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秀
二、邓禹
三、冯异
四、马援
五、吴汉
六、耿弇
七、来歙
八、祭肜
九、窦固
十、窦宪
十一、段颎
后记
书要附图：
1、刘秀镇压绿林、赤眉军作战示意图
2、东汉平定刘永、董宪、张步作战示意图
3、东汉统一巴蜀作战示意图
4、窦固伐北匈奴作战经过示意图
5、窦宪破北匈奴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6、东汉羌人反抗战争形势示意图
7、黄巾农民起义概况图
绪 论
东汉王朝(25～220年)自刘秀建立开始，至献帝刘协下台结束，历时195年。这是继秦、西汉以后第三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东汉一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维持统一局面的时间较长，立国近2个世纪；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比西汉发达；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渐趋完备；此外，在军事领域也有建树，是个颇具特色的时期。
人类的军事活动，源远流长。作为研究人类军事活动发展规律的军事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东汉的军事史，不仅在时序上承前启后，而且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在当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武器装备得到了更新和改良；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私有制深化，促使集兵方式由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导致武装力量体制改革和军权的更加高度集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决定着战争的多发性和延续性；军事活动错综复杂和斗争的广泛深入，使军事思想、军事学术既有继承又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纵观东汉一代，在战争、军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皆有不少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探索。这里，仅就其中的主要之点首先做个概述。
其一，战争类型多，连续时间长，作战的决策和方法有特色。
东汉政权是西汉的继续，自建立之日起，便面临着各种问题和矛盾。自安、顺以降，豪族地主势力恶性膨胀，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故连绵不断的战争，贯穿于东汉的始终。不仅连续时间长，而且战争的类型也多，出现了封建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农民战争，还有军阀割据战争等。这些战争的决策指导和战略战术等，具有其鲜明的时代性。
东汉的统一战争。始自建武元年(25年)，止于建武十二年（36年）。当刘秀镇压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后，紧接着便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例如：在关东地区，先后平定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的刘永、昌虑（今山东枣庄西北）的董宪、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的张步、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彭宠等。在河西、陇右地区，先后平定了窦融、卢芳、隗嚣等。在南方及夷陵地区，先后平定了江淮的李宪，南阳的董、邓奉，以及成都的公孙述等。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进行的统一战争，无论在时空上，还是在作战对象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汉初年刘邦时的情况。经过这十余年的统一战争之后，东汉直到灵帝之前，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分裂局面，维护了国内的统一。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统一战争的最大特点是多势力、多政权并存，以一方消灭其他各方为根本目的。刘秀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利用当时政治、经济上的有利条件，长于策划，驾驭战略全局。他很注意观察形势，把握战机；重视战略基地，占
取地利优势；善于发现与选拔各种人才，聚集杰出的军事将领；积极争取盟友，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同时在作战指挥上，能巧妙地运用战法，对敌诱之以利，迫之以兵，以少击多，以弱胜强。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些经验，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借鉴。
东汉的民族战争。始于建武十一年（35年），一直延续到灵帝中平四年（187年）以后，为期160余年，历时极长。其间主要的军事活动有；（一）从建武十—年至灵帝建宁二年（35～169年），东汉与羌族的战争，以平定诸羌的反抗而结束。（二）从建武十五年至顺帝永和六年（39～141年），东汉与匈奴的战争以彻底击败北、南匈奴而告终。在此期间，由于打败了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经过多次交战，东汉重新统一了西域地区。（三）从建武二十二年至灵帝中平四年(46～187年)，东汉与乌桓、鲜卑的战争，虽未完全战胜鲜卑，但终于击败了乌桓。（四）从建武十七年至灵帝当政期间（41～188年），东汉征讨南蛮及西南夷的战争，以平定蛮夷的反抗而结束。这些民族战争的性质比较复杂，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既有为统一中国而战的进步战争，也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不义之战。东汉用兵西域是统一战争的继续。北击匈奴，征讨乌桓、鲜卑是保卫中原王朝，开拓边疆的军事行动。至于东汉对蛮夷、西羌各部族的战争及出师交趾，乃既有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的一面，也有镇压人民起义性质一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历史的主流，中原地区的统一及中原和边疆的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①。东汉时期，边境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匈奴、乌桓、鲜卑等，当时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经常“寇抄”边境。因此，汉王朝与它们的战争，实际上是先进与落后、封建主与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战争。汉军的胜利，对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内地与边疆的统一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东汉的民族战争，延续时间长，作战对象多，战场兼及南北，战争频发率高。在此期间，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东汉统治集团，在这频繁的民族战争中，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和具体方法不尽相同。但最常用的办法是“以夷伐夷”或“以夷制夷”。同时，在战争策略上，常采用恩威并用，远程包抄，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这些作战策略与战术，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经验。
