃抵抗。
上述情况反映出，三国时期战略指导总体水平比较突出。其所以如此，客观上是斗争复杂，竞争激烈，有利于产生高明的战略指导。主观上是冲破经学禁锢，思想比较解放，法家思潮大行其道，敢于提出乱世是权变之时，权谋位置应该在“仁义”之前，实行赏功能，而不像治平时期那样只是尚德行，因此仗怎样有利就怎样打，而不必有所顾忌，也没有更多的束缚。同时有大批曹操、诸葛亮那样的名士参与，这些人擅长王霸之略，既熟悉历史成败经验，又关心现实，深通兵书战策，把战略指导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四、全面变革中的军制
三国军事的第四个特点，是其军制发生了全面变革。这时社会环境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不仅由秦汉时代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转变为以豪强地主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而且由帝国的大一统，转变为群雄割据和三国鼎立，战争从以对外战争为主，转变为以连绵不断的内战为主。上述经济基础和战争对象的变化，要求军制适应强大起来的豪强大族的利益，适应新的割据和统一战争的内战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革新，其结果是三国时期的军制发生了秦汉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变革。
第一，在军队体制方面，建立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三结合体制。组建了强大的中央军，并划分为中军和外军，以中军充任宿卫和战略机动兵力，以外军派驻在外地，充任各战略方向的战区兵力。同时，重建了维护地方秩序的州郡兵。
第二，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建立最高统帅、辖区都督、州郡领兵官三级体制。兵权经常从皇帝处分离出来，被相权或开府之将军权瓜分，或者被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强臣所控制。外军兵权则往往落入辖区都督手中。
第三，在兵种构成方面，形成了各具优势的结构：魏国在北方，步骑兵战斗力较强，其骑兵独步天下，擅长平原、高原的步骑兵联合作战。蜀国在西南，战场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其步兵特别是弩兵战斗力较强，擅长山地步战。吴国地处东南，据有长江中下游，其水军具有空前规模，占据战略地位。
第四，在兵役制度方面，由多种集兵方式并存，过渡到世兵制。在豪强大族抵制征兵的条件下，汉末以募兵、收降、征兵、使少数民族当兵等多种方式征集兵员。建安后期，社会趋向安定，继续使用上述几种方式已经不可能征集到大量兵员，世兵制应运而生。在这种制度下，兵士终身当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兵士之家另立户籍，专项管理；入了士籍，不允许改为民籍；兵士的家属，集中居住，集中管理。
三国军制对于三国时期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依靠强大的中央军，重建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从体制上堵塞了汉末地方割据的乱源。借助各有所长的兵种结构，促进了三国鼎立的实现。它创建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世兵制，保证国家在困难情况下，获得固定的兵源，并且在把兵士变为职业兵后，提高了他们的作战技能，恢复了较强战斗力。它又是两晋南北朝军制的开山之作，后者是对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也有一些弊端，例如军事领导体制有利于强臣拥兵，导致政治接连不稳，上演汉魏、魏晋一出出禅代的史剧。
五、取得新进步的军事技术和战术
三国军事的第五个特点，是其军事技术和战术取得新的进步。军事技术的进步是多方面的。在防护装具方面，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等新型铠研制成功；便于骑士骑乘的马具技术成熟，马鞍普及；成建制的铁骑出现，说明用于保护乘马的马甲已大量生产。在军用车方面，曹操制成发飞石击破敌军楼橹的发石车。它不仅恢复了见于春秋末期《范蠡兵法》的失传的发飞石的古法，而且由于安装在战车上，成为可以机动的最早的炮车。诸葛亮通过改革运输车，制成木牛流马，以适应艰难的蜀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北伐粮食运输。在军事工程方面，东吴在战略要地依水构筑濡须坞，把规模比城小的永备筑城坞同水战结合起来，多次起到阻止曹军沿濡须水进入长江的重大作用。曹操取道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北征乌桓时，探寻旧径，掘山填谷，在短时间内修成急造军路500余里，技术上堪称辉煌成就。魏蜀边境上的褒斜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设的有梁有柱的木质悬空通道。魏、蜀军在边境交战时，经常有一方烧毁栈道阻止对方，大军每次通过该栈道时，大多数伴有繁重的修道任务。上述军事技术的进步，保障了各国对于军事技术的需要，有一些还发展成后世军队的主要装备。例如在铠甲方面，筒袖铠成了西晋的主要铠甲，两当铠成了南北朝最重要铠甲，明光铠成了南北朝又一个重要铠甲，也列为唐代13种铠甲之一。取得上述进步，是由于频繁激烈的战争提出了较大的需求，以及有远见、有魄力的统帅曹操、诸葛亮的亲自领导和直接参与，发挥了巧思。当时，发展军事技术所需的生产力非但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还遭到大破坏，社会上轻视技术的思想也根深蒂固。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是克服了上述种种困难取得的。