东汉的农民战争。自安帝永初二年（108年）至东汉末年，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续不断。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大起义，是东汉后期历次农民起义的总汇，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当时广大农民为了反奴役、求生存，利用宗教作掩护，经过长期准备，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②的政治口号。起义动员令发出后，三十六方，同日俱起。“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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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②《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之激烈，为史所罕见。这时，东汉政权急忙研究对策，紧急进行部署，采取先防后剿的措施，首先加强京师外围的防御，继而调发天下精锐，分颍川、冀州、南阳三大战场出击，采用深夜进兵，虚张声势，顺风火攻等战术围剿黄巾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加之叛徒告密，仓促起义，战略失误，各地缺乏配合，黄巾主力经过九个月的奋战，最后失败了。但黄巾军余部（黑山军、白波军、青徐军等）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进行。黄巾农民军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使之名存实亡，有力地扫荡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大大地冲击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局面。这一历史经验，对以后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至献帝刘协下台。经过黄巾农民起义打击后，东汉政权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州郡牧守权力膨胀与豪族地主武装势力发展而形成军阀集团，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各据一方，拥兵自重，互相厮杀，使全国陷于军阀割据的混战之中。经过大，小军阀十余年的混战兼并，广大中原地区变成一片废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考诸东汉时期的战争，呈现着千姿百态、纵横交错的局面。各类战争连续不断，几乎没有间隙。在东汉的195年中，先后发生各类大小战争竟达260多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当时参预这些战争的势力，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也有各少数民族。由于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始终掌握着东汉政权，并成为各类军事活动中唯一全部参预其事的主体力量，所以探讨东汉的战争史时，不难发现，东汉政权作战的决策和方法在实践中体现出了许多特点，作战的指导艺术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少军事将领，还承袭历代战争中所使用的作战手段，表现出了多种战术并用的指挥才能。如：政治攻心，分化瓦解，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远程奔袭，欺诈伪装，兵不厌诈，军事间谍等。所有这些，都给军事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其二，军事制度上，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注重军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
东汉立国后，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体制，在政治上，着力于防范功臣、诸侯王干政；限制“三公”权力，提高尚书台地位；完善监察系统等。在此同时，对与政治相适应的军事制度，也围绕着集中军权，贯彻“居重驭轻”的方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东汉军制改革的重点在郡国。刘秀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对地方军进行了大量的裁减。如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①，取消地方上的专职武官；同年又“无都试之役”②，消弭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建武七年（31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③取消西汉以来的正卒之制。尽管其时编户的军籍仍存，有事仍可征发。但通过这样的改革，大大精简了地方军事力量，当然也减少了地方官吏借用“都试”之期，发动武装作乱的可能性。
至于中央的军事力量则相对加强。虽然其时对中央军也作了些调整，如对将吏在权力分配上的更动及卫士数量的部分压缩。但若和地方军相比，中央军的实力仍在不断强化。例如：以期门、羽林为主体的宫廷禁军，这时更加庞大和精锐；北军五校的实力加强，“置中候，以监五营”④；新增设了“黎阳营”和“雍营”这两支中央常备军。此外，当时各地所设的其他营士和屯兵，也收归了中央直接指挥，成为中央军的重要构成。中央军不仅在建置上日臻完备，而且较之地方军具有明显优势。它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统领，兵力集中，待遇优厚，武器精良等。故东汉一代，凡是较大的军事行动，往往有赖于中央军出击。中央军的主体地位，比西汉显得更为突出。
东汉除调整武装力量的结构之外，在领导体制上，还强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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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③《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权的高度集中。当时，凡武装力量的征发、调遣和动用之权，统归皇帝掌握。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成了事实上的军事权力机构。相反，全国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太尉，虽位居“三公”之首，但若非“录尚书事”，则无权统率和指挥军队。负责战场指挥的大将军、骠骑将军等，一概由皇帝任免，地位极不稳定。同时，监军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中央直辖军中常设监军吏员，对征战部队派使者随营监军，对地方部队乃实行督军制。监军吏员的权力很大，掌握和控制着军队的一切行动，以确保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
诸多史实表明，东汉军制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武装力量、兵役制度、军事训练到领导体制等，皆与西汉大异其趣。然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军权高度集中，在军队建设上，贯彻“居重驭轻”的方针，也就是强干弱枝，强化中央军，精简和削弱地方军，以中央军驾御地方军。宋人山斋易氏说：“汉之兵制，莫详于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①。其说甚是。
在军队建设上实行“居重驭轻”，组建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它对稳定东汉政治局势、拱卫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国家统一起有重要作用。为尔后几千年的军队建设，也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但另一方面，由于“罢材官、骑士”，“无都试之役”，又从整体上削弱了封建国家的军事力量，留下了反面经验。这表现在：一是大量裁减地方军、废除更戍役制后，导致战略后备力量薄弱。为弥补这个缺陷，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在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轮番的正卒；在边郡利用弛刑徒、属国兵守边，以替代从前的戍卒。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兵源不继”问题。二是罢除“都试”后，军队缺乏严格、必要的训练，而招募来的士兵，又成分复杂，素质很差，军风败坏，“不讲戎阵”。故到东汉后期，往往“每战常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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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
王旅不振”①，战斗力不强。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其三，武器装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得到更新和改良。
东汉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重大发展。尤其是手工业中与军工有关的冶铁、炼钢及舟车制造业等比西汉发达。
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武器的改进与更新。在当时，主要的常用武器，如矛、戟、刀、剑等，基本上均由钢铁制作而成，质量较高；一些不太适用的兵器，如戈、殳、钺等，或逐渐被淘汰，或退居次要地位；弩箭、铠甲等重要武器，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改进。已创制了“毒箭”②，以增强杀伤力。此外，东汉还发明了“钩镶”、“偃月刀（长刀）”等新式武器③。这些武器的更新和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军队的其他一些装备也得到了改良和发展。东汉时期，除军马广泛使用，指挥传令器具相对齐备外，军用车、船发展很快。当时，装备军队或于战争的车辆，种类甚多。见于文献记载者，主要有轻车④、戎车、云车⑤、指南车⑥、辎车。还有所谓輣车、衝车⑦、轈车、钝车、驰车⑧等等。这各种车辆的数量不一，功能有别，或用于征战如攻城、陷阵，或用于军资运输。至于装备水军的战船，其型制也较多样。主要有楼船⑨、蒙冲⑩、冒突?、赤马（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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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②《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③参见《考古》1975年第2期；《三国志·魏书·典韦传》。
④《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⑤⑦《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⑥《北堂书抄》卷一百四十。
⑧《说文·车部》。
⑨杜佑：《通典》。
⑩《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江表传》。
斗舰①等。打仗时出动的战船，往往动辄数千、上万艘之多。如：岑彭的军队与公孙述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②；曹操挥师东征，“大兴水军，凡舟万艘”③。不仅船的种类和数量多，而且船上已经使用了帆、舵、橹、锚等先进设备。④它和同期罗马木船相比，先进得多。故东汉的水军装备，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武器装备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恩格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⑤又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及有关胜负，取决于物质即经济的条件。"⑥战争不仅是军力和政治的竞赛，同时也是物质的竞赛。一个国家要建设强有力的军队，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发展生产，提高综合国力的整体水平。但是也要看到，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毕竟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只有人和武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克敌制胜的威力。历史经验证明，尽管东汉时的武器装备有所更新和改良，然而，由于当时武官多用文吏，不知兵要；特别自安、顺以降，政治腐败，兵员素质很差，“边郡守御之兵不精”。所以，仍然酿成长期边患，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点，和军事史上的许多正面经验一样，同样是宝贵的前车之鉴。
其四，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兵法有所继承和发展。
东汉一朝，由于统治者“偃武修文”，武官多近儒，对军事学术不太重视，加之谶纬神学笼罩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界。故当时的军事思想同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发展得较为缓慢，有影响的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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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张昭传》。
②《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③《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七，引曹丕《沂淮赋序》。
④上海交大史话组：《秦汉的船舶》，《文物》1977年第4期。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210页。