战术进步的重点是发展野战战术。因为这个时期武器装备的攻击能力弱于军事筑城的防御能力，城战战术发展余地小，所以重点发展野战战术。野战战术的进步表现在：
1、提高了军队机动能力。一是急疾行军增多，行军速度较高。夏侯渊以急疾行军闻名，“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①。司马懿奔袭孟达时，八日到新城城下，速度也很快。二是增强了军队机动时的安全保障。曹魏对行军进行严密的组织：认真组织侦察，察明行军沿途情况；礼请向导带路；建立运动保障，在前面“治道”“通路”；设立行军警戒，保障行军安全。诸葛亮对转移到新的宿营地的移营，规定了严格要求：移营前，作好准备；移营行军中，作好侦察和情况通报，遇到特殊地形，加强侦察和警戒；行军中各部遵循一定的次序、进行一定的队形变化；下营时按要求确定并标志营区的范围、方位、方向。
2、提高了阵战能力。一是在一段时间内普及了阵战，使之达到士民素习的程度。先后出现了下述阵：公孙瓒方阵，任峻复阵，乘之阵，诸葛亮八阵、连衡阵、三面圜阵，田豫圜阵，曹操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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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注引《魏书》。
阵，及阵名失载的袁绍之阵和张悌之阵。阵内一般以步、骑兵为主，有的配置了弩兵、车兵。阵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模，有翼、中坚、先登、殿后等部署。曹操还部署有战骑、陷骑、游骑。有列阵法，交战法，骑兵、车兵、战船运用法等基本阵法。规定了临阵必须执行金鼓旌旗命令，保持阵形整齐，奋勇杀敌。特设监督人员，由督战的部曲将执行监战。二是对阵法进行了革新。最突出的是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他针对魏军骑兵优势，以最先进的速射武器元戎为支撑，综合发挥步、弩、骑、车协同作战的威力，编成八阵。他的八阵，是五阵的变体，是四正四奇八阵合成的集团方阵，阵形可离，可合，可变。编成上是包容和对
称的，具有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的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以上是三国军事的五个特点。显然，三国军事是在频繁和大烈度战争中，具有纵横捭阖三角斗争的军事，具有出色战略指导的军事，具有全面变革军制的军事，也是具有军事技术和战术新进步的军事。
三国军事由于创造性地发展前代军事，而成为一个经验宝库，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一些发明创造，如诸葛亮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和八阵图都流传下来。《通典》卷一五七《卫公兵法》关于护卫辎重行军时的阵法变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关于唐太宗、李靖君臣对诸葛亮、曹操战术的探讨，都反映出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十分热衷于继承三国战术遗产。宋、元、明、清以来，这些战术、技术逐渐不适用，人们转而普及三国的讲史、演义、戏剧，在三国军事中重点寻求军事智慧。三国军事成了生动的军事历史教科书的题材，成了中国人民汲取军事历史智慧的重要源泉。同时，它在国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日本而言，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唐代宗上元元年)，留唐学者吉备真备在太宰府讲授八阵图。①到了今天，日本对三国军事的兴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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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古史《续日本纪》卷二十二。
未减退，反而升温了。一些政界、军界、商界、企业界的人士，纷纷从中汲取所需要的智慧。今天，尽管作战方式不同了，但是在三角斗争、战略指导、军队建设等问题上，三国军事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军事建设仍然有借鉴作用。毛泽东等许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经常把三国军事的战例、典故、语言信手拈来，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三国军事也已经进入我国文化之中，对于当今激烈的商战和经营管理，同样具有开拓视野、启发思路的作用，它也将在这方面得到应用，开出灿烂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