不多。但是，军事思想归根结底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汉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战争和长期的军事活动实践，对军事思想仍然有所推进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思想：注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东汉在实现全国统一之前，除更始政权外，群雄林立，还有各地的割据势力。面对众多的敌人，刘秀不是四面出击，而是首先消灭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更始政权。再以土地完富的河内为基地。“东举青徐”、“北取幽并”、“南面以号令天下”①。逐次剪灭关东、北境、南方等地的割据势力。最后，折转锋芒，全力进军陇蜀。刘秀在这些重大的战略行动中，不仅重视战略基地的作用，派寇恂镇抚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②，而且策划周密，先东后西，由近及远，分清主次先后，歼灭一个，再及其余，表现出了相当高超的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汉廷也是先解除党禁，加强防御，然后“发天下精兵”，对颍川，冀州、南阳三支主力黄巾军进攻，同样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可见东汉兵家对关系战争全局的战路问题十分重视。由于牢牢掌握着战争主动权，驾驭战略全局，所以能实现战略意图，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策略思想：主要采用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方法。刘秀在与王郎的对峙中，开初实力不如王郎。但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联合多数，能争取信都任光、和成邳彤、上谷耿况等势力，共同对付王郎，以造成我众敌寡的态势，故使王郎军迅速土崩瓦解。嗣后，在民族战争中，这一策略思想更是多有运用。如明帝征伐北匈奴时，汉军联合周边各少数民族共同出击。东汉在出征的四路大军中，均曾联合了南匈奴、乌桓、鲜卑的兵力。因军容很盛，北匈奴闻之，只好急忙逃往漠北。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班超于建初三年（78年），联合疏勒、康居、于寘、拘弥等国之兵万人，打击姑墨；永元六年(94年)，联合龟兹、鄯善等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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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卷第一上《光武皇帝纪》。
②《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兵力，合7万人，征讨焉耆，最后使西域50余国，皆纳质归汉。除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外，还实行“恩威并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将政略、战略、策略紧密配合，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联合多数，“以夷制夷”，不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打击主犯，而且有助于改变汉军兵源结构，埠轻内郡人民的兵役负担，使东汉王朝“坐享大功”①。
边防思想：主张整修武备，充实边疆。东汉初的边防政策虽较保守，重守而不主攻。但对边防设施仍很重视。刘秀曾多次采取措施，修缮“障塞、亭候”，以恢复与加强防务体系。然自安、顺以降，随着政治腐败，朝臣对边境“不明修守御之备”，导致“边郡虚荒”。王符针对当时状况，集中抨击了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的行径，认为：“唇亡齿寒，体伤心痛”；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自古未曾有“民危而国安者”也。为加强边防，振民安疆，他提出了充实边疆的理论和具体设想。首先，明确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朝臣“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任听边患蔓延；而一旦有警，则强令“边民内迁”。故今日边郡，“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如此，不仅在经济上带来严重后果，也是政治上的“大忧”，必须设法制止。接着，他论证了“实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自古君王皆懂得“务实边，盖以安中国”的道理。只有充实边疆，国家、人民才能“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而地处边疆之民，“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他们安土重迁，热爱家业，实边本有可能。所以应该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边郡以优惠政策。这样，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②。王符的边防思想，是西汉晁错“移民实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针对东汉后期的边防弊政，提出如上见解，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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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②以上所引，均见王符《潜夫论》中的《救边》、《议边》、《实边》。
治军思想：强调将帅的素质和修养。东汉前期，治军选将比较严格，重视人才。刘秀本人就是一位军政兼备、智慧豁达，刚毅稳健的著名军事统帅。当时重用了一大批治军有方的杰出将领。主要有：长于韬略、刚柔兼备、善于决策、治军威严、深得吏卒敬服的冯异，足智多谋、用兵灵活机动、英勇作战的岑彭；长于筹划、准确料敌、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有“马革裹尸”精神的马援；勇识非凡、善于出奇制胜的班超等等。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但到东汉后期，却有相当一部分将吏不懂军事。他们不明战略，不知抚死禄生，不明赏罚。军事素质、修养很差。故王符重新提出要认真选拔将帅。他认为必须选拔“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也就是要选拔那些才智卓绝、深通谋略的人才来担任将帅，掌握兵柄。在具体要求上，他认为：除应具备《孙子》中所说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这五条标准之外，还要有“敬”的品质，因为“智以折（料）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将帅只有集智、仁、敬、信、勇、严于一身，才能统兵打仗，使军队听从将帅的指挥。王符对将帅增加“敬”的条件，认为 “敬以招贤”，不可缺少，这是对《孙子》理论的补充与发展。此外，对选拔将领的途径和办法，王符认为要任人唯贤，不能论资排辈，“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②否则，就等于把国家交给敌人。选择将帅是中国古代兵家历来就很重视的问题：王符在吸收前人经验和总结当时将帅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其中不乏光彩之论，这是对军事理论的一个贡献。
最后，需要特别在这里指出的是，东汉军事史的内容虽然很丰富，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仍是我们目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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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兵法·计篇》。
②以上所引均见《潜夫论·劝将》。
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东汉军事史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1900年到1992年的研究成果统计看，除农民战争外，专论东汉军事的文章甚少，而有分量的论著更是寥若晨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殊多，大概主要是由于军事史这门学科具有交又学科的性质，难度较大，同时也是困于史料简缺所致吧。
要想全面、客观地反映东汉军事史的真相，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恩等经典作家有关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方面的论述很多。其中许多总结性的论断带有普遍意义。现代军事技术虽然较一个世纪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种种军事原则、建军思想、战争观点等，并未“过时”，仍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对我们研究工作仍有指导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方法上，还当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一）将军事与政治、经济做综合考察。研究东汉军事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当时的军制史、战争史、武器装备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多个子系统。然而；对整个东汉史这一大系统来说，军事史则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又都是子系统。因此，研究军事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孤立进行，当和同期的政治、经济等状况进行全面考察。例如：东汉兵役制度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募兵制代替征兵制。这首先是由西生产关系的核心，即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纷纷破产流亡、脱离版籍，征兵制失去了合理摊派的基础。同时，在政治体制上，“省诸郡都尉”，罢除了负责征兵的主管单位。再加上当时重文轻武，军功爵制走向轻滥。所以征兵渐衰，募兵日甚。这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军制，除取决于经济基础外，还受政治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其他如军事后勤、武器装备乃至战争等，同样都与经济、政治密切相连。经济是基础，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它们之间不可分割。故研究军事时，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把它放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进行考察，正确阐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注意各个领域和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研究工作的渗透性。
（二）将两汉的军事作比较研究。东汉时期，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西汉的制度，军事上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例如：东汉的中央宿卫军分宫廷禁军、官城近卫军和北军五校三部分，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西汉的旧制，都是由郎卫、卫士及屯戍兵三大系统组成。但在具体内容上，东汉乃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东汉的宫廷禁军比前庞大，并突出了虎贲、羽林的地位；宫城近卫军的编制比西汉有所压缩，东汉已无“南军”之名；“北军”沿用西汉旧名，但在形式上已分为执金吾所领之兵和五校尉所统之兵两部分。可见，东汉中央军的建制，既源于西汉，而又有所不同，它更加趋向于完备。将两汉的军制、兵器、后勤、军事思想等，皆作一番比较，确乎必不可少。因为比较是鉴别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是从分析、综合到抽象的桥梁，也是揭示事物矛盾、把握事物内部联系，从而认识事物本质的有效方法。通过前后的比较，有助于了解东汉军事史的发展脉络，找出它的发展阶段与层次，有助于认识东汉军事史的历史特点，探求它的发展规律。这是研究秦汉史的传统方法之一，至关重要。
（三）用考古资料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东汉军事史的文献资料不多，除熟读《后汉书》等外，必须向考古进军。对有关的简牍、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碑刻、遗址、墓葬及出土器物，要广泛搜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是进行研究的基石，为做好这部分工作，既要审定资料的可靠性，又要编写大事记及资料长编。凡文献记载阙如的问题，力求通过文物考古资料来说明。例如：东汉边防设施之一的“坞壁”，文献对其建筑形式，言之不详。但在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壁画中的“坞壁图”①，及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坞壁模型”②，却弥补了文献记录的简缺，提供了东汉坞壁的形式、结构、作用等珍贵的资料。东汉的兵器，如“钩镶”、“五十涑钢剑”③等，也是如此，都有赖于出土器物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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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和林格尔汉墓壁藏》，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
③“五十涑钢剑”见《文物》1979年第7期。
证明。所以，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参证，有助于反映历史的原貌。
综上所述，深入研究东汉军事史，对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军事运动的发展规律，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等，均有重要意义。但这部《东汉军事史》，诚属草创。如今公布于众，有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多予赐教。
